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身后的改革开放执行者谷牧究竟做了些什么

谷牧敲定日本贷款 母亲连声责骂他“汉奸”

邓小平：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解说：197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整个国家在跌入谷底后，开始寻找向上的动力。从西欧五国考察归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意识到，一个刚刚走出封闭的国家，想要在世界经济的竞技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首先要做得应该是解放思想，借用外脑。这天谷牧找到邓小平商量，可否聘请几位世界名人做政府的顾问，这样可以使整个国家少走弯路。

李灝（原深圳市委书记、原谷牧秘书）：1979年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忽略了，就是说向人家学习，怎么学习法，也提到要派人到外面去学习，也提到招人来学习。实际上当中有重要一条，也得聘请人家来当顾问，在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我们借用它的力，那应该也是谷牧同志开始的。

解说：在谷牧的邀请下，1979年春节，日本经济专家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到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为中共高层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他们介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及其利弊，以及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种种经验，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高层接受的第一次经济启蒙。此后讲座发展成为每年一次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会议期间双方官员、学者、专家不见记者，不对外，关起门来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思路一旦打开机会随之而来，1979年5月日本友好人士传来消息，中国可以争取来自日本政府的援外贷款。

李灏：他讲我日本有两种贷款，一种贷款叫做海外协力基金，专门每年大概拿二三十亿，基本上等于低率，很低很低的利率，还款期30年的，他说每年这个贷款现在印度用得最多，你中国还没用，他说这个是个来源。还一个是能源贷款，他说我日本有个基金，专门是扶持国外的能源或者交通这方面，就结合它需要能源嘛，它就给你专门的贷款，这个贷款利率也比较低。

解说：对此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特别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

刘念远（谷牧长子、原总参谋部退役少将）：我父亲就马上交代谢北一同志，当时进出口委的副主任，说你带着进出口委立即查清这个问题，同时向中央报告。说国外有无息的政府贷款，有低息的企业贷款，像日本的协力等等的。小平同志就批回来了，为什么国外借便宜钱不用呢，就支持了我爸爸。

解说：很快，日本经济参赞答复说，这种贷款确实存在，但须由中国政府开口申请，于是在向日方传达了贷款意向之后，谷牧要求国家建委着手拟定建设项目。

刘念远：那么日本政府贷款要求我们要报项目，当时计委就说这是保密的，我怎么能报给你呢，就汇报给我父亲，我父亲说哪个资本家借给你钱他不问你干什么，你去赌博还行吗？他要问你的项目，这为什么不能报呢。用日本的贷款我们办，比方修兖州到日照的火车（铁路），这是给日本拉煤。修大秦铁路，从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也是给日本拉煤，这有什么保密的，给他。

解说：1979年6月，谷牧率团访问日本，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四个项目最终敲定下来，对于谷牧的来访，日本前首相田中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二战后许多国家的经济振兴都是利用了外资的，当今世界利用外债搞建设是国际通行的办法，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刘志诚（原外经贸部外资局副局长）：那么谷牧同志到了日本去了十几天吧，考察完了以后，原则上同意给中国先第一批，给五百亿日元，五百亿日元相对于多少，大约相当于五亿美元。

解说：然而在北京家中，谷牧的老母亲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儿子访日的消息，竟然大光其火，她用拐棍敲着地板连声责骂儿子是“汉奸”，今天这段往事早已成为了笑谈。2008年日本政府将旭日大勋章授予时年95岁的谷牧，以表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做出的贡献。当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谷牧以自己的实践促成了第一笔外国贷款，同时扭转了中国人的债务观念。

刘念远：文革的时候，我们唐山地震，还特别讲我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李灏：我买你东西我付不起，我赊你的可以，你贷款给我，我还不接受呢。

刘念远：但是毕竟经过三中全会以后，咱们的思想已经有一些观念性的变化了。

邓小平：中央没有钱 你们自己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解说：1979年的中国弥漫着革新的味道，很快，在远离北京的南方，广东率先动了起来，4月在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把一个大胆的设想抛到了桌面上。

李灏：他说我们广东华侨众多，靠近港澳，我们有对外开放的传统，如果你放权给我，这就涉及体制问题了，如果你放权给我，那我广东可以走得很快。

解说：当年5月带着中央的委托，谷牧率工作组奔赴广东、福建，去执行让两省“先走一步”的特区建设论证工作。其间他带领工作组边考察边座谈，仅在广东一地，便连续召开了长达10天的工作会议。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

