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保护，避孕药这五十年

今年50岁的避孕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妇女在性、生育和工作上得到了自主。然而，在中国它的命运却迥然不同。

避孕药没有什么花哨的名字，就叫做——the Pill，然而它却被评为最伟大的药物之一。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一亿的女性每天服用一片避孕药（the Pill，COCP），数量之大，甚至于服用者排泄物中的残余药物扩散到河流湖泊中，已经让一些鱼类发生了性别改变。

然而这一切似乎与中国无关。即使是在药房里，也需要多费口舌来解释：不是类似“毓婷”这样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而是“妈富隆”这样的短效避孕药，每日口服一片即可实现无害避孕。不论是避孕套或者“威尔刚”，早已混入各种流行文化中，成为了新时代生活的闪亮图腾，与之对比明显，避孕药却默默无闻，在中国很少有人记得它的50岁生日。 

■ 教堂与医院之间

然而避孕药研发的最初目的，是治疗女性不孕症。

避孕药的主要研发者之一，来自哈佛的约翰·洛克（John Rock）曾是不孕症领域的专家。当时人们早已知道雌性激素会抑制女性排卵，而洛克在1950年代的研究思路是，让患者在4个月之后停止使用药物，期望出现反弹效应，让女性开始排卵。

他的试验取得了进展，但是格雷格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加入之后，研究开始改弦易辙。为何不用激素作为避孕手段？平卡斯是研究节育的专家，得到当时节育运动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但是他没有进行临床试验的执照。

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避孕药在两人手下诞生了。并没有大张旗鼓，1960年5月11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世界第一种口服避孕药Enovid，这一天被当作避孕药的诞生日来纪念。但事实上，早在1957年Enovid已经获批准上市，当时它所标识的作用是“调整妇女经期”，只是在副作用一栏里此地无银地加了一句“它会抑制女性排卵”。这种药片很快就被用来避孕，1960年的批准只是为它正名而已。

洛克本人却陷入了矛盾中。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传统教导中，自然的生育不应当受到节制，避孕与堕胎的话题，甚至左右过美国总统的选票。但是洛克认为，避孕措施并非“不自然”。洛克曾在危地马拉一个香蕉种植园见到了中美洲的贫穷和灾难性的生育，无数因为过度生育与苦于养活膝下儿女而不成人形的女性。当他成为一名医生之后，他致力于依照女性自己的愿望，不管是治疗不孕还是避孕，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

他期望教堂和医院的和解。1963年，他出版了《是时候了：结束节育的争论吧，一个天主教医生的建议》（The Time Has Come: A Catholic Doctor's Proposals to End the Battle over Birth Control），向教宗发出避孕措施合法化的呼吁。洛克觉得胜利在望。前教宗庇护十二世曾经支持过避孕药，虽然只是赞成女信徒使用它调理月经。

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继任教宗保罗六世虽然是社会进步主义者，带领天主教面向现代世界，却同时也是一位宗教保守主义者。1968年，他的《人间通谕》（Humanae Vitae）明确禁止了天主教信徒使用避孕药。

从那时起，78岁的洛克医生再也没有去教堂望过弥撒。 

■ 工作的权利与身体的自由

避孕药诞生时，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让女性在性和生育方面获得了自主，因为避孕药的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

女性生育的自主首先带来的是工作的自主。尽管美国有一系列完善的反就业歧视法，1978年更是通过了《反孕妇歧视法》，但是雇主们也有自己的苦衷：谁也不愿意看到女性雇员工作了两三年就回去生孩子。这也是女性升职道路上“玻璃天花板”出现的原因。避孕药的出现，夺回了生育主权的女性开始能够经营自己事业。

1967年《时代》的一篇文章上，一位女性教师如此述说她的职业经历：“我还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已经结婚了。那时我觉得我的生涯到此为止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用自己教书的薪水买下一处房产，因为服用避孕药可以让我不用担心一次意外就毁掉这所有的一切。”

在避孕药普及的1970年到1975年，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了25.5岁。与此同时，女性因婚姻而辍学变得更为少见，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成倍增加。而1960年代雇员的短缺，也使得雇主们不得不接受了“职业女性”的形象。

而性的自主带来的是身体的自主。米歇尔·福柯的《性史》一书中，对身体的享用已经成为了显学。为了性的快乐而享用身体，被认为是正当的、无罪的。婚姻本身已经由生育的契约，变成了性伴侣之间的关系。相反，育有子女的无性夫妻被视为不正常的。

每天早上的一片粉红色避孕药，名正言顺担起了稳定、安全性生活的保障。按照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NCBI）的资料，今天美国有1200万女性长期服用这种药物。而在英国，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有1/4服用避孕药。开明的天主教徒神学家早已提出自己的异议。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2/3的天主教女性采取了节育措施，其中超过1/4服用避孕药。1999年，《经济学家》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相对论与核反应堆。

但是还有另一些指责。性解放的反对者认为，避孕药让女性毫无顾忌地滥交。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偏见。避孕药只是一个保护女性的发明而已，用以保证她们身体的安全和自主。他们找出1950年代成书的《金赛性学报告》，上面记载着早在避孕药出现之前，通奸、性伴侣交换和滥交早就不新鲜了。

如果他们见到今天的中国，也许会得到更多的论据：在性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对于避孕药仍然陌生。

