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教育的关键词

许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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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第8期高中校长提高班上讲。演讲时间：2007年3月28日星期三，地点：田家炳大楼三楼学术演讲厅）
各位校长学员：
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与各位在一起学习探讨一些教育问题。能够当大家的班主任更是一种缘份。我今天的课将准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来讲几个问题，大约两个小时，另一部分由大家来提问题，互相交流探讨。可以针对我讲的内容提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想提问。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以为我们在提倡新的教学观念时也要运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与方式。这样才是身教重过于言教。我今天所讲的每一个观点几乎都有成篇的文章在我的博客上，有的是公开发表的，有的是还没有公开发表的。今天所讲是对我的原来的一些教育观点的一次小结。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重新理解教育的关键词
主要是想通过重新梳理一些教育概念来重新理解教育。为什么要做这一项工作？因为，我感觉这样一项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面对着一个新的信息时代与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必须对以前一直习以为常的一些教育理论，进行一些梳理，以澄清理论，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常常想为什么同样是一片蓝天下，有的地方总是战火纷飞，有的地方却安静祥和富足？有的地方民主，有的地方专制，有的地方人道，有的地方残忍。这还是与相应的文化观念有关。人是按照我们的观念来行动的，而且是依靠自己编织的意义来生活的。我们认为是什么，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都会对一个地方的面貌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的认识水平与观念价值取向有时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过去，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检验真理。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可是我听来听去感觉不是太对劲，为什么就只有理论是灰色的呢？有时实践中的许多的非人做法，不仅也是灰色的，甚至可能是黑色的，恐怖的。如果理论总是灰色的，那么我们同时又提理论指导实践就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用灰色的理论去指导常青的实践，岂不是要开倒车？实际上，千百年来，正是因为人类有着种种美好的理想与愿望，人类才发展到今天的。所以，现在些人一谈到理论与理想的时候，都显出不屑一顾的情形。这是不太正常的。理论假如没有实现，是否意味着理论的命运就结束了？我以为有时可能恰恰是需要几代人不断地坚持努力才可能达到的。想想现在，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艰难曲折，多少非人道的实践，现在已经慢慢地在改变，这是多少代人的梦想与努力的结果。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教育理想。
我记得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作的序言的题目就是：《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他开篇就说：“教育看来是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的王牌。”必须在人与社会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担负着促进人与社会及自然更和谐、更可靠的人类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如果我们当校长的在管理自己的学校的时候，在培育青少年儿童的时候，忘记了教育这一神圣的使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丢掉了真正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教育是在为我们的未来社会培养人。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一点我们的校长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也许，有些校长认为，这样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小小的校长所能够考虑的，或者干脆说，这是政府的事。我们只是在执行而已。如果我们还持有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就是自己丢掉自己的教育职责。在这里，我明确地说吧，我们社会未来需要的是合格的公民。可是，我们现在中小学生里对于什么是合格的公民，无论教师、学生甚至校长都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做接班人或者建设者。知道公民与接班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吗？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独立人格并且会独立思考的人；后者是是听话的奴才。知道过去封建王朝里要成功接班，当上太子，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吗？就是听话，或者说当好奴才的素质要高超才行。过去中国在封闭的情况下，反复自我循环，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与有没有独立人格还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社会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竞争无处不在，实际上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不仅仅要面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环境，而且还要面对世界信息化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都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所以，现在我们的教育理想就是要为我们培养合格公民。合格公民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能够自主学习，自我负责的人。他的生活精神支柱不是依附在一个主子身上，而是直接面对着人的要求。直面现实的人生。也就是胡适先生当年曾经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这样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地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的腐败情形。胡适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独立人格，就是我们社会至今仍然非常缺乏的合格公民。教育在这方面要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现在看来，培养合格的公民既是迫切的需要，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教育是需要有理想作为支撑的。
