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沉重的红薯和农民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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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2010/12/15 乔海燕
现在，红薯成了好东西。专家为它站台，媒体也帮着推销。有人说是保健食品，降血脂，降血压；还有说能增强免疫力，有抗癌作用；更有说可以美容，滋润皮肤，驻容养颜，简直匪夷所思。过去连统购都不入列的红薯，现在成了高档餐厅的珍馐，被搞到五光十色，身价不菲。
上世纪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曾有报道，当时，印度遭遇连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出现全国性饥荒。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发表文章，称人类皮肤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文章的意思很明白，不用吃饭了，多晒太阳吧。
科学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有一篇文章，论及南美社会时，说玉米是一种“政治粮食”。文章称，玉米适应性强，且产量高，能比较稳定地向穷苦农民提供足够的口粮，保证基本的蛋白、热量需求，对稳定社会，维系社会政治结构，至关重要。这位作者恐怕不知道，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能称上“政治粮食”的，不是玉米，而是红薯。
红薯作为中国人的口粮，曾经存在过相当一个时期。在粮食缺少，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尤其在农村，如果没有红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一些现在呼风唤雨的精英人士，恐怕早早就夭折胎中。
上世纪“自然灾害”期间，红薯正式走进城市家庭，摆上餐桌。那时候我上小学，一次放学回家，看见桌子底下堆着什么，一问，是红薯。大人哄着说，好吃，很甜。后来去粮店买粮，才知道红薯是顶口粮的，五斤红薯顶一斤面粉，每家按比例分配，没有选择，不买红薯也没有面粉。过了几个月，大概政府也觉得把红薯当口粮有点说不过去，就把鲜红薯改成红薯面，一斤顶一斤，算杂粮。我那时候看见红薯面还奇怪，那么大个儿红薯，怎么能磨成面粉呢？
红薯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那时候，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加夜班，每人发半斤红薯当夜班饭。半斤红薯怎么吃？记者们组织起来，去领几斤红薯，到了半夜十二点，一起到传达室蒸红薯。大家围着火炉，看着锅里冒蒸汽，一面谈论工作，讨论稿子。就这半斤红薯，还有人悄悄揣起来，回家叫醒孩子，看着孩子吃完，自己再去加班。
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在河南省南阳，那是个产红薯的地方。我们九月份下乡，过了国庆节，欢呼完毕，队委会就决定刨红薯。在这个时候，即使早红薯也还没有长成，红薯秧绿油油的，有的还在拖秧。我问队长老砖头，还没有长成，等等不行？他说，种到地里只能看，刨出来就能当粮食吃；马上该收秋了，每家去年秋季分的粮食，剩不多了，有些人家开始吃夏季分的麦子，麦子不经吃，吃几天就没有了，现在赶紧分点红薯下去，就把麦子顶下来了。
要听懂老砖头这番话，需要向读者交代一个背景：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公社）对农业生产是有计划的，规定农民必须种什么；中央对粮食有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种的所有粮食，留下规定的口粮，其余全部交公粮。但是，红薯不在计划经济之列，也不在统购之列，种多少都是农民自己分。所以，生产队会腾出一部分闲置土地种红薯。到了收获季节，家家可以分到几千斤红薯。把红薯刨成红薯干，撒在地里晾晒，待到干透，收回家囤起来，再搭配其它粮食，这就是一年的口粮了。
红薯是高产作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南阳的红薯，分早红薯和晚红薯两种。早红薯俗称芽子红薯，清明过后，逢场雨就可以种了，插种。芽子红薯个大，白瓤，蒸熟后干面掉渣，这种红薯淀粉含量高，耐饥，是农民的主食。晚红薯俗称拐子红薯，麦收后栽种，下霜后才收，拐子红薯是红瓤，含糖量高，吃着甜，但是不耐饥，还容易上红薯膘，农民并不喜欢。
芽子红薯主要用来刨红薯干，拐子红薯则窖起来，留着蒸吃或熬红薯稀饭。别小看红薯干，这是农民的命根子。
