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其人其事_

推倒柏林墙：李登辉其人其事

　　一：被迫中断的民主化进程

　　李登辉在大陆的标签是“台独之父”，在台湾却被尊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称他为华人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不过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华人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其实应该算是蒋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间，大陆就曾经举行过一次激烈的总统大选。此次选举首先由全民直选国民大会代表（当选国代中国民党员约占40%），再由国大代表投票选出正副总统，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并且最终演变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激斗。以蒋介石当时的政治威望，他当选总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竞选副总统，但这仍然让和他矛盾深重的蒋介石非常不满。蒋先派国民党众大佬给李宗仁施压，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宪法规定人人都可参选为由严词拒绝。随后蒋又亲自去找李宗仁谈话，对他说：

　　“你必须放弃。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答道：“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我可能选得到！”（《李宗仁回忆录》）

　　两人斗了番嘴，回去各自准备阴招。蒋介石派出孙中山之子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试图以国父之名狙杀对方（实际上蒋在日记中对孙科的个人品行非常鄙视，称其生性贪婪，寡廉鲜耻，为国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则怂恿胡适参加选举，孰料蒋介石反而对此大喜过望。从蒋当时的举动来看，一来他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国民党里无人才，觉得手下无人可用，二来有意通过这次选举营造一种多党对立的局面（当时有民青两党竞选国代失利，便称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主动让出若干席位，蒋介石对这种荒唐的要求一口应允，谁知众国民党员不买老蒋的帐，令他大为光火），让胡适当总统正是一举两得：

　　“近日心里多为让贤选能之准备。最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时交出政权，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提出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若果如愿以偿，则余为国家为军事必使军民不致因余退职而恐慌与动摇，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一俟军民安定，不致应新旧交接为匪所乘，则幸矣。”（蒋介石日记1948年1月17日）

　　老蒋同志连自己青楼艳史之类的东西都敢往日记里写，里面的记叙应该还是比较诚恳的。老蒋对胡适称只要他肯出面竞选总统，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长辅助胡适。胡适则在日记里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双方往来几次之后，胡适还是婉拒了蒋介石的请求。最终蒋介石毫无悬念的战胜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轮角逐之后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孙科等另外五名候选人。

　　此次“行宪”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国大选举中存在贿选现象，投票率也仅有10%（当时中国文盲率极高，民众普遍没有民主诉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实是共产党，不过他们拒绝参加此次选举），但罗马从来就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如何这也算是踏出了中国历史上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对本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一般是不太了解的。

　　可惜的是此后国民党被打到了台湾岛上，这刚迈出去的一步也随之缩了回来。其实蒋介石早在选举期间就已经认为行宪过早，主要原因是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国民党的党票越发不值钱，就算被开除党籍也无所谓，一众老党员们“无法无天”，不听他这个党主席的号令，这让蒋介石觉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记里写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

　　以我个人之见，国民党的失败和“行宪过早”其实关系不大，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恐怕只是对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乱”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内战失败后更将此当作开脱的借口。在国共仍然隔海对立摩擦不断、成天“反攻大陆小心匪谍”的情况下，蒋介石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几度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戒严制度，总统无限连任，国民大会代表再也没有换届选举过（俗称“万年国代”），异见人士遭到残酷镇压，民青两党也变成了“厕所花瓶”，台湾正式进入了“白色恐怖”时代。

　　我们的主角李登辉直到71年才加入国民党，此时仍然是屁民一个，而且还颇有点反政府倾向。在国民党的治下，他的日子过得当然也不会太自在。

　　二：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台湾

　　其实在49年以前，李登辉就已经和国民党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触。众所周知，台湾人远比大陆人亲日，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在他们看来并不受欢迎。这不是无来由的，这里说两个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只遭遇海难，六十余人漂流至台湾，惨遭原住民杀害；72年又有四名海难幸存的日本渔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状，说你们这个台湾人不像话啊，乱杀我们的人。当时清廷官员毛昶熙说了一句牛逼至极的话：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那个年代日本人还得尊我天朝一声老大哥，老大哥都说无所谓了，日本人马上跑来台湾噼里啪啦一顿乱打，完事了天朝还给日本人赔了五十万两白银，称其为“保民义举”，此事史称“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时，日本人已经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了，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而台湾巡抚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称降，率兵抵抗，最终兵败。唐景嵩化妆成老太独自跑路，清军残部则退入台北城中，打家劫舍强奸民女，按台湾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啊。最后他们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军带路，一举“解放”了台北。

　　虽说日本人也多次残酷镇压台湾的抗日运动，但至少也没带这么不靠谱的。在经济、教育和公共建设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个在现代一个在古代。如果说日本是黑社会大佬，那么大清顶多只能算是县城小流氓，国家虽大，政府却完全上不了台面，非要二选一的话，当然还是跟着日本人混比较好。