当然，我们过去一提理想，就是空洞的口号，其实理想在这里是被我们错误地误解了。理想并不是空洞的。空洞而遥远的东西只能是幻想。但是理想却是我们目前经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当我们走进一个森林里迷路了，我们此时的理想就是寻找到一个出口，走出这个原始森林。如果一个民族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那么现在他需要的理想就是如何更进一步过上小康生活。我们的教育常常被责备理论脱离实际，或者说理想脱离实际，这样的责备有时是有意义的，有时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理想就是寻找到一条通往更好的路，那么这样的理想是必要的。我们做管理工作的人，有一个经常说的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更好，其实就是蕴含了我们的理想。教育的理想是实在的，也是必要的。当我们的教育陷入了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有梦，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走出困难的可能。我不主张那种完全脱离了现实需要的空洞理想，但是我以为那种能够生动准确地反映现实需要的更好做法的理想却是必需的。
第二个关键词：教育及学校教育的功能。(FUNCTION)
首先在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教育（educate）与训练（training）是不同的。教育这个词在西方是有引导的意思。发展的主体是人本身，教师所起的作用只是适时引导及提供恰当的环境。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其作用并不会超越于其内在的生长动力。但是，训练却是依靠反复的刺激与重复次数，以达到技能上的熟练。我们的驾驶技术是通过培训或者训练以达到熟练的。但是，教育却是一个涵养过程。人的特性各不相同。我们的教育不能提供我们人的天赋中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是促成他本来就有的东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教育好有一比，就是教育过程非常像植物的生长过程。农民对于自己种植的庄稼只是照看并且及时提供适宜的条件，庄稼自己没有的果实，农民也不可以硬加给他。在这里当然提供的条件如果是恰好符合植物生长需要的，那么就自然促进生长，如果提供的是与植物生长需要相反的东西，那么反而不如不提供，而让植物自己自由生长。教育面临的对象是人，当然要比植物复杂得多，人的大脑是一个自组织。他的自主生长能力比植物更强。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他也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外来的力量是不可以随便改变它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好的教育与坏的教育之分。坏的教育远远不如没有教育。当我们在说我们在教育战线上努力奋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你的努力是在促进学生成长呢，还是在扼杀学生的成长？以往我们只知道敬业勤奋就是好教师。其实，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方式进行了错误的教育，那么这是一种巨大的民族悲剧。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恰恰正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教育改革专家，打着教育改革的旗号，进行着扼杀学生自然天性的行为。而且，我们还以这样的人为教育改革家。其实只能说是扼杀儿童天性的专家。规训在西方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教育的词汇，是借用惩罚与规训来达到自己非人的目的要求的。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这样的方式是有效的，而被错误地运用了。比如魏书生先生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式。表面上是让学生自主学习。其实他所要求学生学的，完全是自主地接受知识。把知识当成了死的东西。他创造发明的“语文知识树”，其实训练的主要是学生的记忆力，却对学生的创造能力的保护十分有害的。他当班主任强迫他的学生无论体质如何，男同学每天必须跑五千米，女同学必须跑三千米，现在当了局长又强迫他的下属们必须像他那样练气功。他依赖的理念究竟是什么？与我们的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东西，与新课程所提倡的东西究竟相吻合还是相违背，大家只要稍稍动点脑筋就不难理解了。他的一切学习理念，其实就是昨天王灿明教授所说的学习的“仓库理论”与“痕迹理论”，他只不过这个仓库是借用了贴上了标签的货架而已。其所作所为给中国的教育能够带来什么？是我们民族教育的功臣还是罪人？一点也不难理解。他的理论为什么就只能走到新加坡这样的专制国家？为什么去不了西方国家？我们的新课程的理念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如果他真是新课程改革的先锋，他的理念就应该能够走得出去。现在只能靠在自己国内赚自己同胞的钱而已。魏书生先生的成功正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错误地理解了教育的真正内涵。以一种庸俗的成功观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教育。许多人为他的“教育”成功作为实效的辩护。其实，如果现在还存在着皇帝，那么要招收太监，那么怎样的太监会合格与成功？当然是魏忠贤式的太监会成功，李莲英式的太监会成功。以此为标准，在座的校长没有一个会成功。今天大家当然不会因为当不上成功的太监而难过，但是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多少人因为当不上成功的太监而难过啊。所以，大家不要迷信成功。也包括不要迷信有效。应试教育的作法，在一种僵化的评价体系下也可以成功，但是以学生考了多少分为标准来说明教育的实效性，这个标准本身就是可疑的。需要批判的。可是，缺乏教育理想的教育工作者就常常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就以此为标准从事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但是这种成功的后面其实有时蕴藏着危险。如果我们不去分析教育成功后面所依赖的错误理念的话。当年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理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有魅力的。那时他也很难啊，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就是因为他的教育理想后面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有一个理想的人格。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完成的任务。
