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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康小小说的审美意蕴浏览：0 | 发布于：2010.08.07 | 分类：默认分类

　　古人常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说明作家的思想总会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来。我们读李永康的小小说，也会有这样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的作品，尤其是小小说作品，有着特别的散文结构诗歌味，有着特别的生活感悟调侃味，有着特别的人生练达哲理味。诗歌味、调侃味和哲理味浸透其间的“三味”书“物”（作品），实实在在地具有一种独特意蕴，这种意蕴在小小说正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过程中，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价值也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一、散文结构诗歌味

　　我不是很清楚李永康除了写小说外是否还写散文和诗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李永康是喜欢散文和诗歌的，正是这种喜欢，会潜移默化于文字精悍短小的小小说作品中，并使小小说具有一种散文特征的诗歌味。具体来说，他的小小说诗歌味是建立在以下情形基础上的――故事性并不强，也就是说故事结构框架并不缜密，但思维空间却大大拓展；情节要点四处可见，却被发散的抒情意味涵盖其间；叙事功能明显弱化，人物性格彰显依赖意境的作品整体上呈现一种富有哲理的散文化或说是诗化倾向。

　　诗言志，歌咏言。关于小说的诗歌味,海南旅行社，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即可清晰发见。无论是现实主义流派文学研究会，还是浪漫主义流派创造社；无论是蛰居北京的京派作家群，还是沉醉上海的海派作家群，一大批小说作家诸如庐隐、淦女士、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都是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在文学政治化和文学功利化如此严重的革命时期，尚且有大量抒情小说存在，那么改革开放早就的太平盛世时期，抒情小说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永康作为一个生长于四川的60年代作家，对传统文学精华的吸纳和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涵括，都是属于那个时代所有作家有关知识积淀的潜在前提。也因此，在李永康的小小说中，无论是《两棵树》对树的拟人化描写，还是《生命是美丽的》中肆意铺陈的情感宣泄，抑或是《十二岁出门远行》中心理活动的极力展示，以及《路》、《女教师与蝎子》、《红樱桃》、《美的诞生》、《善与真》等作品，可以说《红樱桃》（2008年，东方出版社）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巧妙地运用了散文化叙事结构：故事情节淡化，而意识流式的散文特征非常明显。看似小小说，有情节有人物有细节描写，但却又像是散文，形散神不散。在他的作品里，散文和小说的区分难以界定――但不论是从散文的角度来读，还是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他的作品都能让人体悟到一种经典美文的无限张力。当然，这种张力又是建立在他对题材的多样选择与语言的细致表达之上的。

　　关于题材的选择，李永康显示出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与得心应手的撷取。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会有最擅长的题材，这也就出现了乡土文学和乡土作家，城市文学与城市作家，玄幻文学与玄幻作家，等等。当然，任何一个作家也并非只擅长于某个方面，往往会涉猎其他一些方面的题材，诸如乡土文学的作家往往就生存在于城市，他们厌倦了城市的喧哗而在心灵中回归乡土，但真需让他们离开城市回到乡土时又有了新的不舍，因此乡土题材中有着城市题材的影子。我不清楚李永康是属于乡土还是城市，但可以明确地说，李永康是回望乡土的城市人或者说是眺望城市的乡下人，因为他作品中的题材选择（又具体表现为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关注乡土炊烟的乡下人，对知识有不同认知角度的兄弟俩（《兄弟》），从来不曾迟到却为了学生永远迟到的黎老师（《迟到》），渴望平等渴望尊严的乡村小姑娘王玉梅来自贫寒山区（《生活》），爱国爱民爱家的将军（《将军树》），不喜欢城里而愿意生活在老屋的五奶奶（《五奶奶》），等等。一类是关涉世态炎凉的城市底层，如为免啤酒瓶爆炸而回收空酒瓶的善良秉性的“他”（《酒干倘卖无》），热爱文学的知天命老人（《作家》），想到郊区吃一餐渣渣面的张三李四（《代价》），一直渴望互相做次生意的A与B（《机会》），真情反被无情误的“我”（《老板不知道的》），等等。一类是瞩目于自然风物类，如风景区两棵特别的松树，在风雨几十年后两种不同结局（《两棵树》），微型小说发展趋势中的微型小说（《关于微型小说的微型小》）等。