刚下乡那年秋季，我们知青组也分了不少红薯，刨成红薯干晾在地头。偏偏一天夜里下雨，农民都急急忙忙去地里抢收红薯干，唯独我们几个躲在屋里，说，下雨了，地里有风，冷，红薯干就不要了，反正粮食够吃。
大队支书范海宽听说我们在家呆着，不去地里抢收遭雨淋的红薯干，怒不可遏，几步跨进屋里，阴着脸，立逼着我们马上去地里把红薯干捡回来。我们几个无奈，只好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地里，淋着雨，吹着风捡红薯干。范支书在后面押阵，还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等我们大包小包地扛着红薯干回来，他又开会，讲红薯干的意义。说，红薯半年粮，六零年要是有红薯吃，咱村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又说，你们在粮食上要是和贫下中农想不到一块，那算白来农村一遭。
确实，红薯干是农民口粮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可以做主食。即使如此，也不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队的会计给我算过一笔账：一个五口之家，两口子带三个孩子，一个男劳力加一个干活的孩子，妇女算半个劳力，好季节，可以分三千斤红薯，按五斤红薯出一斤红薯干，可以晒出六百斤红薯干，这些红薯干全部磨成红薯面，五个人每人平均一百二十斤，支撑的时间是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共九个月，每个月十几斤。所以，一般来说，家里的红薯干也只能保证男人吃，女人和孩子凑合着也能吃点，主要喝红薯稀饭。
当然，农村还有其它秋粮，主要是高粱、玉米。这些粮食按照“免购点”（口粮）分到农民手中，更少，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不足三十斤，还是原粮。比较起来，红薯干算是能放开吃的。我们队的妇女和会计吵架，拍着肚皮嚷嚷，咋着！老娘明年又是一个免购点！
农村有句俗话，面条行三里，红薯不出庄。意思是面条不算饭，红薯就啥也不是了。把红薯当保健品，是一回事，吃的是时尚，是讲究，是学问；把红薯当口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吃的是半饥半饱，是吐酸水，是虚膘。冬天吃蒸红薯，红瓤，吃着甜，上膘也快，没几天腰围粗了一圈，肉暄暄的，脸色也红润。但是，干活不到一歇，就浑身冒虚汗，肚子里饥饿难忍。
有一次，我和本队一个小伙子去平顶山煤矿拉煤。说好各人带口粮，合伙做饭。我除了带红薯干和包谷糁，女生们还给我做了几张烙油膜（大饼），百般叮嘱，悄悄藏起来，自己吃。那个小伙子只带了一小口袋包谷糁，上路了才告诉我，有点“吃大户”的意思了。第一天，我带的烙油膜就被他风卷残云般吃了个一干二净，还非常满意的说，这次没有白来。往后几天，我们俩只有吃红薯干了。过去在家里，即使吃红薯干，也有窝头、青菜搭配，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光吃红薯干是什么滋味了，才能想到，千百万农民世世代代是怎样熬过来的！那个小伙子每次吃饭都狼吞虎咽，我看着他可怜，做饭时不好拦着他，也不好说他。到最后一天，带的东西都吃完了，我俩空着肚子，拉着一千五百斤的煤车，走了六十多里，整整一天一夜，半夜才算到家。后来，我听人说，那小伙子逢人就说，可吃着烙油膜了，可吃了几天饱饭了……
不是红薯产区的农民，怎么办？没有办法，想吃饱，只有靠红薯了。
文革前，河南省有一个小麦高产示范地，偃师县岳滩大队。大队党支部书刘应祥潜心钻研小麦良种和种植技术，是个专家，经他手培育的小麦良种，在大田推广，单产稳定在八百斤左右。这在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算是个奇迹。但是，就这样一个小麦高产地，农民吃白面仍如过年。只有新华社记者去采访，大队支部才批准称出点麦子，磨几斤白面，给记者口碗面条，烙几张饼。有一年暑假，我去岳滩，住在刘应祥家，他爱人用红薯叶和着白面烙薄饼招待我，刘应祥说，家里白面少，只有掺着红薯叶吃，夏季麦子都缴了公粮，群众一年到头吃秋粮，现在连秋粮也没有吃的了……
他又说，种麦子的人吃不上白面，种粮的人挨饿，这叫啥事？
当年我们下乡时，县里一位领导去学校动员，把红薯描绘成一种美妙动人的特产。他说，咱县号称中国的乌克兰，可是咱县有一样东西，乌克兰没有，那就是红薯，这是咱县一大特产，咱县的红薯，要多大个儿有多大个儿，你怪能不是，你吃不下咱县的一个红薯，咱县的红薯还甜，那真是透心甜，从嗓子眼儿甜到你脚趾头缝里……把同学们听得啊，如痴如醉。
到了乡下才知道，红薯是很甜，个儿也很大。但是，你吃了红薯以后，就会发现那香甜的红瓤里，却包含着那么多辛酸和无奈，包含那么多贫穷和屈辱。中国的农民吃着红薯，给城市提供大米、白面、猪肉、香油、蔬菜；中国的农民吃着红薯，支撑着样板戏浑身是胆雄赳赳，支撑着“一月风暴”向资产阶级夺权，支撑着东方红卫星遨游太空，支撑着东风轮乘风破浪，支撑着珍宝岛击毁苏联T─62坦克……