学校教育的功能这个问题。北京师大的劳凯声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在《教育研究》2000年第8期上。我昨天转载了。大家可以到我的博客上看看。我上个月也写了一篇，从另外一个视角谈到这个问题。被河南教育报刊社主办的《教育时报》所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也可以找到。现在我把我这篇文章的观点简要地复述如下：我以为学校教育也分为好的教育与坏的教育。坏的教育对学生的摧残作用是不用说了。但是，即使是好的教育，对培养天才人物也是帮助不大的。我们经常把那些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看成是自己学校的功劳，也把那些作出了特别大的贡献的学生看成是自己学校的荣耀。其实，顶尖级的人才，无论是应试人才，还是创造型人才，都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够培养的。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对人的天赋起到扼杀与阻碍作用。所谓好的教育就是在扼杀与阻碍方面轻微一些，而坏的教育就是严重一些而已。即使我们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引为榜样的美国教育，其实也存在着扼杀学生天赋的现象。只是他们轻微一些而已。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当年好好的哈佛大学法律系不读完，而去自谋出路，搞起了电脑软件设计？比尔。盖茨爱好的是电脑，但是，教育阴差阳错，偏偏把他选在了最著名的哈佛大学里读法律。类似的例子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数不胜数的。所以，我以为学校教育对于顶尖级天才人物来说是无用的。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却有一些作用。能够给他们以自信。我们对不同的教育应该排一个序：最好的当然是好的教育_____然后是没有教育_____最差的就是坏的教育。好的教育与坏的教育的判断标准就是学生的身心健康是否得到合符天性地发展。所以，我的教育理想相对一些高调设计来说，更倾向于低调一些。我想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把妨碍学生成长的东西减少一些，而不是致命自负地去改造学生的天性，那么，我们可能更能够得到好的教育。没有任何一个坏的教育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在扼杀学生的天性。而且基本上都是打着为了学生好的旗号来扼杀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如果持低调的态度，那么我们即使伤害，也会尽量地少一些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学校的纪律。对这个关键词的理解与前一个学校的教育功能的理解有关。既然学校的教育功能对学生的成长容易伤害，学生的成长是自己的成长。那么，好的学校并不是那些用军事化的管理甚至监狱化的管理的学校。现在一些学校动辄强调自己的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其实更像监狱化的管理。学生就是被抓进来的犯人，教师就是警察，校长就是监狱长。校园也象监狱一样实行完全的封闭模式。看起来不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些学校的校园为了达到随时监督学生与教师的目的，把校园设计成非常空阔，并且没有什么树林，有树林也是那种长不大的树的学校。这样的设计其实蕴含了一种这样的理念：把学生看得死死的，这样就安全了，放心了。可是，学生的自然天性没有了，他们想象的翅膀夭折了。这样的教育不是在做摧残儿童的事又在做什么？所以，我也写过一篇关于学校纪律的文章，谈到这个现象。我们常常在学校里做了许多无用却非常有害，而且又非常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喜欢制定纪律，并未曾想过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学校纪律？学校的纪律与军队的纪律应该有什么不同？纪律的制定因为是为某种目的来的，所以，达到的目的不同，自然纪律也应该是不同的。学校与军队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当然纪律也应该是不同的。军队的存在目的是要面对战争的危险与威胁。战争的残酷常常决定了训练必须是异常严格的，纪律当然也必须是异常严明的。否则的话就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这一点全世界的军院校与军队纪律都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但是，学校不同，学校的性质是培养人，是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与学习环境。就算是学生上你的课迟到了五分钟，哪又怎样？如果真的是事出有因，是不是要用美国的那个著名的口号：“没有任何借口”来给予重重的责罚？我以为没有必要。学校面对的是学生，学生是成长中的人，既然是成长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行是有可能错的。消灭学生犯错误的机会，其实也就是在剥夺他们成长的机会。我以为一个学校的好坏，并不一定就是纪律如军队一样严谨的学校，而反而可能是那种比较松散、自由，并且尊重学生隐私的学校。学校纪律的底线是为了保护学生能够有一个平等宽松的学习环境。所以，我们学校在制定纪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的成长。而不是为了一种政绩。更不是仅仅是为了考一个好分数。有些纪律，特别是学校的有些管理规定，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比如一些老牌学校长期规定新生入学时的头发一定要多长才被允许。一些学校整年都在打量着学生们的那点头发。长了一寸都不行。还规定了什么“三不过”。每天都要派出大量的值日教师与值日学生来检查学生的头发。这样做，有些学校是这样解释的：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与传统。而且这样做是在进行一种软教育。