李灏：第一条内容，财政给你包干，就是说我给你规定三年内，开始是三年，后来又延长了，三年内你广东省每年上交中央十个亿。你多收了都留给你广东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扩大这两个省的对外交往，审批的权限。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试办出口加工区。

解说：6月，史称50号文件的报告以两省的名义上报给中央，7月报告获得批准，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进入到实施阶段。作为特区政策的执行者和建设的指挥者，谷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会议期间谷牧找到邓小平，向他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的想法，并就命名问题向他请示，小平听后非常赞成，并以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为例，建议把“先走一步搞试验的地方”叫做“特区”，随后邓小平又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刘念远：那天，正好从小平家里取了名字以后，吃完晚饭我父亲到中南海散步，恰好小平同志也来了，我父亲等着，谷牧啊，我父亲说小平同志我已经报了中央了，已经通知下去了，好，你把特区给我抓细一点，一定要亲自抓，把它搞得快一点，我爸说您放心，俩人一路上谈得非常愉快。

解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提高对外开放的办事效率，并为“特事特办”提供有效的政策扶持，1979年4月，跨部门的国家外资委宣告成立，中央决定由谷牧兼任外资委主任。不久在与外商完成首轮接触后，谷牧发现对于把钱投入中国市场，外商似乎顾虑重重。

刘念远：外商提出来了，说我和你市长谈了，我必须见你书记，你这个没有法律的，你换一个书记他就不认了。后来我爸爸懂了，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开展，民主法制的建设也得同步进行，因此他建议中央要立法。

解说：1979年7月8日，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解说：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间，谷牧先后12次到深圳特区检查工作，特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和实施的，谷牧后来说过去我是广东的党代表，因为办特区，我连党的关系都转到了广东。

刘历远（谷牧三子、武警边防部队退休大校）：我父亲一年最少去一次深圳特区，有的时候两次，他有一次去特区的时候，特区还没有空调，晚上睡不着觉，被蚊子咬得够呛，后来人家拿了一桶冰，冰块放在床底下，用电风扇吹着，后来广东人民就说叫冰冻谷牧，这故事就这么来的。

解说：建设特区第一个问题便是资金。

刘念远：我父亲到了广东，给深圳的同志们讲，我给你们的就是一个政策，你想中央给你钱那是不可能的，要你们自己去找钱，我给你们政策，你们可以给外国银行借，可以给外国企业借，对吧，你可以划一片土地，让他办工厂。

解说：1980年7月，一场大雨把深圳罗湖一带淹成了一片汪洋泽国，于是挖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完成“五通一平”，成了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据粗略估算，根治罗湖水患每平米至少要投资90元以上，第一期计划开发0。8平方公里，需要资金7000万元。

吴南生（原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原深圳市委书记）：特区的贷款开头我不是跟谷牧要的，是找荘（世平）老，想在商业银行贷款，荘老说我不能贷给你啊，我这个香港银行一贷以后，利息很高，而且限期要还的，你不还你就要吃官司的，他说你还是找谷牧，在工商银行贷款好说，我说这好啊。

解说：于是吴南生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国家能不能给点贷款作为酵母，谷牧是位建设的行家，对于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他爽快地答应了。

李灏：当时创办特区，一下子谷牧同志批了三千万，贷款给他，贷款啊，还不是拨款。

解说：尽管如此，三千万到位以后，罗湖区的建设很快便以优质高速闻名全国，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深圳速度”。

特区要不要办下去 谷牧面临空前压力

解说：谷牧告诫广东省委办特区，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不行，在特区和谷牧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他的工作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吴南生：他很能够和下面打成一片，他的工作方法也很突出的。

刘念远：他每次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半月，把所有的特区都集中在一起，沿海开放城市主管的副省长和市长跟着，大家一起来讨论。

吴南生：我们以一共有四个特区嘛，一开起会来就两省四个特区，也算是一股势力啊。

刘念远：大家说好，那好，深圳这个经验我们推广，回到北京，我父亲会把整个的情况，又召集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他们再相应配套地制订一些法规。

吴南生：最后变成中央的文件，再往外推广，就是我们过去老是提倡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解说：在特殊政策的驱动下，特区建设者艰苦开拓，使深圳这个原先只有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几年之间便神奇般的发展起来。然而，正如谷牧所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198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城市，愈演愈烈的走私、贩私风潮就曾一度把特区拖下了水。

