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淵與《島夷志略》

汪大淵與《島夷志略》

    世界上真正夠得上最偉大的最出色的航海家應該是中國元代的汪大淵。但是他的名氣和他的業績簡直沒法比。他于1230年到1239年，先後兩次駕船出海，航跡遍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印度洋與地中海，並把出海見聞寫成《島夷志略》，流傳於世，甚至成為後來鄭和航海的重要參考資料。他的航海比鄭和早了175年!比哥倫布早了262年!最重要的還不只是這些。汪大淵的航海並不是“政府行為”，不是皇上要他去，而是民間自發探索海洋奧秘的壯舉。

    他約1310年生於泉州，祖籍南昌。泉州當時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外商人都很多，航海相當發達，他自小耳濡目染，深受當時西方海洋文明的影響，對海上航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嚮往到海上去考察體驗。這一點倒與後來的哥倫布相似。正是因為民間的航海活動，其資金物資人力準備之艱難就可想而知。在他之前，中國沿海可能有許多人做過遠航的夢，但沒能力組織船隊。汪大淵做到了，他自己組織資金和航海工具，進行了兩次傑出的航海探險，又親自整理出了他的航海筆記《島夷志略》。這是最了不起的，有些方面連後來的哥倫布也是無法比的。

    《島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原名《島夷志》，明代作《島夷志》，清代改名《島夷志略》。

    全書共分100條，前99條記載和涉及的地點總計220個，均係作者親睹，其說可靠；其第100條“異聞類聚”，是摘錄前人舊記《太平廣記》等書而成，沒有什麼價值。

    汪大淵，安煥章，江西南昌人。關於他的生平，據吳鑒在《島夷志·序》仲介紹：

    “豫章汪君煥章，少負奇氣，為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矣。顧以海外之風土，國史未盡其蘊，因附舶以浮于海者數年，然後歸。其目所及，皆為書以記之。校之五年舊志，大有逕庭矣。”汪氏自己在《島夷志後序》裏說：“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張翥在《序》裏說：“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採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易赍用之所宜。非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可見，汪大淵是大遊歷家，曾兩次隨中國商船到東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島夷志略》前99條中有關各地的山川、風土、物產、居民、飲食、衣服和貿易的情況，都是他當時根據親身的見聞記錄下來的，因而是可靠的。

    歸來之後，他又以5年的時間，校對前人的記載，發現其中許多與自己的見聞“大有徑庭”的地方。可以斷定，該書初稿，大概也是在這5年內完成的。

    《島夷志略》最後成書是在“至正己醜冬”，即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

    這年冬，汪大淵路過泉州，適值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蒞任。偰以《清源前志》（泉州在五代後曾置清源軍節度，宋代加清源郡號，故又稱清源）散失，《後志》僅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為止，乃命吳鑒編修《清源續志》。吳鑒以泉州為對外貿易的大港，船舶司的所在地，諸蕃幅輳之所，不能沒有海道諸島嶼及諸國地理情況的記載，於是請兩次親歷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況的汪大淵撰寫《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

    這一是為增加商人、文人的見識，二是宣揚元朝的威德遠大。從吳鑒為《島夷志》作“序”在“至正己醜冬十有二月”看出，汪大淵最後成書的時間不會晚于這年11月。

    不久，大淵回到故鄉南昌，復將《島夷志》刊印成單行本，以廣其傳。至正十年（1350年），又請翰林修撰張翥為之作“序”，正式發行於世。現存的《島夷志略》，在吳序之前，有張序，可見源於南昌所刻之單行本，而不是出自《清源續志》附錄。

    元代海外地理專著還有陳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兩書都不如《島夷志略》的價值。《大德南海志》原書20卷，今僅存卷6至卷10。所收地名多雖多，然僅列其名而無敘述。《真臘風土記》雖記載詳賅，但僅一國而已。總之，《島夷志略》是我們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價值的必讀地理著作。

    《島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趙汝適的《諸蕃志》，下啟明初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等書。但《嶺外代答》，特別是《諸蕃志》，主要是作者耳聞，而不是親歷，因此其中存在一些錯誤。《四庫全書總目》在評價中指出：“諸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身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于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則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徵者比。”馬歡著《瀛涯勝覽》，是受汪大淵的啟發。他在自序中說：“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於是採摭各國人物之醜美，壤俗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疆域之制，編次成帙。”