如果学生头发长了寸，对学生的成长会有什么不利？为什么成年人就可以把头发随意处理，而学生就不行？在道理上对学生也是说不通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学校有时工作量很大，教师与学生的身心都非常繁重。这里面有多少事情是没有必要的，是无用功？甚至是有害的教育行为？有时，我们不能够仅有一个敬业来鼓励教师，也不能仅用一个刻苦与遵守纪律来奖励学生。我们有必要留有一些心思来反思一下我们每一个行为有没有必要存在。这样做的原因与理由是什么。会有什么效果，对学生的身心会不会有损害？当然，我们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相应的审美能力与创造美的能力。行为装束以有利身心健康为标准。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个性化一点。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现在一看到学生的头发稍长了一点就以为这个孩子可能要变坏了。你如果出国去看看人家的学校的学生，他们的装束与发型，真是五花八门，却也可以是彬彬有礼，并且常识渊博的。
第四个教育的关键词是：知识。
昨天王灿明教授也讲到过这个知识观的问题。我不想重复他的话。他的一些观点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感觉有时他有一些地方相当地矛盾。比如他提倡创新素质，列举了许多应试教育的危害，却又把考试成功当成了教育的成功。学习的快车的标准却又是在种类考试中考出好分数。有时人的一些观念是在无意识中自相矛盾，而不自觉。他列出的几个观念，都是当今中国教育界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他说知识完全是构建的，完全否定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与规律性，否定对真理的追求是对知识目的。这是我不能完全同意的。过去我们用辩证法教条，把知识看成完全是客观的、普遍的，当然也不对。建构主义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每个人都是知识的主人，而不是知识的奴隶。人因为有自主性及前面的经验，而对后面的知识信息有一定的选择性。而且知识信息落到不同人的身上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些人注意这个多一些，有一些人注意另一个多一些。有些人因此对某个方面体验深一些，他就容易在某个故事上引起强烈的共鸣。这些现象我们都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完全否定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则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英国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专门为此探讨知识观的问题，还写过一本书叫《客观知识》。他对人对知识的选择性及有目的有意义地关注这样的现象，用了一个比喻“探照灯”原理，人们获取的知识就如一个探照灯一样。照到的部位就是你注意到的知识，但是没有照到的地方却是客观地存在着。只是它没有进入你的视野而已。关于知识的客观性还是主观性，波普尔还用钟与云来比喻。钟是准确客观确定的，云是主观变动的。我们对知识的认识其实是存在一个过渡带上。人对知识的构建与理解确实参入了个人的情感与认识水平及认知条件等等因素。但是，就认识对象来说仍然是客观的。对于知识，奥地利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凡是不能说的就要保持沉默。因此哲学家波兰尼干脆提出过一个缄默知识的概念。“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有人译为“默会知识”、“隐性知识”或“意会知识”。知识观的变化及对知识在中国的演变及功能。我曾经写过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年第1期上作过专门的探讨。我们对知识观的认识，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影响。是二者混合在一起的。我们学校教育死考硬记，其实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实际上从来未曾有过西方式的知识观。我们自孔子始，就是把知识看成是固定的，甚至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与权力或者权威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同样的话，孔子说出来，大家都叫他圣人之言，也不论是否前后矛盾。都只有相信，只有背诵，而没有质疑问难的可能性，更没有反驳的权力。所以，实际上中国的知识观连客观性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从中国的成语“人轻言微”就很清楚了。说的话里有没有真理性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话是谁说的。据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其实并不是邓小平提出的，而是当时北京景山学校自己早就拟好的，只是被邓小平题词时，从二十多幅备选的题词中选中这个“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而已。我们知道，知识的生命力在于真理，在于原创。但是，在我们这里却主要是被作为御用之用。所以，我们自古就有“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以便赚点好处。比如得到“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之类。胆子再大一些，野心更雄一些的还会设想一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干脆就“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现在中国无论考试，无论求学，无论做研究搞学术研究，都是离不开这样的对世俗功利的过分追求的。从这里看，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作统治术之用的，是世俗的功利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知识观里都是没有真理的位置。我想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应试教育存在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再对比西方的知识观，他们把“政界、商界与学界”三界是分得很清楚的。不要说美国这样的国家，就是香港你去问问，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有谁在大学里兼任着教授、博导之类的学术职位？把三者作出严格的区分，既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也是他们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与尊重的表现。