　　平心而论，国民党的执政水平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么一截，官员贪污腐败，警察吊儿郎当，政府形象严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乱的经济状况，难免让台湾人产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几个稽查私烟的城管人员由于业务不精，未能充分贯彻对岸同行“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宗旨，居然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暴力执法，结果引发众怒，酿成国民党治理时期规模最大的族群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当时主管台湾的陈仪却向蒋介石汇报说这只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日军残留）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矛盾，最后当局出动机枪小分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这次群众运动，刚来两年就给台湾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具体伤亡人数则口径众多，从数百到上十万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后，由家属上报的死难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台湾一直争议颇多，因为种种资料显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无辜，背后更有台共等多股势力纵横交错。但是国民党直接开枪的做法无疑极为愚蠢，虽然本地人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老实了”，但暗地里他们对外省人的仇恨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时李登辉同志刚好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在街上参与围观时，现场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行人齐喊“快走嘞”，立刻作鸟兽散，李登辉也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称自己“差一点就被人打死”。24岁的他因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暴行而成长为一号忧国忧民的愤青，曾经加入共产党等各类地下“民主党派”（李登辉加入共产党后没多久就退党，他后来解释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实际”），这也导致他经常被忙着整肃“二二八事件奸党”的情治部门请去喝茶。由于被认作是“赶时髦的小角色”，李登辉并未遭到太严厉的惩处，只不过频繁的“报到”仍让他不胜其扰。1960年调查局“清查旧案”时，李登辉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长达四个半月之久，他在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关系替他求情之后，李登辉才被无罪释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场可想而知。

　　经过此事之后，李登辉对台湾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国读博之后甚至不愿意再回台湾。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李登辉已是世界知名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各国的农经组织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沈宗瀚更是亲自跑到美国游说。李登辉说：“我回去了不知道国家会对我怎么样，我没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则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状况。可惜一个小小农复会主任的口头保证岂能管得到政府头上，李登辉刚回国一年左右，当局的白头盔宪兵就又找上门来了。

　　其实李登辉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个半月的经验，再加上宪兵是大清早六点钟跑来敲门，颇有点来偷鸡摸狗杀人灭口的味道，李登辉担心自己说不定一去不回，于是先把家里的存折等等统统翻出来交给老婆，支票一一签字，这才“慷慨赴死”。在被断断续续的盘问了一星期之后他又活蹦乱跳的出来了，日后回忆起这次经历，李登辉认为当时蒋经国可能就已经有意启用他，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审查而已。但这种体验无疑让人极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辉第一被请去喝茶的时间长达十七个小时，期间毫无音讯，更是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李登辉的老婆称：“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最长的一天。”并且之后每次听到吉普车从楼下路过便会心慌意乱。因此李登辉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

　　当然，跟台湾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辉实在可算是“幸运”的了。没过多久他改造台湾的“机会”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台湾农业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李登辉突然便被拉入政坛，并且成了蒋经国身边的“红人”，先是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成员，78年又被任命为台北市长，81年升任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以七十码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蹿升。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更是顺理成章的接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三：一对“失败”的独裁者父子

　　一个独裁政党若是想在民众的心中散播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想象他是否还能去干什么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台湾当时便有所谓刑法第一百条，按大陆的口径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是着手实施叛乱，哪怕你仅仅是发了点牢骚，都有可能被视为有“叛乱意图”而遭到严厉惩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有意无意的规避风险、远离政治，让独裁者来掌控一切。假如当时的台湾就有互联网，各位或许会看到以下现象：在那些讨论时事的帖子下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回复不是“莫谈国事”，就是“楼主小心跨省”。

　　尽管蒋介石在控制言论这方面做得倒还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说，和对岸的同行比，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独裁者，因为他在退守台湾之后依然在搞孙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这个所谓“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基层公务员的直接选举来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从而为宪政打下基础。该政策从抗战胜利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实行，虽然国民党后来兵败撤出大陆，但蒋介石仍然执意要延续地方自治，由花莲县开始推动全台湾的县市长等公职人员直选。由于日据时代台湾人已经有了不少选举经验，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竟高达80%。这么一比较大陆现在的状况还比不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当然，由于国民党当时垄断了媒体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操纵此类选举可谓轻而易举，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靠作弊来确保自己的胜利，例如派军队、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投票，或者把投给政敌的票偷偷涂污成废票。1975年时主张国大改选、废除戒严令和确保言论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为开出八万张废票而落选，随后人们在修路时挖出了整袋的投给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制造停电，趁机调换票箱……不过话又说回来，国民党的舞弊行为固然无耻，但两岸的状况一对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蒋这一党专政搞得实在太他娘的蛋疼了，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和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宗旨的党派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还算搞得人模狗样的选举，国民党即使可以操纵结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过于离谱，对民意仍然得保持一点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类似大陆李刚之类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众的智商。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基层政治相对大陆而言较为廉明，官员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另一方面，基层选举确实大大开启了民智，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恐惧，破坏了言论管制的效果。尽管当时台湾人仍无法在报纸等各类刊物上畅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旦他们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意，选举就会变成反对派汇聚并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场所。1977年，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许信良正是凭着地方选举，一举打开了国民党铁幕的缺口。