　　小小说由于篇幅较小，对文字的要求就要比其他文学种类更高，既要通顺又要追求精炼简洁，而诗歌味也在这种文本或雅致或诗化或朴素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汪曾祺多次说过，小小说里应该有一些诗的因素：“短篇小说和诗杂交出来的一个新的品种……，小小说比抒情诗更具情节性的那么一种东西”。按照这个参照，李永康的作品语言是优美的，读他的文章就如品味一壶陈年老酒，醇香而不刺鼻，朴素而不华丽，却能让人在品读过程中扑捉到一丝丝诗歌意蕴。李永康对语言的把握非常到位，该精炼的地方非常精炼，如《沧桑泪》表现三代人思想观点的是少量的文字，特别是“我说他是瞎子就是瞎子！”充满着一种传统因袭；《美的诞生》对一个购书人的描写，细致却又并不张扬；《将军树》里排比式的短句，刻画着一位生于斯长死于斯的伟大将军；《杨子荣》里首尾照应式的简练，诠释着一位善良朴实的农民；《机会》中A与B的心理对话，质朴而又意蕴深远；《岁月》中对话式结构解剖着一代代围城人；《特别通行证》里简单的对话就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等等。当然，李永康在某些作品中也毫不吝啬语言的铺陈，甚至有的作品显得有些“?嗦”，但这些看似累赘的语言，却深刻地刻画着主人公的性格和作品价值的凸显。如《十二岁出门远行》，以一个孩童的视角，懂得了亲情与友情，也懂得了父辈之间简单而又厚重的爱情，更懂得了成长的历程；《无言的结局》里诸多细节描写，展示了人性根底的善与恶。

　　当然，我们在评析李永康小小说的诗歌味，其实这种散文化的结构铺陈，并非他独创，但是作为小小说实践的有力推动者，他对当代小小说散文化方向发展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因此，从短篇小说里分化出来的小小说，诗歌味或者说是抒情式小小说的大量出现，说明了小小说发展正进入一个更为蓬勃活跃的时期。

　　二、生活感悟调侃味

　　众所周知，当代小小说的兴盛，其实源于大众文化滥觞的现实语境。而娱乐趣味性是大众文化之所以能让大众如痴如醉的秘密所在，大众文化从此意义上来衡量其实是一种娱乐文化，因为大众接受大众文化的直接目的就是享受其娱乐趣味性。而小小说的娱乐趣味，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表现在内容幽默而显“幽趣”，一个是表现在情节反转而显“大趣”。李永康作为一个具有明显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其实在作品中是不拒绝调侃的，甚至有时候其幽默味更具有一种文化味。当然这种调侃味，是建立在对他生活的深刻感悟基础之上的。

　　一般来说，大众文化肆意影响下的小小说呈现对审美趣味的追求，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富有情趣：一是它的游戏消遣的趣味性、可读性；二是它的社会风俗、民族文化蕴涵以及作者与世俗生活的沟通性、融洽性；三是作品某些技巧的“迷惑性”与“跌宕性”；四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巧合与幽默性。小小说的趣味性主要在于通过审美得到自由享受与审美快感，但它又和其他娱乐活动甚至纯粹故事里所展示的娱乐表现并不能等同，它有自身独特的内容趣味指向和内转机制：比如幽默雅趣，喜欢让作家隐于小小说幕后，让读者与作家一起参与创造，心与读者相通，产生诸如讥讽与抨击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讽刺、幽默等作品。在李永康的作品中，其调侃味也是建立在作品的内容情趣基础上的。而在这些作品中，对作家的调侃成为其中最大的亮点。辛辛苦苦自费出版的书，无处售卖，只好采取到书店寄卖的形式，最后才知道销售如此之好乃是因为老伴偷偷地买走（《理解》）；“我”为什么能成就为一个获得很多文学奖励证书的作家，那是因为“我”深谙花钱就能“获奖”的缘由（《我是一个获奖专业户》）；杀猪的“胡屠夫”千辛万苦出了本书，并请专家题写了序言，可意外的是“老者”认为除去那篇名家序言其他还是能看看的（《胡屠夫出书》）。当然，对人情世故的披露也是李永康关注的焦点，“有事就打手机”的潜台词背后是“手机”是人情世故的缩影，关键时候帮忙的永远都是自己的亲人（《手机手机》）；改造积极而又擅长作秀的“陈平”不仅让知识分子看不上，就连领导也看不上（《绝招》）；标榜为作家的A、B、C、D，在讨论如何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时，却对一位真正的乞讨者冷眼相看（《可怜》）。这些在内容幽默中显示出一种“幽趣”的作品，本身就是幽默的，甚至有时凸显出一种苦涩味。