政界如果直接渗透到商界，那么就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政界如果强烈干预学界，那么学术研究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国家里最严重的现象就是以出入三界作为成功的极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以对权力的追求代替对知识的追求，对金钱的追求代替对真理的追求。我记得在这个方面，刘军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现在说给大家听：“对经费的追求代替对学问的追求，对博导的追求代替了对博学的追求，权术的探险取代了学术的探险”。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出现可以依靠行政权力批发科研课题，那么出现“汉芯一号”的恶性假科研事件就是情理之中，必然之中的事了。商界如果对其他二界的渗透，也会出现许多腐败现象。比如现在的教授像商人，或者现在的商人像教授之类的现象。我们的教育知识观出了什么问题？我想这个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我在我的那篇文章里就写到这些现象。因为是跨出了教育学话语的范围，所以我加了一个小标题“一种知识观的另类思考”，我们的问题还远不是心理学上的认识误区的问题。把我们错误的知识观原因的板子打在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的S---R 错误理论上是不公平的。我们其实许多教育工作者并不知道美国的桑代克曾经做过样的试验，更不会用来指导我们的学习。
第五个关键词：学习。
有什么样的知识观，也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学习观。我国教育的学习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把学习看成是给学生的大脑填充知识。以前我们是由教师灌输式地给学生填充知识，现在是改进学习方法了，比如魏书生的知识树，让学生自主学习。不过是改成了让学生自己给自己填充知识。在本质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不过是要记住前人给定的知识。这同样是要以损害学生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为代价的。真正的学习不是像我们学校那样强调要学生死背书本。而是把知识看成是点燃学生思想智慧的火花。是在探求问题，解决问题时才去根据需要来选择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与信息。这样学得的知识与信息是解决问题的副产品而已。他们学得的知识可能不如我们系统，但是他们足够灵活。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运用自如。而我们却可能成为活动的两脚书橱而已。请校长们要记住：知识是用来开启智慧的，而不是用来填充学生的大脑的。是用来解决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的。而不是一种名誉地位身份的筹码。除此之外一无所用。可惜的是，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并运用了知识。所以，英国的老牌大学剑桥大学的校训就是：学生的头脑不是用来填充的容器，而是用来点燃的火炬。我们的教师在学生的思想智慧面前能够做的是什么?只是一个点燃工作而已。点燃意味着你的火可能是很小的，而学生的智慧火炬可能是很大的。新课程提倡的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与综合实践活动等等都是不主张让学生去学那么多的死知识的。西方对学生的学习不像我们这样强调基础扎实。为什么？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一个人如果有大量未经消化，与个人的情感体验脱离的知识存在着以防备用，其实对一个人的心智是一种损害。这好比说你有一个胃，现在吃下食物，不能消化，但是等到需要营养时再来消化。这对一头牛来说可能，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你吃下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就会闹肚子。同样，你记忆在脑海里的知识如果不能够及时理解消化特别是在运用中激活它，也同样要损害人的心智活动。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在应试教育下，我们的学校十几年如一日在做着这样的一个无意义的填充工作。为什么会出现第十名现象？就是小学中学时的差生反而有可能作出比较大的贡献？就是因为这些人在知识的填充过程中成了漏网之鱼。他们早年的心灵未曾完全被那些垃圾知识所填充。他们为自己的天赋保留了一点点空间。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考试制度确实是在做着一件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的事情。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批应试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以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姣姣者作为人才的标志。读大学要考，求职也要考。其实考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那样能力本位，他们也经常有考试。问题的要害是考什么及怎样考。我们的考试制度，正在把学生的质疑问难的能力考掉。我们的学生进校之前是有问题的，带着孩子的天性的疑问进来，但是毕业时所有的问号都变成了句号。我们的教师在上完了一节课后经常这样问学生：“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学生回答：“老师，没有了。”于是，师生放心地下课放学了。这后面除了知识观外，还有高考的作用。因为标准答案的要求，确实只有没有问题了才会让人放心。如果还有问题，天啊，那考试肯定过不了关。一个聪明伶俐的学生的灵气就是这样被抹杀的。
第六个教育关键词：高考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上海的《教育参考》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新课程改革的瓶颈____高考制度的国情分析》。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没有注意到，我谈到教育问题，分析关键词，常常动辄就是中国国情。中国国情的考虑才能够让我们对教育的理解落到了现实的基础上了。这就叫“有中国气派”的教育视野。我前面提到要有教育理想，这是不错的，但是理想只有在现实中产生才可能是有效的。高考作为教育现象，在中国确实太中国特色了。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高考会像中国这样的严格、严酷而且死板。过去我们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份的。从国家与民族的层面来说，高考确实损害了许多学生的身心健康，特别是损害了他们的创造力。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会这样热衷于高考？或者考试？这也是国情逼出来的。如果不分析这后面的力量，只是一味地对高考进行诅咒是没有用的。