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两篇

朱大可：国家叙事的语文瓶颈

2008年的国家叙事，遭遇了语文的狭隘瓶颈。这是早期意见社会所要面对的必然困境。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败笔，就是一对央视解说员的解说。他们的陈旧理念和文艺腔抒情，显得如此酸腐可笑，跟人类的普世价值离蹄万里，从语词内部分裂了中国观众与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张艺谋等人对传统符号的误读，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
除了奥运会开幕式，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宣示文本中，也出现过大量语文错误。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变到杨佳血案，有关部门的告示、新闻发言和答记者之问，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和叙事漏洞，都已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国家叙事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表述，首先必须符合事实真相，其次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否则就只能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华南虎照片的造假（“修辞”）破绽，从一开始就被民众识破，而地方官员还要振振有辞地加以辩解。瓮安事变的官方叙事，至今无法就少女自杀动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俯卧撑”之说，已成为低级谎言的代名词。杨佳的杀人动机，更是有关部门的叙事漏洞。这些官方叙事的语文错误，正在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伤害。
就在文官作文屡屡犯错的同时，官方作家叙事也出现了严重病兆。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曾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官方语文的叙事危机。语文，这件寻常的交际工具，从反面证明了自身存在的重大意义。所有那些行政官员和官方文人，在庄严悠久的语文先生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霸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1、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2、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3、民众的意见表达，还有各种不成熟的表现，例如未能自我过滤各种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等等；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但无论如何，这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
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民众站在滑稽语词的台座上，跳起令人晕眩的语文舞蹈。他们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中国语文经历长期冷遇之后，再次被意见社会送上了无限炽热的云端。
不错，“语文”既是一种批评性隐喻，也是一种真切的文官技能。行政表达的语文弱势，业已成为民主建设的严重障碍。落后的语文水平，拖了政治改革的后腿。为此，重新恢复大学语文公共课的呼声，正在变得日益高涨。那些新闻发言人、官方新闻稿的写手，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有必要率先作大学语文的教育回炉，重修逻辑、语法和修辞课程。只要通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就能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官方叙事和公共言说。这种基础能力测试，应当被列入全体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毫无疑问，公务员在具备政治良知的同时，必须兼备基本的语文能力，据此讲述合格的故事，维系政府言论诚信的底线，而不至于被民众误解为拙劣的谎言机器。在意见社会，只有穿越这狭小的语文瓶颈，行政体系才会有自我进化的希望。
朱大可之上海书展演讲稿：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路和南京路，早已经成是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的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飞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海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提醒，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错误。自先秦以来，这种乐器的演奏就为丧礼所专用。湖北民间自今还保留着“丧歌队”的传统，它是“击缶而歌”的一种历史遗存，它只能出现于死亡的现场，而不在喜庆和生命狂欢的典礼上。在我看来，正是对历史的错误记忆制造了文化笑话——用“丧乐”谱写开幕式的第一乐章。这个反面例证教导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无数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我们正在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事，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4万张历史照片，都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的美妙素材。
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文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语境里，这个语词似乎只是一种文化隐喻，但足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本性。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每一种优秀的记忆，都能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场盛大的授勋仪式，无疑是普京个人的政治需要，却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正是索氏本人不顾生命危险，保护了那些最黑暗的记忆，并因此推动了俄罗斯的政治反思和社会变革。
把记忆提升到“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原载《华商报》2008年8月16日第17版）
本文题图： 沈汉武之“红卫兵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