再后来，支撑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沉重的红薯。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现在，红薯成了好东西。专家为它站台，媒体也帮着推销。有人说是保健食品，降血脂，降血压；还有说能增强免疫力，有抗癌作用；更有说可以美容，滋润皮肤，驻容养颜，简直匪夷所思。过去连统购都不入列的红薯，现在成了高档餐厅的珍馐，被搞到五光十色，身价不菲。
上世纪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曾有报道，当时，印度遭遇连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出现全国性饥荒。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发表文章，称人类皮肤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文章的意思很明白，不用吃饭了，多晒太阳吧。
科学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有一篇文章，论及南美社会时，说玉米是一种“政治粮食”。文章称，玉米适应性强，且产量高，能比较稳定地向穷苦农民提供足够的口粮，保证基本的蛋白、热量需求，对稳定社会，维系社会政治结构，至关重要。这位作者恐怕不知道，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能称上“政治粮食”的，不是玉米，而是红薯。
红薯作为中国人的口粮，曾经存在过相当一个时期。在粮食缺少，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尤其在农村，如果没有红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一些现在呼风唤雨的精英人士，恐怕早早就夭折胎中。
上世纪“自然灾害”期间，红薯正式走进城市家庭，摆上餐桌。那时候我上小学，一次放学回家，看见桌子底下堆着什么，一问，是红薯。大人哄着说，好吃，很甜。后来去粮店买粮，才知道红薯是顶口粮的，五斤红薯顶一斤面粉，每家按比例分配，没有选择，不买红薯也没有面粉。过了几个月，大概政府也觉得把红薯当口粮有点说不过去，就把鲜红薯改成红薯面，一斤顶一斤，算杂粮。我那时候看见红薯面还奇怪，那么大个儿红薯，怎么能磨成面粉呢？
红薯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那时候，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加夜班，每人发半斤红薯当夜班饭。半斤红薯怎么吃？记者们组织起来，去领几斤红薯，到了半夜十二点，一起到传达室蒸红薯。大家围着火炉，看着锅里冒蒸汽，一面谈论工作，讨论稿子。就这半斤红薯，还有人悄悄揣起来，回家叫醒孩子，看着孩子吃完，自己再去加班。
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在河南省南阳，那是个产红薯的地方。我们九月份下乡，过了国庆节，欢呼完毕，队委会就决定刨红薯。在这个时候，即使早红薯也还没有长成，红薯秧绿油油的，有的还在拖秧。我问队长老砖头，还没有长成，等等不行？他说，种到地里只能看，刨出来就能当粮食吃；马上该收秋了，每家去年秋季分的粮食，剩不多了，有些人家开始吃夏季分的麦子，麦子不经吃，吃几天就没有了，现在赶紧分点红薯下去，就把麦子顶下来了。
要听懂老砖头这番话，需要向读者交代一个背景：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公社）对农业生产是有计划的，规定农民必须种什么；中央对粮食有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种的所有粮食，留下规定的口粮，其余全部交公粮。但是，红薯不在计划经济之列，也不在统购之列，种多少都是农民自己分。所以，生产队会腾出一部分闲置土地种红薯。到了收获季节，家家可以分到几千斤红薯。把红薯刨成红薯干，撒在地里晾晒，待到干透，收回家囤起来，再搭配其它粮食，这就是一年的口粮了。
红薯是高产作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南阳的红薯，分早红薯和晚红薯两种。早红薯俗称芽子红薯，清明过后，逢场雨就可以种了，插种。芽子红薯个大，白瓤，蒸熟后干面掉渣，这种红薯淀粉含量高，耐饥，是农民的主食。晚红薯俗称拐子红薯，麦收后栽种，下霜后才收，拐子红薯是红瓤，含糖量高，吃着甜，但是不耐饥，还容易上红薯膘，农民并不喜欢。
芽子红薯主要用来刨红薯干，拐子红薯则窖起来，留着蒸吃或熬红薯稀饭。别小看红薯干，这是农民的命根子。
刚下乡那年秋季，我们知青组也分了不少红薯，刨成红薯干晾在地头。偏偏一天夜里下雨，农民都急急忙忙去地里抢收红薯干，唯独我们几个躲在屋里，说，下雨了，地里有风，冷，红薯干就不要了，反正粮食够吃。