现在新课程改革的专家们只会一味批判高考制度的危害性。这然当是不错的。但是，却没有力度。因为，高考是骂不掉的。首先中国的高考如此激烈，如此残酷，我们有没有想过曾经在中国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那个制度的竞争激烈程度与残酷程度与现在的高考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的录取比例比起现在来不知道要少多少倍。而且那时科举成功就意味着直接进入仕途。而现在的高考的身份作用比起那时来在逊色许多倍。但是，也还是存在着的。如果求职时要看学历，而且还要看所在的学校，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让那些学生去参加高考的竞争。有一件发生在我们学院的事情。广州一家重点中学公开招聘教师，我们学院某系一个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也去报名参与竞争这个职位。当时全国各地的重点与名牌大学的毕业共三十多名慕名来竞争这个教师职位。可是，当我们的学院的那位毕业生去报名的时候，结果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原因很简单，这家重点中学要求毕业生必须是211工程的院校。我们学院差得太远了。但是，这个毕业生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于是，她找到校长说，你们根本不是在招聘人才，而是在挑选院校。你们对我们毕业的学校有歧视。结果校长给了他一个机会。她牢牢地把握了这次机会。从三十多个参与竞争中无可争议地胜出。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内心里很不平静。我们一方面大批应试教育，痛贬高考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从内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考崇拜。如果承认高考并不一定就能够选拔出真正的素质，那么，我们在用人时候为什么要带着这种有色眼睛看一个学生呢？这样的用人标准，无意中告诉我们的学生与家长：你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否则如果考了不理想的学校，就等于毁了一生。如果这样就没有理由不去拼命考北大与清华了。说实在，如果论起第一学历，我也很惭愧，我虽然很努力，但是当年确实只是考上了一所师专。而且，这也是我十几年里所考取的最好的分数。我真正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用是在三十岁以后，特别是进入四十岁以后。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与人的成长过程并不会完全一致的。爱因斯坦五岁才学会说话。而一些孩子这个年纪已经在上小学，在背诵课文了。能说爱因斯坦特别笨吗？事实证明恰恰是如此，才说明他是特别有天赋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些公鸡是早晨二点钟就叫的，有的却只有巧劲早晨七点才叫。我们的学校多一份宽容就会多一种人才，多一份关爱就会多一份希望。我们的高考制度集中地反映了我们社会存在着的缺陷。但是，这不会是一下就能够改变的。可以这样说，以目前的情况，虽然现在高校扩招，使得许多大学毕业生应届不能找到工作。但是，如果不读大学更找不到工作。就像今年年初的那个武汉的李俊，一个连最差的高中都不能考上的初中生，选择了读一个水泥厂办的技校，由于自己对电脑的特殊爱好及特殊天赋，他轻松地制造了熊猫烧香病毒，并靠这个病毒赚了四十多万。结果被抓。在这之前，他曾身怀绝技来过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公司里求职，终因没有像样的文凭而没有找到任何像样的工作。从而被逼走上了这条犯罪之路。如果这个李俊，在美国，可能就是今天中国的比尔。盖茨。但是，现在的社会状况逼得他只能走犯罪之路。
我不是为高考辩护。而是要实实在在地看到高考后面的国情。过分热衷于考试是专制体制下最不坏的选择。如果是实现了民主法治与诚信的社会，那么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依靠社会多元力量来进行的。就像美国的高考那样松松垮垮，你没有学会的不考，你不想学的不考。专门考你学会了的，有把握过关的，感兴趣的科目。而且考试只是占到评价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推荐与考察学生的成长过程等等。现在我们也用这个办法，实在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美国那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存在那样的条件。现在新课程改革也学美国那样建立一个档案袋，考察学生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应试教育。以前还只要是高考这一关考好就行了。现在可好，学生每次都要考好才行。结果把统考延伸到了小学，甚至幼儿园里了。如果按照现在条件下的过程评定，那么我整个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都是不合格的。因为，十几年里我一直是差生，高中也只是一个中差生。但是，我高考时发挥得好，实事证明我仍然是一个人才。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我们的学生仍然不能够免除因为家庭或地区处境不利而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从弱势儿童来说，唯有这样的统一考试是他们感觉比较公平的时刻。现在如何我没有体会，但是自己是如何走进城里却是有切身体会的。如果没有高考，我及在座的许多校长都不会有今天的生活。高考显然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说还是有利的。尽管他们中有许多读了大学而使家庭经济遭受到重大损失。却没有及时找到工作。但是，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读大学也仍然是失业。而且更没有希望。中国如果是一个能力本位社会，而不是一个官本位社会，那么这个问题会好解决得多。因为这样一来，读书的身份色彩会因此淡化许多。美国的比尔。盖茨那时敢退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能力社会。可是现在中国离这个诚信社会与能力社会还很远。所以，这次全国人大开会，那个宁波的代表提出要政府废除高考是不那么现实的。就个人来说，废除高考将怎样上大学？凭什么上大学？就目前的诚信程度而言，我看只能是凭权力与金钱。现在当然也可以凭这个。但是，毕竟还有一个谱。少多少分拿钱来买，毕竟不是普遍的。但是，如果没有了高考，那么上大学只会是公开的权钱交易。社会公正会更加恶化。不是不知道要改革，而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高考的任何改革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力。解放前为什么就可以让各大学自主招生？那时的大学少，学生数也少。同时，那时的大学还是有一些学术自治权的。大学有一定的独立性。学术传统也没有现在破坏严重。现在大学校长也是政府的官员一级，而且是政府的附庸。整个大学体系也是官僚体系。政府官僚体系还有一个规章可循，同样是官僚衙门的大学竟然可以没有规矩？还嫌现在的大学腐败不够凶猛？