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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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启蒙

□陈远/文    [07-11 20:23]   共有 0 条点评

李泽厚先生说“要启蒙,不要蒙启”。我理解,李先生说所说的启蒙应是西方语境之下的,而蒙启则是针对当下中国思想界混乱的状态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远】近晚以来,大的思想运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的八十年代。这期间,思潮跌宕,此起彼伏:反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至后来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更有最近的国学热、孔子热,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不过,这些看似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其实都可以囊括在一个词语之下:启蒙运动。也许会有人认为我做这样的归属不免粗暴或者失之武断,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启蒙运动”是一个从西方语汇中翻译过来的词,其本意是“光明的时代”或“光明的世纪”。在西方,“启蒙运动”这个词相当好地表达了其时西方启蒙运动“照亮”了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王国”。在中国,“启蒙”一词,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虽有联系,却也存在出入。
按照结构分析,“启蒙”属动宾结构,先有“蒙”,“蒙”是愚昧,是“不懂事”,所以“启蒙”理所当然,不得不“启”。颇有意味的是,中国两次大的思想运动,在后来人的总结中,都被冠之以“启蒙”。
我不是对“启蒙”天生反感,我曾经自认为是“启蒙”大军中的一分子。然而,一旦“脱蒙”之后,我才发现“启蒙”的谬误。
谬误之一在于:启蒙首先是一种高姿态,你愚昧,你“不懂事”,所以需要我来“启”。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启”的资格来自哪里?只是一味地陷在自说自话的优越感与陶醉感之中,自以为是劳苦大众福祉的代表,以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一种思路,其实与“父母官”的思维并无二致,以为治下都是自己的“子民”,无论生杀予夺,都是为“子民”谋求幸福。至少,也要在这样的幌子下进行。有句老话:“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每个人幸福的所在,只有本人才最知晓。别人非要对此说三道四,还是老话说得好:“越俎代庖”。
谬误之二则是:在“启蒙”的大旗下,各门各派都自以为是,以彼为非:自由主义者不会认同新左派,更不会认同新权威;而反传统主义者则会认为国学热和孔子热荒谬得一塌糊涂,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殊不知,这样的言说方式,与原本的“启蒙”——西方语境之下的“启蒙”——相去甚远。
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各种不同于信仰主义权威语言(霸权语言)或权威思想的新语言或新思想多元纷呈,以及随之而来的百家争鸣,更重要的是启蒙运动是新时代思想或价值体系的创造和发展的过程。比如,启蒙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甚至西方多数的启蒙思想家都保持了对上帝的信仰。中国当下的情况恰恰是,大家各执一词,其标的却是使自己的说辞成为权威语言或者权威思想。被启者无须思想,只要跟随着“启蒙者”就万事大吉了。
在文章开头,我说有人会不同意把众多的思想派别统统归于“启蒙”之下,原因就在于此:自由主义者不会认同新左派是启蒙;把国学热归位启蒙,恐怕反传统主义者也不答应。但是以其各自的立场来说,这些各执己说者,有谁不认为自己是“启蒙者”呢?几年前,李泽厚先生说“要启蒙,不要蒙启”。我理解,李先生说所说的启蒙应是西方语境之下的,而蒙启则是针对当下中国思想界混乱的状态。
中国思想界如此的状态,宪政不行才有了充足的理由:民智还没有到达实施宪政的程度。这也是老调重弹了。我却更愿意放弃陈义甚高的说辞,回到常识。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两种道德论”,即“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至今仍然意义非凡。我的理解,这两种道德不妨通俗地表达为“公德”与“私德”——在公德层面,我强调“法不禁止即可”,而在“私德”层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各行其是,各不妨碍。惟其如此,个人才能成为人。清代大儒戴震所揭示的中国传统中“以理杀人”的局面才不会延续,中国也才有可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