^{_{国研中心：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政府企业集中 改革将由公转私}}

本报记者 申剑丽 北京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之一是，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而去年与前年的类似表述，分别是“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局部表述的差距，被专家看作明年收入分配改革推进的信号。

作为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国研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尽管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的是，学者都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扩大和重启内需的重要途径，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更多的国资收入转化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成为了共同的呼声。

收入过于向政府企业集中

余斌在报告中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

问题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他援引数据称，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金三林详细介绍说，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而这和国外情况恰恰相反。”金指出。

余斌的调研也发现了一个相关事实：虽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在不断上升，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来已超过20%；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

由此带来消费增长的变化，“我国的消费率自上世纪80年代后总体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00年后急速下降。”金指出。

他的调研发现，自1979-2007年我国的消费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支出法计算的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

问题之二是，二次分配调节效果并不明显。他们调研发现，从二次分配的结果观察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变化不大，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政府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然而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却在下降。

问题之三在于，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余斌提到，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因，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金三林则直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分配调节对策

余斌等学者也相应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建议。

余认为，改革的路径，应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三层面入手。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方面，除继续完善最低工资等制度外，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劳动技能和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力价值。

同时，他们建议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松对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缩小行业差距。余直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全民保障性资产，“其经营或出售取得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加财产性收入也被提及，“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税收制度和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性支出。他们建议，个税征收应按照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原则，来设计税率；同时应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适当调整扣除标准，并考虑地区差异。

在企业所得税征收方面，则应对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特别税收。

此外，他们建议，适时开征不动产税，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税合一，税率与单户面积、价值和容积率等挂钩，采取累进税率。

“在条件具备时，还要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余斌说。

在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方面，他们建议提高两个比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及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与之相关的是，他建议政府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从“一线”退下来，将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尽可能向民营资本开放，从而减少政府支出，将节约的资金，更多投向三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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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3日 08:20深圳商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6条

蔡继明

 

记者：目前人们都在讨论要增加居民收入，其中有一个观点是希望从国家财政拿出一部分给全国人民，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蔡继明：这是不言而喻的。整个国民收入首先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政府的收入，另一部分切下来的就是居民。这个居民包括城乡居民，也包括企业。

现在这个蛋糕肯定是政府拿走的多，居民拿的少。现在的居民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八九，可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二三十。显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因此我们提出要合理地调整我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其中一个不合理的方面，就是政府拿走的过多，留给居民的过少。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当中，60%是用来解决居民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我国在财政支出当中大概有20%左右是用在这几项上的。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越多的财政收入，居民的收入就会越少。收入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倒乐得看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把更多的蛋糕留给市场，留给居民，留给他们去分。

有可能减少吗？我认为有可能。第一，政府要压缩自己的行政开支。第二，政府的很多投资应该是转向民间，让民间去投。第三，把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民生。这样即使政府掌握较少的财政资源，也会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网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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