我对此是深表担心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走上民主法治道路，那么严格的考试制度就是必要的。中国当初废除科举本应该走上民主法治道路，只有这样才可能弥补废除科举带来的公正的空间。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没有走这条路，而是退回到了科举前的中正察举制度。现在的高考只是部分地弥补了科举废除后的功能。我们在“文革”时期，也曾经有过停止十年招生的经历。结果怎样？美国的教育制度确实比我们好，但是，应该承认他们的社会诚信程度与法治程度也远在我们之上。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会就犯危险的错误。社会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教育出现二难现象。即考不行，不考也不行。出路就是现在要利用教育进行启蒙。改革要从消除官本位入手，而不是强化行政职能。现在的改革有点变味了，不要说高考，现在连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都是国家举办的统考。以前大学还可以有一点专业自主权，现在连这一点权也没有了。越改越倒退了。将来要成为院士可能也要通过国家级的考试才行。一个考试大国，后面是隐藏着多少无奈。
我的教育关键词，其实还有很多,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暂时解读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在我的博客探讨交流。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题讨论。
校长1提问：
社会多元化与主旋律思想之间如何处理才好？用主旋律来教育学生与多元社会是否矛盾？
答：首先要认清所谓主旋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主旋律？过去在“文革”时，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反修防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可见，主旋律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有多元化社会，并且有开放社会，才会有真正的主旋律。真正的主旋律与多元价值是不相矛盾的。否则只不过是话语霸权而已。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民主与法治是世界的主旋律。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以人为本，实现公平与正义，建设和谐社会是主旋律。真正的主旋律是来自人类的良知，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也是在自然的生活中陶冶出来的。这样的主旋律当然也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主旋律是放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是某些政治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制造出来的给人民的紧箍咒，那么这是伪主旋律，而不是真正的主旋律。所以，真正的主旋律是公民的意志的体现，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人们的自由选择不会去选择“狠斗私字一闪念”，也不会选择所谓的“大公无私”，而会选择在合理的尺度内实现自己的利益。多元和谐开放的社会的主旋律是自己自然涌现的。不是一些文人捉笔刀炮制出来的。真正的主旋律与人们的良知是一致的。所以，不需要严加防范。我们现在要让学生在自由选择中学会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在与人平等交往中体验人的良知、良能。在人心、人事、人世中学会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会独立思考的人。一种主旋律如果与此是相违背的，那么这就是伪主旋律。
目前就中国来说主旋律的价值观仍然是官本位的价值。这个简直是无孔不入。整个社会如果官本位化了，要想和谐起来是可能的。为什么？在多元的主流价值中，从政、经商与研究，只有从政的竞争是最残酷的。这一点在美国也不例外。但是，他们由于是一个多元社会。所以如果当不成总统，当一个教授，做一个农场主也是好的。所以，他们生活的乐趣是多元的。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如果14亿人口都挤在读书当官这条路上，结果会怎样？不仅腐败滋生，而且因为官场竞争定律，也会感觉十分险恶。官场竞争是所有的职业中最残酷的。不同的是，美国人因为实现了民主与法治，竞争的规则是公开透明的。退路也是多条的。但是，在中国就成了“你死我活”，不择手段的。潜规则与暗规则使人防不甚防。一个社会中部分人过这种生活还可以理解，但是整个社会中的人都过这种生活，可以想见，幸福指数是不会高到哪里去的。更为重要的还有大家都挤到这条路上来，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没有人愿意认真去做。所以，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民族的振兴，也必须有多元化社会及民主法治社会。为了人的幸福感，也必须提倡多元社会。当然目前情况下，官本位价值仍然不会自动退出。为什么？消除官本位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走法治化的道路。如果官也只是社会职业中的一种，并无超越法律与制度的权利。像香港、美国那样，我想做官只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已。现在中国的情形就是大款不如大官。原因就是权力太大，滋生腐败的同时，也助长这种恶劣的追求。许多社会道德的败坏与失序状况，特别是诚信缺失，根源都在这种官本位现象这里。如果权利是在法律的范围里使用，真正做到执政为民，那么其实人们也不会如此热衷于去追求这个东西。现在的情形就是一百个教授的权力也不如政府部门里的一个有实权的处长甚至科长。如此，人们追求什么自然很清楚了。
校长2提问：问一个很私人化的问题，您的博客为什么取名“子实的的教育世界”？有什么意义吗？
答：没有多少意义。这是一种偶然。我的一个朋友叫子虚，他开通过一个博客，叫“子虚教育天空”，一段时间里我是他的粉丝。经常上去评论。后来，我自己开通一个博客，我想有虚而无实是不行的。所以，就以朋友调侃的方式取名为“子实的教育世界”。当然，“子”在古代用语中是一种尊称，也是老师的意思。这个称号符合我的职业身份。当然也希望我写的东西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取名为“世界”，而不是虚无缥缈“天空”。取名也是一种学问。我当时很随意，但是，我的博客现在有了一点社会影响，再改名就不容易了。这在社会文化学上叫“路径依赖”，也就是你最初走了什么路，有了什么选择，会影响以后的路与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名的国家。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其实名在英国也有一句格言：“苹果的芳香，不来源于苹果之名，如果叫别的名字，芳香依然。”但是，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受影响的。过去算命的人常常说“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似乎很是主观唯心论。其实是有道理的。比如，大家如果相信明天物价会涨，于是在今天拼命抢购，结果果然物价上涨。你如果想信明年房价会涨，于是大家拼命抢购，房价本来不涨，但是也是涨上去。如果大家相信明天的股市会跌，大家拼命把手中的股票抛出，结果会怎样？肯定也是会跌的。这种社会中的信之则有，不信则无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习惯于相信有一个社会规律存在着，实际上，社会只有趋势，而这个趋势也有你的盲目行动的一分子。
