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钱锺书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

日期：2010-11-17 作者：王水照 来源：文汇报                      
    ■王水照
    
    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先生是在1960年，距今整整半个世纪。那年夏天，我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直到1978年调离。在这18年中，我参加过《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两项集体项目，都在钱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是他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至今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他的日常性谈话。他很少在全所会议上发言，我也没有领略过他做学术讲演的风采，但他日常性的随意谈话，挥洒自如，精彩纷呈，似乎更具魅力。编写文学史时，他是我们唐宋段的负责人，一起借住在北京西郊，与我对门而居，时时简短交谈；后来我利用办理公务之际，数次到他寓所作“一对一”的倾心对话，那实在是至今难忘的幸运。另一个好机会是《唐诗选》五人小组会议，专门讨论并解决唐诗注解中的“疑难杂症”，说是五人开会，实际上主要听取他的见解。这一系列的言谈，当时就给我以“若受电然”的感觉，他对诗歌的“鉴赏和评判”，他的妙思玄想，审美感悟，把我从大学课堂上所接受的一套阐释模式中引出，打开眼界，看见另一番迷人的风景。不仅仅被他的思维敏捷、巧喻联珠、警语迭出所折服，还开始知道学问海洋的深广奥妙，找准自己治学的立足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听讲所感受到的震撼并未减弱，但具体所谈内容细节却被岁月销蚀殆尽。我常常深以为憾，特别是不能与我的青年朋友们分享。
    
    好在手边还保留他审读我文稿时的两份书面意见，谨作记叙，稍述心得，希能对当年耳提面命、尽兴倾谈的情景，仿佛一二。
    
    我在1965年写过一篇《韦庄与他的<秦妇吟>》，投给《文学评论》，编辑部请何其芳、冯至、钱锺书三位先生审阅。为了便于我修改，编辑部把他们的审稿意见直接转给我，因能珍藏至今。钱先生的这份审读意见，约一千字。他起笔写道：“有新见，能分析细致，文笔亦明洁。同意何其芳、冯至两位同志的评语。可发表。但有若干处须修改，列举如下。”开宗明义第一条意见即关乎论文的主旨及立论方法，既抓住了要害，又巧妙地解决了审稿过程中的一些意见分歧。我的文稿原拟围绕韦庄及其《秦妇吟》的评价，论述两个问题：（一）从韦庄的作品可否称为“诗史”并与杜甫相提并论，谈谈科学类比和庸俗类比的区别；（二）从《秦妇吟》反对农民起义是否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局限性”，谈谈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态度。在审稿中，有先生认为杜甫韦庄类比之说“并不普遍”，“用不着专段加以辨明”，建议论文集中解决《秦妇吟》的评价问题，其他均应删节、合并。这与我写作此文的初衷有些距离，因为我以为科学的历史类比虽然不失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极为相似的历史现象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常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韦庄的反对黄巢起义与杜甫的反对安史之乱，就不能简单比附而将韦庄作品也称为“诗史”。以韦杜之例，深入阐释不同的类比方法的意义，还是有学术价值的。因对这一删节建议，我正踌躇不决，左右为难，钱先生即敏锐地看出我的“心思”。他说，论文第一节“历举韦杜类似之处，欲擒故纵，欲破先立，虽见心思，而不免系铃解铃之病”。我原意不是要写一篇驳难之文，而是试图说明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但在行文中，确有虚设论敌之嫌，钱先生所言，一语中的。然而说韦庄作品为“诗史”者实有其人，说“端己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居，浣花名集”的，还是我们尊敬的陈寅恪先生（《韦庄秦妇吟校笺》），韦杜相比之说，并非子虚乌有，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因而，钱先生的最后意见是：“我意此节作为冒子，可以保存，而改变写法。譬如说‘韦庄和杜甫表面上有些类似之处，但于杜甫认识甚浅，故古代文评家未有以之比杜者。由于《秦妇吟》的发现，近来有人抬出与杜“诗史”并称，这是不正确的’云云。”
    
