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儿子，比爸爸

比儿子，比爸爸

    “我爸是李刚”近来比较流行，它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某官员的儿子酒后驾车，在大学校园撞了两个女学生，一死一伤。司机没有停车，继续驾车办自己的事情，后来被学生和保安拦下，肇事者不仅没有关心伤者，态度还十分嚣张，面对众人开口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该报道一出，针对事件的处理似乎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第一焦点，“我爸是李刚”这句话立即传遍海内外。某家国外报纸甚至把“我爸是李刚”登上了头版头条，称其是中国的一个“隐晦的笑话”。国内很多人发起了“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参与者众多，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恨爹不成刚——如今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爸爸。

    在“我爸是李刚”的风靡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人，尤其是媒体把矛头指向政府、官员、官二代。《纽约时报》说，李刚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一些政府的强权意识。《金融时报》称李刚似乎是一个万能的超人。由于“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确发生在一个政府官员及其儿子身上，人们把评论的焦点集中在官员、政府方面，有其自然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对于“我爸是李刚”的全部火力都针对政府、官员，则未必公平，很可能会转移了我们对于这一事件本质的认识。

    “我爸是李刚”的本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比比谁的爸爸厉害，只不过在这个故事里，李刚恰巧是一个官员。事实上，如果李刚不是政府官员，“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的句子和观念同样可以存在。比方说“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在美国就具有比“李刚”更大的威力；比方说在美国，某个年轻人甚至是孩子，如果同某个黑帮老大有亲密的关系，其效果也堪比“我爸是李刚”；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有些洋奴摆谱的时候就会说：我的洋人老板是谁谁谁，今天可能也有这种人。从一个好爸爸的标准说，克林顿可以算一个，盖茨、巴菲特、李嘉诚作为好爸爸标准的诱惑，丝毫不亚于克林顿，而李刚不过是一个撞在枪口上的七品小小芝麻官。“我爸是李刚”这一观念从本质上说，是等级制度的体现，高等级的权利很自然地延伸到后代身上。在这一事件中，父亲李刚恰好是一个官员，官员的确可以算一个等级，但是，它并不能掩盖等级意识的体现，尤其是金钱等级。比比谁的爸爸厉害，无非是比比谁的爸爸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更高。

    如果把“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完全看成是中国特色，那就会得出片面的结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还有一个强烈的观念，叫做“望子成龙”，它与“恨爹不成刚”是怎样的关系？“望子成龙”是中国平民社会的典型产物，这个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说明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平民社会。只有在平民社会中，每一个普通人才能怀抱“望子成龙”的念头，才可能实现“望子成龙”的目标。而在等级制度中，低等级的社会成员根本没有前途，也就根本不会产生“望子成龙”的念头，更何况为此而努力。“望子成龙”的观念在西方历史上几乎没有，直到近代才开始出现，恰恰说明西方长期都是等级制度，到近代才进入平民社会。所以，从中国人很早就有“望子成龙”这一热切愿望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比西方先进得多。当很久以前的中国人都能怀抱“望子成龙”的理想并努力实现时，西方社会则只能奉行“我爸是李刚”。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在拥有强烈的“望子成龙”欲望的同时，也同样存在“封妻荫子”，后者似乎大致等同于“我爸是李刚”。然而，中国古代的“封妻荫子”与“我爸是李刚”还是有较大不同。因为，在中国古代，要得到“封妻荫子”的荣耀，前提主要是个人努力，先实现“望子成龙”，然后再实现“封妻荫子”。而且，在“封妻荫子”的同时，中国人还有一个理想叫做“光宗耀祖”。也就是说，祖上、父辈默默无闻没关系，只要后代努力，就可以替祖上、父辈带来荣耀，顺便也能荫佑后代。所以，它与单纯等级制度下的“我爸是李刚”有着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西方等级制度会造成“我爸是李刚”的绝对化，而中国的平民社会更可能产生的是“我儿是李刚”，“恨儿不成刚”。从文化上说，西方更喜欢比爸爸，中国更喜欢比儿子。

    中国的平民社会历史悠久，从理论上说，秦朝的商鞅变法就是中国平民社会的开端，但是，此后也有多次反复。然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平民社会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望子成龙”的愿望在中国社会大于“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是一个事实。在中国社会，“望子成龙”不会遭人嘲笑，标榜“我爸是李刚”则会被社会不齿。最近国内媒体和网络流行“我爸是李刚”的造句比赛，对“比爸爸”表现出明显的贬义，正是这一中国传统的体现。这种精神在西方社会起源很晚，19世纪初，司汤达写《红与黑》的时候，“望子成龙”在欧洲还是被人嘲笑的对象：你这个没有贵族地位的普通人，居然还想“望子成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因此，在那个时候，西方社会的某些人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高喊：“我爸是李刚”。

    虽然西方社会在近代也渐渐变成平民社会，但是，他们等级制度的残留依然严重，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现代西方社会以金钱等级代替以前的其他等级。此外，西方文化中的血统论、种族主义都是等级制度的体现，至今也未彻底清除。不幸的是，西方这一并不彻底的平民社会，或者说西方现代平民社会大量残留的等级意识，如今又传染给了中国。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早已不是等级制度，但是，社会上下的阶层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努力的、对社会有贡献人应该获得更大的回报，平民社会并不是说彻底平等，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平的原则下改变自己，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有充分的双向流动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确也有等级高低的现象，例如官员，但与等级制度不同的是，官员等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久世袭的。可悲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保留的这种合理的阶层状态，与西方社会现代严重残留的等级制度结合后，终于结出了“我爸是李刚”这样的恶果。这是中国社会受西方影响之后的倒退。然而，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我爸是李刚”几乎遭到全中国社会的谴责，这一谴责的观念源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