■ 避孕药在中国

避孕在中国，不是毫无听闻也非避若虎狼，中国甚至还曾主动研制，但因为避孕药发明之后遇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社会的不同，却一直未能在大众中广泛发展，并成为女性们的主动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仿效苏联鼓励生育，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但是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尽管官方口号仍然是“人多力量大”，然而上层一场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了，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起始于1953年公布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当年6月30日24时全国拥有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建国时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9月29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从对“英雄母亲”的极度推崇，到领导隐约表态要“对生产进行计划”，暗暗透出了一个缝——中国也要节育。

于是1956年，国家投资200万元在广州建成中国第一条避孕套生产线。同时从1953年至1959年间卫生部发出的有关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的文件有8件之多。1956年8月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发展需要，拍摄了《避孕》科教片，上海拍摄了《节育》科教片，图文影并茂地向大众宣传“避孕”的重要性。

尽管有了自己的避孕套生产厂，避孕用具仍然紧缺，不容易搞到，还要省着用。有人这样回忆道：“1959年时，28岁的我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本来不想那么早要孩子，但是那时候根本没有人谈论避孕，压根儿不知道怎么才能将‘每四年生一个，共生三个孩子’的计划付诸实施。好不容易托朋友搞来几个避孕套。我每次用完了，就用肥皂洗干净，晾干后抹上滑石粉，下次再用。”

■ 计划而非自由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实际中国的口服避孕药研究从1963年开始。仅用了4年时间，上海仁济医院的肖碧莲所在的实验室就研制成功了两款低剂量口服避孕药。1967年，国产的口服避孕药通过了国家科委鉴定，开始推广试用。在北京，许多人仍然记得当时避孕药推广的情景，这些避孕药是由单位免费发放试用的。但不幸的是，国产避孕药的诞生正好遇上了文革的混乱。即使肖碧莲在文革中继续避孕药的研究，也无法进一步推广她的国产避孕药。

1968年，毛泽东指示为群众搞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于是，协和医院的专家们成立了攻关小组。1969年初，小组成功研制出复方甲基炔诺铜，这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

从埃德加·斯诺从北京发给《时代》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流产是免费的，而且只要女方提出要求就可以。避孕药也是免费供应的，从1968年起，在中国很流行的每月吃22天的避孕丸的方法越来越代替了避孕环和其他的避孕办法。”

斯诺还记录道：“林大夫告诉我，每月吃二十二天的那种避孕丸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二十二天里）每天都吃的话，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是，绝大多数妇女仍然不够经心。所以继续研究一种一个月只吃一次的理想避孕丸。……林大夫对我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叫作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新的长期避孕方法。我们还在试验一种三个月吃一次的避孕药，我们还想搞一种有效期为一年的避孕丸或者注射剂。”

同时，中国科学家们也在试验男女都可用来避孕的草药注射剂。当时在北京，大约70%生育年龄的妇女在避孕，三分之二的人服用避孕丸。在首都周围的农村，一百个成年妇女中有四十个服用避孕丸。

但是，在中国，避孕药的“社会暗示”与西方差异很大。在西方国家，避孕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加速了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而在中国，避孕则是整个社会“生育政策”的一个部分，是减少人口快速增长的新法。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

197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正式实行，首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计生委开展了“避孕方法知情选择”的措施，计划生育的强制性开始弱化，女性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好、最安全的方法避孕，而不再是由单位和医院说了算。这项人性化的改变导致了避孕药使用的下降。据北大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避孕药的使用率从1990年的5%下降到了2000年的2%，表明避孕药并不受中国人的欢迎。

直到2010年，《德国之声》的报道也称：避孕药已成为最重要的避孕措施之一，它在欧洲使用相当普遍，但在中国却不然——人们更青睐其他避孕方法，比如避孕环、安全套或只是“多加小心”。

而且不仅是已婚女性，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对于把性与生育分开来理解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性的是杜蕾斯、杰士邦，或者威尔钢，而非需要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

中国在变，然而避孕药的尴尬处境似乎一直未变过。 

■ 事前还是事后，这是一个问题

避孕药为何在中国不受欢迎？这当然与宗教传统无关。中国的传统中，节育和堕胎并没有被赋予多大的道德意义。

按照一些医生的观点，这是因为避孕药的副作用被夸大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对避孕药的拒斥表现了东方国家对于药物，特别是长期服用的药物的反感。

这种反感并没有为女性带来真正的保护。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20-29岁），倒是真正损害着中国女性的健康。而另一个危险是紧急避孕药的泛滥。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避孕药就是只有紧急避孕药一种。通过广告上的“三分钟，轻松解决你意外怀孕的烦恼”的宣传，紧急避孕药的销售竟然占了所有避孕药的2/3。许多人习惯于用它作为补救措施，即使是销售者也始料未及。实际上紧急避孕药从来就不是作为主流药物出现的。它比短效避孕药出现得晚，副作用也严重得多。它在爱尔兰等国仍然遭到禁止，在美国等国家也仅限于有特别执照的医生使用。

短效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之间，中国和欧美的选择恰好相反。这似乎不是哪一种保护更安全的问题（因为答案是现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代表了稳定的、可计划的性生活方式；而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则代表了充满意外、不可预知的性生活方式，而这两种性生活方式也是两种生存状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