　　这许信良本是国民党一手培养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着公派奖学金跑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时甚至出版了一本《风雨之声》，大谈四年来在省议会里的所见所闻，让本来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员顿时无所遁形。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也该拉进看守所躲猫猫一百次了吧，许信良却仅仅因“党纪考核不佳”，被国民党拒绝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候选人。谁料许信良竟“违反党纪”以个人身份参选（代价是被开除党籍），最终在选举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中坜事件”：许信良的助选团队当场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径，引发上万愤怒群众的大暴乱。说实话当时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没有做票也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无其它证据，但国民党的选举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因此“传言”稍一煽呼，人群马上就闹起来了，这就跟圣元奶粉说自己是无辜的却没人信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说蒋介石的制度规划就已经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么蒋经国的“懦弱”无疑将这个突破口进一步的扩大了。在中坜事件中，台湾警方将被指控做票的监票主任带走保护起来，在鸣枪驱散围观群众时还不慎击毙了一名学生，结果整个警察局都被愤怒的群众一把火连根烧掉。这类“打砸抢烧”事件在大陆会如何定性处理不用我多说，而中坜事件最后的结果却是“罪魁祸首”许信良以大比分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自此之后党外的“反动人士”们也开始凭着地方公职选举大规模的侵入国民党的政治阵地。

　　曾经有人推荐我去看一部关于蒋经国时代台湾街头民主运动的纪录片，问我大陆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完以后觉得，人民其实是一样的人民，只不过党是不一样的党，蒋经国在对待这些“反革命暴乱”时实在缺乏“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有人说他是“迫于群众的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学生怕什么？就怕开枪。”坦克一出，谁与争锋，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创造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哪还来什么“群众的压力”？而像催泪弹、防暴盾牌和高压水枪之类的非致命性武器不仅不能起到恐吓的效果（回家晒晒衣服又上街来了），相反还大大满足了年轻人自我戏剧化的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此与其说蒋经国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我倒更觉得他是迫于自己良心的压力。这倒不意味着他就是“伟光正”了，还是那句话：同样是独裁政党，这个党和那个党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随着“美丽岛”、“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次年更是完成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重新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进程。小蒋同志也因此从“独裁者”一跃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其历史评价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个档次，和同时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贼独夫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不幸的是蒋经国在1988年便因毫无预兆的病情恶化而突然逝世，在这个改革的关键时刻，李登辉这位副总统也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四：从夺权到放权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男主角的戏份似乎连20%都没有，很多读者或许会奇怪丫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副总统了。其实蒋经国对李登辉一直极为器重（鉴于逝者已矣，其间的原因已难以考证），按他的设想，李登辉应该攀爬得再更快一点才对。78年时蒋经国就想安排李做台湾省主席，但是党内其它大佬认为李的资历太浅，小蒋才不得不把他放到台北市长的位置上锻炼了三年。

　　蒋经国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李登辉在党政军三界都没有自己的势力，国民党众大佬虎视眈眈，个个盯着他屁股下的总统宝座，甚至连当时的“国母”宋美龄都有打压之意（为何国母多姓宋？），加上李登辉“本省人”的身份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倾向，处境更是不利，坊间干脆称李登辉只不过是个“临时总统”。但是李登辉这个人第一运气绝佳，先靠蒋经国之死当上总统，再靠党内群龙无首的混乱和宋楚瑜的“临门一脚”当上了党主席；第二他本身也确实是个无师自通的政治斗争天才，此后竟施展各种手段，轻松玩弄国民党众大佬于股掌之中。

　　在90年初的总统换届选举中，反李阵营（俗称“非主流派”）为了获得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计划在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为了推动“党内民主”，应把提名的投票方式由起立表决改为不记名投票。此时总统选举仍由“万年国大”包办，而国大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看门狗，能获得党内提名的人几乎就已经在选举中赢了一大半。李登辉作为党主席，想获得提名也不过是探囊取物，虽然国代们未必就喜欢这个政坛新人，但也不宜在起立表决中“公开叛党”，整出总统大选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而非主流派这招“不记名投票”可谓直取李登辉的命门，背后更有行政院长李焕和军事强人郝伯村等人的支持，李登辉的政治生涯一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退选声明”，万一真的演变成不记名投票，干脆直接退出选举，保全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