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常常是父母的蕴藏了父母的希望。所以，他们有时会在你的名字里安一个字表示希望。比如叫泽东的，果然使东方世界受到震动。叫恩来的，只能干些具体的事务，而且会出现“一件珍贵的衬衫”，叫先圣的，就成了“总设计师”，因为被私塾老师改成了“希贤”，所以，就有了“三起三落”的艰难曲折。我的名字叫锡良，锡，弱软，良，即善良，所以，只能当一个不错的教师。当然，开个玩笑而已，不要太当真。不过，这说明文化只是人自己生活时编织出来的意义。是人产生的，也是用来为人的。
学校3问：你认为，辩证法对中国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这个辩证法首先是要弄清是马克思的那个辩证法还是中途经由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改造后的辩证法。如果是马克思，那么这个人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是具有永恒的魅力的。他的思想遗产是人类宝贵的文化珍品。
现在我们的问题最主要是我们的思想被一种辩证法教条把头脑弄得僵化了。我们的许多工作语言与日常语言深受这种教条之害。比如动辄就是什么一分为二。世界的复杂性岂止是一分为二所能概括的？有时一分为八也不为过，有时一分为二也是错误的。再比如，大家为正确，总是喜欢使用：密切结合，既这样，又那样，把什么与什么密切联系起来。辩证地统一起来。以来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实际上，这样的套话大话，把人们鲜活的思想与感情都弄坏了。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好结合的。比如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就批评过这种辩证中庸融合的事情。说一头牛如果想用它来耕田，你就不要再打杀了它卖肉的主意。如果想杀了它卖肉，就不要再想着用它来耕田。但是，我们长期受到辩证法教条的毒害，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荒唐的语言：“同一头牛，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价值，既要让它耕好田，又要让它卖好肉。既耕田，又卖肉。把耕田与卖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求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过去我们经常唱的两首歌，一个是《东方红》，一个是《国际歌》，歌词的内容其实是矛盾的，但是几十年来，我们没有人发现这个矛盾的东西。也有思想方法的一面。打着辩证的旗号，把矛盾的东西揉合在一起了。大家已经习惯了矛盾的东西。所以一会说白也行，一会说了黑也行。这个社会可以任由权力胡作非为。那么还会有什么和谐？有时我们面对这样的矛盾完全没有自觉。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就好比把男人阉割变成太监，然后又要让他当好父亲，多生孩子，生好孩子。这也是荒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创新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开启民智，让人民的智慧得到充分表达。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做的。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你必须学会创新。这与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也是荒唐的。
校长4问：我们面对如此的中国教育国情应该怎么办？
不要期望太高，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我在这个方面我相信美国的实用主义。一切以人的幸福为标准。围绕着减少人的痛苦，去发现问题，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是有思想的人，有感情的人，有信仰的人，所以，人要有知识，要有思想，要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实用主义给人的理想与信仰以很大的选择的空间。每一代人都只能做自己这一代的事。每一代人也会有每一代人的问题。但是，总的方向是不会错的。这就是追求人的福祉。追求幸福是个人的事，减少痛苦是政府的责任。这二者应该分清。我不赞同什么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代人的说法。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争取幸福的权利。然后形成传统，逐渐积累下来。每一代人也应该为自己减少一些痛苦，然后形成制度与文化传统。上一代人吃苦受难，往往容易成为要下一代人吃苦受难的借口。我小时候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结果，我们即使饿肚子，也不敢说了。每一个人为自己争取到的合法权益，都是在变革社会，都是变革社会的力量。前不久重庆的那个全国闻名的钉子户，虽然是为自己争利益，其实也是在为中国人做出争幸福权益的榜样。对这样的人，我十分佩服。如果中国多几个这样的钉子户，权力的胡作非为的就会付出更高成本，至少不会那么顺利。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把自己不能做，或者没有勇气做的事，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像当年的伟人在莫斯科会见的那些年轮的留学生，说的一番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的，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现在当年那些年轻人也恐怕有七八十岁了吧。现在轮到他们来对我说这个话了，而我也可以对二十出头的人说这个话了。世世代代就这样寄托下去是不行的。每一代人都为自己负起责任来。能做多少算多少，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搪塞与推卸自己的责任。就像我今天，能够允许写一点东西，就要写一些东西。能够讲一次就要讲一次课。能够多活一天就要活出滋味来。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从自己做起，把自己塑造成合格的公民。以公民的姿态，诗意地生活在这一片大地上，我们就会有希望。
时间也到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