大队支书范海宽听说我们在家呆着，不去地里抢收遭雨淋的红薯干，怒不可遏，几步跨进屋里，阴着脸，立逼着我们马上去地里把红薯干捡回来。我们几个无奈，只好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地里，淋着雨，吹着风捡红薯干。范支书在后面押阵，还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等我们大包小包地扛着红薯干回来，他又开会，讲红薯干的意义。说，红薯半年粮，六零年要是有红薯吃，咱村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又说，你们在粮食上要是和贫下中农想不到一块，那算白来农村一遭。
确实，红薯干是农民口粮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可以做主食。即使如此，也不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队的会计给我算过一笔账：一个五口之家，两口子带三个孩子，一个男劳力加一个干活的孩子，妇女算半个劳力，好季节，可以分三千斤红薯，按五斤红薯出一斤红薯干，可以晒出六百斤红薯干，这些红薯干全部磨成红薯面，五个人每人平均一百二十斤，支撑的时间是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共九个月，每个月十几斤。所以，一般来说，家里的红薯干也只能保证男人吃，女人和孩子凑合着也能吃点，主要喝红薯稀饭。
当然，农村还有其它秋粮，主要是高粱、玉米。这些粮食按照“免购点”（口粮）分到农民手中，更少，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不足三十斤，还是原粮。比较起来，红薯干算是能放开吃的。我们队的妇女和会计吵架，拍着肚皮嚷嚷，咋着！老娘明年又是一个免购点！
农村有句俗话，面条行三里，红薯不出庄。意思是面条不算饭，红薯就啥也不是了。把红薯当保健品，是一回事，吃的是时尚，是讲究，是学问；把红薯当口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吃的是半饥半饱，是吐酸水，是虚膘。冬天吃蒸红薯，红瓤，吃着甜，上膘也快，没几天腰围粗了一圈，肉暄暄的，脸色也红润。但是，干活不到一歇，就浑身冒虚汗，肚子里饥饿难忍。
有一次，我和本队一个小伙子去平顶山煤矿拉煤。说好各人带口粮，合伙做饭。我除了带红薯干和包谷糁，女生们还给我做了几张烙油膜（大饼），百般叮嘱，悄悄藏起来，自己吃。那个小伙子只带了一小口袋包谷糁，上路了才告诉我，有点“吃大户”的意思了。第一天，我带的烙油膜就被他风卷残云般吃了个一干二净，还非常满意的说，这次没有白来。往后几天，我们俩只有吃红薯干了。过去在家里，即使吃红薯干，也有窝头、青菜搭配，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光吃红薯干是什么滋味了，才能想到，千百万农民世世代代是怎样熬过来的！那个小伙子每次吃饭都狼吞虎咽，我看着他可怜，做饭时不好拦着他，也不好说他。到最后一天，带的东西都吃完了，我俩空着肚子，拉着一千五百斤的煤车，走了六十多里，整整一天一夜，半夜才算到家。后来，我听人说，那小伙子逢人就说，可吃着烙油膜了，可吃了几天饱饭了……
不是红薯产区的农民，怎么办？没有办法，想吃饱，只有靠红薯了。
文革前，河南省有一个小麦高产示范地，偃师县岳滩大队。大队党支部书刘应祥潜心钻研小麦良种和种植技术，是个专家，经他手培育的小麦良种，在大田推广，单产稳定在八百斤左右。这在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算是个奇迹。但是，就这样一个小麦高产地，农民吃白面仍如过年。只有新华社记者去采访，大队支部才批准称出点麦子，磨几斤白面，给记者口碗面条，烙几张饼。有一年暑假，我去岳滩，住在刘应祥家，他爱人用红薯叶和着白面烙薄饼招待我，刘应祥说，家里白面少，只有掺着红薯叶吃，夏季麦子都缴了公粮，群众一年到头吃秋粮，现在连秋粮也没有吃的了……
他又说，种麦子的人吃不上白面，种粮的人挨饿，这叫啥事？
当年我们下乡时，县里一位领导去学校动员，把红薯描绘成一种美妙动人的特产。他说，咱县号称中国的乌克兰，可是咱县有一样东西，乌克兰没有，那就是红薯，这是咱县一大特产，咱县的红薯，要多大个儿有多大个儿，你怪能不是，你吃不下咱县的一个红薯，咱县的红薯还甜，那真是透心甜，从嗓子眼儿甜到你脚趾头缝里……把同学们听得啊，如痴如醉。
到了乡下才知道，红薯是很甜，个儿也很大。但是，你吃了红薯以后，就会发现那香甜的红瓤里，却包含着那么多辛酸和无奈，包含那么多贫穷和屈辱。中国的农民吃着红薯，给城市提供大米、白面、猪肉、香油、蔬菜；中国的农民吃着红薯，支撑着样板戏浑身是胆雄赳赳，支撑着“一月风暴”向资产阶级夺权，支撑着东方红卫星遨游太空，支撑着东风轮乘风破浪，支撑着珍宝岛击毁苏联T─62坦克……
再后来，支撑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沉重的红薯。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