    有钱先生的这条意见，我的修改自然容易多了，也感谢他的苦心。但他并不仅止于帮我“解围”（第一节不必删削），而更进一步指出：研究作家之间创作的影响问题，应该采取“更科学，更有分析”的态度，他一一分析所谓“韦庄一生崇拜杜甫”的实例，揭示其论证上的缺憾。如韦庄编选《又玄集》列杜为首，似为尊杜之证，钱先生说：“事实上《又玄集》选杜五七律六七首，皆流连光景之作，于杜之有‘诗史’价值者，一概未选，是于杜之认识极为肤浅（尤其在元稹标举杜甫以后，更证韦之无识），而于李白，尚知选《蜀道难》，相形之下，可见‘一生崇奉’之实际情况矣。”“列杜为首”仅是表象，其选取标准和眼光，才是问题的关键。又如韦庄“临终时对杜诗吟讽不辍”问题，他写道：“乍见之大有《列朝诗集》记王世贞晚年尊苏轼，临终时‘手东坡集不释’之概，然事实上韦‘吟讽不辍’者，只是杜诗中两句，即《又玄集》所选《南邻》结句（‘相送柴门月色新’云云），是证据亦无甚力量。”又如“身世、住宅之偶合，亦似缺乏文学批评上的价值。韦庄杜陵人，买宅浣花溪上，自称‘杜陵归客’，名集曰《浣花》，理亦当然，未必为‘崇奉’杜甫之表示，与柳开之号‘肩愈’，王质之号‘绍陶’，具有倾向性不同”。振笔直遂，一气呵成，最后归纳为“文学批评中之‘考据’必须更科学、更有分析”，他已为我作了具体的示范。
    
    我这篇文章论及黄巢起义军，在当时主流思潮笼罩下，自然更强调它的“革命性”与“历史的正当性”，多处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收入此文，编者在《前言》中还把它当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评论，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的例子”，这是编者的宽容，其实只是引用频繁而已，光引列宁语录就达四处之多。为了避免满纸必称马列的“党八股”气，有的地方我采取了撮述其意、不注出处的办法。譬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云：“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杜甫《三吏》、《三别》产生于潼关——洛阳道上，韦庄笔下的“秦妇”从长安逃难洛阳，我以为其蕴涵的意义是不同的，因而化用了“悲剧”、“笑剧”之意而以自己语言表达之，未注出处。钱先生批云：“‘历史上这样现象’数句，若非隐承马克思语，则是与马克思暗合，请看《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一节。”我当时就明白：“与马克思暗合”云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引文必须注明出处才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
    
    钱先生在这篇审稿意见的尾注中说：“以上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写的，其它意见琐细，于四月十日与水照同志面谈了。”四月十日是个星期天，我专程去钱家听取他对此稿的意见，他倾筐倒箧，巨细罔遗，我听时且惊且愧，现今却印象模糊，无法准确记叙；他另一篇审稿意见，因是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笔意畅达，娓娓道来，颇具面谈时的现场感，也见出他一贯的指导后学的那份尽心、细心和诚心。
    
    我执笔的《唐诗选·前言》一稿仅一万多字，他的这篇审读意见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六百多字。从开头第一段到末尾一段，他均有批评。我在文章开头说：“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大意，初稿尚待寻找），他分析道：“我意首句‘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宜改为‘中国文学史’更妥，因‘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在语言上血肉联系，且唐诗至今还是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此为开宗明义之句，应说得高瞻远瞩些。何况隔一句又说‘我国古代诗歌’似不须重复如此。鲁迅语可引，但其语意（‘到唐已被做完’）是绝后，而把它来承上句‘空前繁荣’，稍觉不贯，至少得说‘鲁迅先生还（甚至）说’这一类字样。”这篇文稿我是1977年8月写的，那时已有十年不写学术论文，笔舌滞涩，套话、熟词连篇，行文粗疏，鲁迅语中“绝后”含意，与上句之“空前”两字枘凿，我浑然不觉，钱先生却说“刺眼，请酌”，具见他敏锐的语言感觉和缜密的文思。
    