曾子墨：1982年广东及深圳特区，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峻考验，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紧接着一份中央发出的打击走私的《紧急通知》，再次把特区架上了油锅。很快在国人眼中，特区成了“走私的主要通道”和“香港市场的水货之源”，这样的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中央举棋不定，谷牧则面临空前的压力。

解说：情绪的弥散拧成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会上一位中央负责人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下发给与会者。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对此谷牧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然而文件还是发了下来。谷牧说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事情向前推进。

刘念远：我父亲就讲了，把门和窗子打开了，苍蝇和蚊子跟着进来了，这个不要大惊小怪，还是五星红旗嘛，还是党的领导嘛，工人还在做工、农民还在种地、学生还在上学。我们用苍蝇拍把苍蝇蚊子打死了，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两手一起抓，对吧，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相信特区一定会搞好的。

解说：1982年初，谷牧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挑选了8名干部，成立了所谓“特区工作组”。很快工作组中有人受到外界的警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

刘念远：他为了支持他们他就说，出事我担着，你们去谈吧，只要出事我谷牧全扛着。所以他说在改革开放里，我保护了一批青年干部、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特区放手地去闯，小平同志叫我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来，总得有一个团队跟着我一起吧，所以出了事我担着，你们放手地干吧。

解说：1983年4月，谷牧把广东省的三个经济特区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后，当天中午广东省委有人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谷牧一听，立即带领一群人赶到叶剑英住处。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授）：叶帅就说现在我知道你压力很大，还有一个什么文件，什么租界的由来，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说知道知道，说你顶得住顶不住，我父亲说我顶得住，您放心，叶帅说那就好。老帅们一字千钧，这三个字使我父亲感受到了强大的支持力量。

解说：子女们说，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

1984年1月，邓小平的专列悄悄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这位特区政策的首创者要亲自去看一看，深圳是否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得不可救药。考察结束后，邓小平为深圳市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的感受。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我们要开发海南岛，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4月中旬，中央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谷牧 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刘燕远：夏天再热的天，也不许我哥哥他们光着膀子，一定要上面穿个汗衫儿，就是说这种，我觉得说这种点点滴滴就体现出他教育子女吧，就是平时的一些作风啊还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也可能就是这种孔子之道，在他身上，他从小上了七年私塾，接受这种教育，反正是根深蒂固。

解说：然而，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不但没有禁锢谷牧的思想，反而让他对中国传统艺术十分偏好，很多文艺界的大家都与他私交甚好，而这些交往的开始，还要追溯到文革那段疯狂的岁月。文革后期，谷牧经常邀请一些文人和画家朋友，到家里欣赏文物书画，品茶谈心，其中不少人，还是当时的“牛鬼蛇神”、“黑画家”。文革结束后，深受“黑画事件”折磨的李苦禅，专门给谷牧送来一幅画。

刘燕远：当时（四人帮）说这李苦老画的荷花，正好有八枝荷花是攻击，它那个荷花残了，认为他是攻击这个八个样板戏。然后我爸爸特别关心他们，跟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就说他问了李苦禅老，就是你知道有几个样板戏吗？然后李老说，三个？四个？五个？他根本不知道有几个样板戏，他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就是专心于他们的艺术作画，所以这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所以后来李苦禅老呢，就是感谢我爸爸，旁边还题了词。

刘念远：我父亲和中国学术界的一批泰斗，都是非常知心的朋友，季老在我父亲9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我要组织一批知识界的朋友们，给谷老做寿。谷老说我们党内和我们知识界，可以推心置腹而绝不告密的领导人，屈指可数的。这一次父亲去世以后，北大的哲学系的老主任，汤一介先生的花圈写的是“谷老，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解说：在九藤书屋里，摆放得最多的是各种类型的书籍，谷牧平日工作再忙，阅读的习惯从未间断。每月工资里拨出的文化费也是铁打不动。而对于各种表达不同思潮和观念的书，他都是来者不拒。

刘会远：比如那时候我都看过，这个南斯拉夫、德热拉斯写的《没有前途的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南斯拉夫政治家写过一个什么《新阶级》，这个像黄皮书。就是那时候认为是西方的没落的文学和苏联的修正主义文学，什么《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些，我们家里都有。

