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 曹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9:06:34
曹锟
蓸锟,人名,主要指旧时军阀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芦沟桥事变后拒绝日本所请出面组织新政府,因其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中文名: 曹锟 别名: 仲珊(字)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直隶省天津 出生日期: 1862年12月12日 逝世日期: 1938年5月17日 职业: 中华民国大总统 毕业院校: 天津武备学堂 信仰: 佛教 污点: 贿选总统 优点: 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保持晚节人物简介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曹
曹
人物生平
一、卖布郎愤而从戎
银
字
二、驻保定大逞其威
徽
公
三、买选票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 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所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元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谢幕。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颁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敏麟农商总长。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 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账,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 不想5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四、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书
五、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