　　阿?托尔斯泰也说过：只有好的结构才能使小小说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也因此，“欧?亨利式结尾”成为一部小说好看好读的最经典运作模式。因为这种结构常常在文章情节结尾时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但从上面可以观之，李永康的小小说似乎与“欧?亨利式结尾”有些绝缘，在他作品中，很少有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叙事结构，更多的是散文的随意抵达，作品情节的流向完全都是意识流。而这种意识流却让小小说具有了别样的好看意味，深附其间的调侃味自始至终流泻。“李老师”的儿子不想上大学，认为再努力最终也是混个饭碗,大连旅行社，而镇上的王经理、张董事长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怪圈》），读五年级的儿子和我在街上坐车时，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书包，好心好意找到失主时，被告知这是一个诚实测试（《书包》）；女教师最后才知道男友为什么离开自己，原来是男友在乡村小学的那个夜晚被蝎子蛰过（《女教师与蝎子》）；做了父亲的“他”和孩子在大街上散步，望见前面蹒跚走路摔倒的老人说是瞎子，而最后的结果是那老人却是自己的父亲（《沧桑泪》）；客车上抢位置的小伙子，在大家的笑声中后知道让座给后面的大娘（《笑浪里的苏醒》）；姑娘分文不要地在养殖场养猪，当女主人怀疑她有什么动机辞退她后，发现对方原来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娟娟》）；“我”在大街上买挂历碰到了老同学，邀请去他家坐坐时信口说了句送挂历，哭笑不得地把挂历送给了挂历多如牛毛的老同学（《无言的结局》）；等等。

　　李永康作品中的调侃味，其实都源于他对生活的足够体会，作为一个在1987年就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来说，生活的感悟是他创作的根源，他不会为了创作而去创作，也因此他小小说中的调侃味，必须经过认真细致地品味。可以说，读李永康的任何作品，无论是调侃味的还是散文味的，抑或是哲理味的小小说，都需要回过头来认真思考，否则就难以理解作者的深刻思想和作品中透露出的深刻内涵。我曾经和他做过一些交流，读他的小小说，读一遍，也许看不懂，读两遍，也许看懂了一部分，而多读几遍，才能挖掘出作品中的真正意旨。

　　三、人生练达哲理味

　　李永康的很多小小说作品都被《读者》、《作家文摘》、《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甚至有的作品被翻译成为多种外文。为什么他的小小说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其实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李永康是在用心写作，在日益浮躁的现实社会里，他这样一种写作状态，不能使他的作品成千上万，但有可能使他的作品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作品数量与质量的不对等，是目前小小说创作界正在重视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兼为评论家和编辑的李永康，在创作作品时，可以说是经常善于在作品的含蓄处埋藏着厚重的哲理，这也就是他作品中透露出的人生练达似的哲理味。