解说：文革里的一天，红卫兵冲进谷牧的家里，搬走除了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外的所有藏书。

刘会远：当我们跟我父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笑了笑，他们也想看书了。跟我一起插队的有一个同学叫黄元，他当时拿着一本书在看，哎，我说我想看看，那个你看完交给我。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打开扉页给我看，盖章，谷牧藏书，这是你们家的书，但是我不能给你，我是跟人家借的，那个人限我三天看完了还。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很高兴，就是这些造反派抄了我们家的书，他们在看。

那么后来当他结束了审查，他恢复了自由的时候，他就整天泡在中国书店里去，去买那些别的地方抄了家，那个有的被那个中国书店，收回来就没有去造纸的那些书，他淘换回来，那么小心地去，有破损的地方给它补好。家里经常用的书，书页破损了他也会做个书皮，你看这个拿牛皮纸做了个书皮，《辞海》，利用旧信封，你看别人送给他的什么什么旧信封，做了个书皮，从小教育我们要爱护书，他自己就带头。那么到了他负责孔子基金会工作以后，他就自觉地重新来研读儒家的学说，这都是他晚年看的书。

解说：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谷牧担任名誉会长，之后他越发忙碌起来，先是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名誉顾问。1987年起，基金会又陆续出版关于孔学研究的论文集。为了筹集经费开展工作，谷牧亲自奔走，国家财政的拨款和海内外的捐款相继到位。1991年10月，海峡两岸孔子研究学者对话会在曲阜举行，谷牧欣慰地谈到，隔绝40多年之后，两岸学者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刘会远：这是那个台湾孔孟学会的这个理事长，陈立夫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影印件，收集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海峡两岸通过研读儒学的这种交流，增加了这种情谊，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刘念远：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又开始学习《弟子规》了，孔子又恢复他的历史地位了，在国外，在美国哈佛，在莫斯科大学都有孔子教育家、思想家的塑像。那么现在呢，接着全世界有要求，又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我父亲都任会长，一直到他辞去以后，所以现在在世界上影响很大。这一次那个新加坡的唐裕先生侨领，他是理事长，发了唁电，送来花篮，台湾的李焕，赣南派蒋经国的李焕，台湾的孔学会会长也发来了，韩国也发来了。

解说：1988年，75岁的谷牧从国务院退居二线，此时，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在他们的成长阶段，父亲有太多的时间都忙于公务，平日里身教多于言传。点点滴滴却让他们耳濡目染，铭记一生。

刘燕远：反正我觉得啊，父亲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别慈祥的父亲，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亲，从小对我们教育就特别严格。我记得小时候，哥哥们，三个哥哥同时在八一中学上学，但是呢，我爸爸从来不允许司机送孩子，那个每星期发给我哥哥们一人两毛钱，作为来回的车费，因为他们中间要倒一趟公共汽车，一次五分呢，这来回正好是两毛钱。然后我记得我哥哥他们当时就说，想买冰棍或干什么的，也没零花钱，就少坐一趟车，就等于省下一毛钱来买冰棍或者什么，所以一直，我觉得我们家风就是都是提倡艰苦朴素。

谷牧女儿忆：父亲弥留之际为何眼含泪水

刘历远：我1968年回到了北京以后，我就被关进了学习班，叫黑帮子弟学习班。到了1968年的6月份，就转到了北京德胜门外，有个北京青少年管制教养所，就把我们关在那里，我们每天要写这个交代材料，揭发自己的父亲、母亲。我在这个少管所关这两年期间，我爸爸去看我，到监狱里去看我，我一辈子忘不了。当时我父亲历史问题已经查清了，他随着我母亲到了少管所，少管所门口呢就宣布，68号，我母亲就喊到，就是我们少管的那个号码，我们每个人都穿着犯人的服。然后我爸爸就跟我母亲说，我不能进去，如果我的儿子真的是犯罪了，那我就跟他划清界线，如果他是受冤枉的，他会给他平反的，就是说他有一天会出来的，我在铁丝网外边站着，你进去吧。