    我的文稿接云：“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不成熟”三字,引来了钱先生的一大段议论：“‘不成熟’三字似可删，因主观上是‘成’而大成、‘熟’而烂熟，方敢提出公之于世。此序又非即席临时发言或考场试卷，无人催促，非急就章，如觉‘不成熟’，不妨再加深思熟虑。虽客气话，亦当切合体裁。请酌。”“文革”也是一场民族语言的灾难，大话、空话、粗话、套话满天飞，汉语之诗性智慧、灵动美感已丧失殆尽，钱先生这里所发的感慨，似不仅仅针对“不成熟”三字而已。
    
    这篇审读意见共九条，内容广泛，涉及文字锻炼、引文规范、例证增删，乃至立论要旨、研究方法等方面，是一篇值得反复琢磨、细心揣摩的文字。我在文稿中引用李德裕反对进士科的奏章，引文是依据《新唐书·选举志》，而以《旧唐书·武宗纪》为参看。他的批评先从文史常识谈起。他认为：“凡新旧《唐书》同记一事而内容不甚差异者，当以《旧唐书》为主，而以《新唐书》参看；此乃清代学者传统，未可厚非”，譬如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引述《唐书》即是如此。然后具体评论我文稿中的引文。我引《新唐书》，此处作“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然而他亲自查检《旧唐书》，却作“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他在“举”、“自”两字之下加了着重号，认为“意义远胜”。他阐发道：“《新唐书》仿佛‘显宦’是一门行业，自小就可学习，未做官已能上朝廷亲自‘目’击朝仪，都是语病。”而《旧唐书》的“自小便习举业”，说明“‘阀阅门第之家’虽仇视‘进士’之‘业’，而亦自有其‘举业’；与郑覃抬出‘诗三百篇’来抵制文家‘诗博士’之举可合观。”
    
    从新旧《唐书》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异文对勘，说明从史源学而言，应以《旧唐书》为正，而以《新唐书》为辅；然而钱先生这里不在提供一条传统史学信息，而是把问题展延到更重大的学术课题。唐史研究中有个重要观点，即士族世家以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新兴的庶族寒门，并以此作为解释唐代一些文史问题的理据。我在文稿中也接受这一见解，用以说明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钱先生显然不认同此说。他写道：“仇视‘进士’不仅（‘仅’字下有着重号）是世家子弟反对选举，还包含着自周、隋以来经学对词章的仇视，即‘儒林’对‘文苑’的仇视（在宋如道学之于诗文人，在清如考据家之于词章家，在现代欧美如科学家之于人文学家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文中不必详说此点，但措词须稍减少简单化，除非能证‘明经’派都是贵族世家。”他举了韩愈《答殷侍御书》，指出寒门出身的韩愈向大经学家殷侑倾心学习经学的诚意，最后说：“足徵‘进士’和‘经书’是两门学问，但‘进士’与‘明经’不一定是出（于）两个社会阶层。”在不同观点的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学科背景和研究范式，正表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钱先生富有理据的质疑，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和深化，实在应引起重视。
    
    我在文稿中还说到，“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又有一大段批语：“也只能如此接受票面价值。李、杜姑存疑，杨炯、王维之伦有多少忧国安民的志向，我只大胆怀疑而已。”虽然是勉强接受了，他提醒我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与后面作家小传矛盾：《前言》中俨然志士，小传中却说是吟咏山水风月之士，如王维。二是刚说过诗歌在唐代是社交之具，进身之阶，那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岂学书生辈，窗间一老经”等语，其“真诚性”就“大可斟酌”了。末了他还不忘幽默：“但是，看来大话不可不说，正如袁嘏诗篇无只字可传，而一句大话便能名登《南齐书》、《南史·文学传》也。”袁氏的这句大话是：“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
    
    涉笔成趣，然而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极其严肃的。研究者、解读者与面对的史料、文本之间，横亘着三重障碍：一是无法彻底了解古人的具体语境；二是无法摆脱已有的对该史料的认识和解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三是无法脱离自身的时代、环境、经历、学养的限制，由此造成的“文字之执”是必然存在的。钱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死于古人句下，不要迷信“票面价值”，要穿透文字表面而看其底蕴真相，所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的文稿带有明显的应时性，现已不为自己所看重；而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却具有学术的长效性，岁月流驶而光景常新。时时展读，仍能读出智慧，读出对后辈的提携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