　　李永康作品中的哲理味往往是通过“暗示”、“双关”与“象征”予以体现的，可以说，李永康是一个善于运用修辞手法的作家，但他又对修辞手法表现为一种拒绝状态，即他不会铺陈修辞，而是在字里行间隐露出来，从而达到“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美好意境。《两棵树》是作品集《红樱桃》的开篇之作，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我认为远远超过作为文集标题的《红樱桃》。《两棵树》的两棵树都是松树，在它们都还是松果子的时候，它们都渴望落在好土里生根发芽，遗憾的是它们分开了：一颗生长在好土里，一颗生长在悬崖上。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它们都有着强悍的生存毅力，但天意作物，长在好土里的水桶粗状松树在一个黑夜的风雨里匍匐在地，而那颗悬崖峭壁上的松树却在风雨中昂首挺立。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呢，逆境与顺境的区别永远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扎根厚重土地，努力拼搏成长，风雨过后见彩虹时，就是奋斗者豪迈的笑声。《路》里的“我”在奋斗多年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人都有一条成功的路在等着你，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找到它。而这样的道理，又何尝不是每一个成功者过后的经典总结呢？！找准人生方向并一直往前走，路必将越走越宽。《不可预料》中的“他”作为班主任，坚持对学生一视同仁，而不是依据哪位家长的过分热情。而当“他”收下家长们送的礼物后，结局只有两个：要不继续坚持己见，要不走向人生悬崖。《善与真》中的“爷爷”，一直相信善有善报的传统伦理，也因此他能在八十九岁去世时，“他走得很安详”。《机会》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A”和“B”就如现实中我们的每一个人，总是希望朝着理想走，却又在理想的半路上歇下脚来等候，最终的结局也许是“A”和“B”几十年一直没有合作过，“A和B的遗言没有人能听明白”。

　　对情感的描写，是李永康作品中透露出的一大亮点，他喜欢在作品中建构一种感情距离，缔造一个情感空间。而在这些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几篇关于爱情的小小说。比如《二胡的悲剧》、《爱的荒漠》、《爱我的人已经飞走了》、《成都初恋》、《二十年之约》、《黑蝴蝶》、《岁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情应当恰到好处，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见合适的人，否则一切都是一种错误的搭配。这种爱情观也衬托出一种别样的哲理味，即远与近，多与少。《二胡的悲剧》不是物品“二胡”的悲剧，而是人的悲剧，这种悲剧可以让那所音乐学院的老师蹉跎不已，也更让“我”在面对真正爱情的时候缺乏一种魄力，虽然这种魄力在年少无知时往往都会缺少，但“我”失去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一个纯真女孩一生的幸福。《爱的荒漠》里的艺术家让《二胡的悲剧》里的故事没有再上演，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艺术终究是来源于生活，当面对来客“凤妞”的一番话，艺术家终于明白了艺术的真谛和爱情的真谛。遗憾的是，《爱我的人已经飞走了》和《黑蝴蝶》里的“我”并非都是艺术家，现实中的我们永远都是跟着感觉走，在这种感觉走的过程中抛弃了爱情，以及在美妙故事过后的凄然结局（《成都初恋》）。不过人生或许永远都超脱不了现实的羁绊，关键是在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中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走向，《二十年之约》和《岁月》告诉了我们，过好每一天，人生自然生成的哲理意蕴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把握现在也就把握了未来，当然也就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一旦在人生之路上走错了方向，那么可以预知的结果也将无需展示（《别一路车》）。

　　前面我就提到过，李永康是一位作家兼理论家和编辑，在面对小小说（微型小说）的发展路径上，他在《关于微型小说的微型小说》和《二十世纪末微型小说界一场将起未起的官司》中，似乎对当前小小说创作状况和作家创作环境进行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关注：无论是作家创作作品，还是作家面对形形色色的质疑，都因为社会的不可预知性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这对于小小说作家还是读者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社会现象。但我相信，无论现实社会多么复杂，作家创作环境多么复杂，李永康都将会继续走下去，因为从他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定的李永康，一个独立的李永康，一个将诗歌味、调侃味和哲理味杂糅作品中富有特别审美意蕴的李永康。作为一个作家，有自己的创作风格，有自己的写作思想，有自己的努力拼搏，就足以证明他会在创作之路上越走越稳健。我相信，其他作家也能这样做到，那么小小说也将在文学百花园里不仅仅是一枝奇葩，而将是一棵与其他文学种类媲美的“松树”。（张春）

　　张春，湖南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生，迄今在《人民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权威理论期刊独立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