我妈妈到了这个少管所，我们那个中队看到我以后就跟我说，你爸爸站在铁丝网外边，我就爬到了一个石碾子上边，就是碾粮食那个石碾子上站着看我爸爸，穿着呢子大衣，戴着鸭舌帽。所以说我父亲虽然要求我们很严格，但是很有亲情。我在三十八军当兵，我父亲恢复组织生活，解放了，调到了基建工程兵去蹲点总结工作，他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他穿着军装的，这就是告诉我他解放了，他穿上军装了。他在上边写着，“二十年前老行伍，五十五岁重当兵，不为刚愎逞豪壮，再学再练心更红”。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去惊动你们的军首长，你在那儿好好地干，这支部队是我的老部队，我所在的三三七团，就是我父亲在滨海军区的一个老红军团。

刘燕远：这就是我爸爸晚年在这里办公的书房，他晚年的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也很丰富。他每天早上起来以后要看报，非常喜欢看报，看报之后呢剪报，然后他把他剪下来的报纸呢，按照分门别类，给它夹在不同的这个册子里，有的时候就把它贴成册。比如这儿有一本，他专门贴的，全部都是邓小平同志的，不但有小平同志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照片，还有他的生活照片，哎哟，我都想像不到，爸爸怎么能搜集得这么全，这是看了多少报纸，从不同的报纸，还有香港的一些报纸上裁下来的，看报，剪报。另外呢他还写字，这就叫他的《阅读杂记》，这是1999年他记的，记了很多本，我这里就给你们举一本的例子。他看见他觉得非常喜欢的诗句呀什么，他就都摘录下来，抄下来，这也是他的每天的一个习惯，一项工作。李白的、王维的、曹操的，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喜欢喝酒，老人一辈子就喜欢喝酒，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解说：谷牧的晚年生活非常规律，他也很喜欢运动，经常去打球，或者去中南海散步，散步时偶尔也会带上孙子孙女们，享受天伦之乐。

刘燕远：这个，这张挺有意思，这张是爸爸带着几个孙子、孙女，去中南海散步，我刚才讲到他特别爱散步，去中南海，所以把这几个孩子也带去了，孩子们那天都特别高兴，都簇拥着他照相。这是和他所有的孙子，你看，12345，按着这个高矮排下来，这是我女儿小，妈妈抱着。这个是第四代，抱曾孙了，这是我们家第一个曾孙，父亲非常喜欢孩子。

解说：2006年，谷牧住进了305医院，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也不得不中断。即便是在病床上，他的乐观和豁达仍没有改变。

刘燕远：他后来得病以后，先后在两个医院住院，在北京医院住过，也在305医院住过，在北京医院就像钱院长，一些院长、主任来看他的时候，他每次都说，老朋友啊，他跟钱院长就说，我的老朋友来了，谢谢你们。后来到病比较重了，就要吸痰，他自己吸入性肺炎，他自己咳不出来痰，要吸痰，每次吸痰的时候都特别痛苦，脸憋得特别红，我们子女都不忍心看。但是就那么难受，吸完痰以后，他也会抬抬手向护士表示感谢。

他一直特别坚强，然后在305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病还稍微轻一些，他每天下午都和这些护士们，小姑娘们一起唱歌，唱革命歌曲。我觉得她们，这些小姑娘们也真是，她们其实都很年轻，不会唱这些传统的革命歌曲，但是为了让他高兴，都学会了，每天都跟他一起唱，他给她们指挥。四五月间的时候，曾经退烧了一段时间，他马上就精神又特别好，又特别乐观，我记得有一天他退烧了，我去了以后，看到医务人员把他摇得坐起来了，我一进门，我就特别高兴，我就晃着脑袋跟他说，爸爸好，然后他竟然也晃着脑袋跟我说，女儿好。就是我看着，我当时特别高兴，我以为爸爸就会好起来了。

但是后来他的病情还是不断地恶化，到后来他就神志不清了，不能说话，插了管，插呼吸机，插管，后来我就把这些他最爱听、最爱唱的歌曲给他刻成盘，经常给他来回地播放。我觉得爸爸到最后，到弥留之际，我觉得他都一听到这些音乐以后，他眼睛就睁得特别大，有时候眼睛里还噙着泪水，我觉得他是听到了。我想他可能是又想起了他的童年，想起了大海边他的故乡，想起了他的母亲，也想起大青山，那些和他浴血奋战牺牲的战友。

解说：谷牧一生酷爱梅花，他花费14年收集了100幅梅花作品，组成《百梅图》。1993年9月，他把百梅图捐献给国家，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这位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是谷牧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