    《瀛涯勝覽》雖敘事更為詳細，但涉及的只有20個國家，遠不如《島夷志略》之廣。費信受汪大淵的影響更深。在他的《星槎勝覽》裏，許多地點的記述是從《島夷志略》中抄襲來的。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所收條目與《瀛涯勝覽》相同，內容也大同小異，實不過是根據馬歡的記錄加以潤色，行文瞻雅罷了。

    《島夷志略》自明至今，一直為我國公、私藏書家所珍藏。

    例如：明《文淵閣書目》、晁氏《寶文堂書目》、錢氏《述古堂書目》等均收有《島夷志》；《袁宇通志》、《大明一統志》、《東西洋考》、《古今圖書集成》等，都引用過《島夷志》，清代的《四庫全書本》中有《島夷志略》，而《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則作《島夷志略》，這說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島夷志略》。

    在明代，未聞有《島夷志》刻本，當時藏書家所藏刻本當是汪大淵在南昌所刻的單行本。錢氏《述古堂》還藏有“元人鈔本”，《天一閣》則藏有明抄本。元、明抄本今已亡失。

    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民國初年所見的抄本為舊抄本和《四庫全書》傳抄本。彭元瑞、李文田所藏的舊抄本與《四庫全書》本有出入，說明在明、清有多種抄本存在。

    彭氏《知聖道齋》藏本今在北京圖書館，丁氏《竹書堂》抄本今藏南京圖書館。在日本、美、英、法也有藏本。

    《島夷志略》自元以來，為中外研究海上交通的學者所重視，校注的人很多。從現存的來說，以沈曾植的注本為最早。

    1912——1913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將該本刊于《古學彙刊》中，題名《島夷志略廣證》，分上、下兩卷。沈氏認為不妥，在他本人著作《海日樓書目》中改為《島夷志略箋》，孫德謙幫助校訂。沈氏不懂外文，書中所考之地名往往遊移不定，錯誤之處較多；孫氏校訂時，亦僅以沈氏筆誤、字誤為限，因而價值不大。今本則以北京大學蘇繼庼教授的《島夷志略校釋》為最好，他以《四庫全書》文津閣本作底本，同時以龍氏《知服齋叢書》刊本、彭氏《知聖道齋》藏本、丁氏《竹書堂》藏本以及《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等書中引用的《島夷志》互為比勘，並以《諸蕃志》、《星槎勝覽》等書為旁證，因而糾繆補正較為完備。在註釋方面，更是詳徵博引，參考圖書達100多種，涉及的語文、方言有10余種；他集中外諸家之說，然後進行分析研究，取長補短，考諸家之所未考；

    此外，在校釋中，蘇繼庼教授還涉及到了中外交通史、華僑史、西域南海物產志和民俗學等，為研究古代中外關係提供了不少參考資料，並有獨創的見解。這些，都是中外其他學者所不能比擬的。

    《島夷志略》在國外也有很大的影響。凡是研究元代東亞、南亞諸國及海上交通的外國學者，都一定閱讀《島夷志略》。

    在國外，研究和閱讀《島夷志略》的學者大有人在。早在19世紀中葉，西方學者就注意到《島夷志略》這本書，接著就進行翻譯、徵引和考證。其中最著名的學者首推衛理亞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編的《漢籍叢錄》裏，列有《島夷志略》。格倫維爾（Croeneveldt）在1876年編輯的《南海群島文獻錄》裏，亦有此書名。布萊資須納德（E·V·BreCitschneider）在1888年《中世紀史地探究》中，將《島夷志略》中的“天堂”條譯成英文。伯希和（P·pelliot）對《島夷志略》的有關地名，也有頗多的論述。

    日本學者對《島夷志略》的重視與研究遠遠超過海外其他諸國。藤田豐八以龍氏《知服齋叢書》刊本為底本，參考其他藏本，對《島夷志略》進行了全面的校訂，同時作出註釋，題名為《島夷志略校注》，于1914年在羅振玉主編的《雪堂叢刊》第二集中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國學文庫》中重版。這是當時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學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錯誤。現在，研究《島夷志略》的日本學者仍有不少。

    美國學者對《島夷志略》的研究較晚。柔克義（W·W·Rockhill）曾將《島夷志略》的前99條中的60條地名譯成英文，發表在1914—1915年《通報》上的《十四世紀時中國與南洋群島印度洋沿岸諸港往來貿易考》裏。此後，隨著貿易的發展，美國學者（包括華裔漢學家）研究《島夷志略》的日多。

東方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