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五成蚁族否认自己弱势 多三十岁告别蜗居

建筑密度大，居住环境恶劣，公共服务设施缺乏，治安消防隐患并存，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村给人留下脏乱差的印象。本报记者 唐轶摄

核心提示

自2007年以来，青年学者廉思组织的课题组对蚁族进行了持续跟踪调查。廉思和他的团队撰写的有关蚁族问题的报告多次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和高度重视。

在2008年、2009年对北京蚁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今年在蚁族数量较多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等大城市同时展开调查，历时半年有余，发放问卷500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4807份，形成了第一份全国范围的蚁族生存报告。

此次调查有一些新发现，主要有：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蚁族的学历层次上升；蚁族向上流动困难，“三十而离”；五成蚁族否认自己属于弱势群体等。

棠下村，位于广州繁华的天河区。

这里曾是1958年4月毛泽东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当年毛主席放茶杯的那张长方形木桌和4张有靠背的木椅仍在故地，但棠下村早已不是原来那个水田青葱、稻浪滚滚的先进村了。

现在的棠下村，就是广州一个城中村，一个蚁族聚居的地方。

进入棠下村，人们立刻会产生逼仄的感觉。一米多宽的街道和两侧五六层高的楼房，让天空显得越发局促。杂乱的电线在人们头顶穿过，像一张网。破旧的街道两旁布满了饭馆、杂货店、理发馆、网吧和台球厅，原本就不宽的道路因被小商贩占道经营而显得更加狭窄。

据了解，棠下村目前约有12万流动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做生意的小商户，另一类是学生或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上班族，也就是所谓的蚁族。

自2007年以来，青年学者廉思组织的课题组对蚁族进行了持续跟踪调查。与此前的调研有所不同，除北京外，课题组今年在蚁族数量较多的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等其他大城市同时展开调查。

部分研究生成为蚁族

“有时候我真怀疑这一纸学历有什么用，现实离梦想太远了。”生活在广州的艰辛，张春华(化名)深有体会。2009年夏天，他获得了暨南大学某专业硕士学位。毕业一年多来，他做过销售，卖过保险，还当过家教。“赚得少，只能搬来棠下村住。这儿多便宜，每月的房租还不到500元，水电费全包。”张春华无奈地说。

张春华现在天河区一家私企上班，每月工资2200元。吃饭700元，住500元，剩下的钱买烟、买衣服、出去玩儿，是典型的“月光族”。

“男生”、“研究生”，在以往的就业市场上，一般会被认为是“香饽饽”。但在今年，像张春华这样的男硕士蚁族已经不罕见了。

据课题组调查，在过去一年中，北京地区有研究生学历的蚁族比例上升明显，所占比例从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这从侧面揭示了研究生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而本科生方面，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蚁族从31.9%上升到49.8%，仍然是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此外，大专生（国民教育系列）比例为22.4%，成人/民办本科生与专科生的比例分别为7.2%与9.3%。

值得注意的是，蚁族群体中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所占比例有较大提升。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一年间，211重点高校的毕业生由0.8%上升到28.9%，这直接反映了重点院校毕业生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在蚁族群体中，普通院校毕业生比重最高，为52.3%。职业技术类院校毕业生比例最少，占18.8%。

工作不稳定，“三十而离”

除了学历层次上升，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由去年的3.1%上升到5.5%。年龄向上攀升的趋势，反映出蚁族摆脱“聚居”的困境需要更长时间，从蚁族到精英的蜕变变得愈发艰难。

从年龄来看，蚁族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占了全部受访者的92.8%，蚁族中绝大多数为“80后”。

课题组发现，今年绝大多数（93.7%）蚁族大学毕业后从事全职工作。与2009年相比，全职工作的比例有所提高；失业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18.6%下降到10.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10年经济回升向好后，蚁族就业机会有所增加。

但调查报告也指出，一年来过半蚁族有过换工作的经历，且平均换工作的次数为1.7次。其中，换过两次工作的蚁族接近3成。同绝大多数青年就业群体相比，蚁族换工作的频率比较高。

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为专业技术人员或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私有制企业仍然是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报告显示，其他六城市的蚁族与北京蚁族的就业状况无太大差别。7个城市中，有63.6%的蚁族就业于非公有制企业。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蚁族不仅所占比例非常小，而且在这一年间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仅有的0.2%下降到2010年的几乎为零。

收入方面，今年受访者的月平均收入为1903.93元。六成蚁族收入在2000元以下，收入在1500~2000元之间的蚁族有36.6%。低收入者仍然占较大比例，月收入超过2000元的蚁族是少数。

住房条件能够体现不同地域蚁族生存状况的差别。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及以下的被访者占了近六成(59.6%)，与2009年的69.6%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及以下的人数比例下降最明显（由2009年的38.4%下降到2010年的20.4%），这主要是因为北京以外的其他几个城市的蚁族租房面积相对大一些。

从年龄还可以看出，蚁族存在“三十而离”现象，即大学毕业后奋斗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在城市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了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十而立”到了蚁族身上却呈现为一个无奈的现实——“三十而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蚁族因为取得成功而离开聚居村，搬到条件较好的社区或者自己买房。

认为自己弱势的不到五成

调研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有65.1%认为自己现在是蚁族，有12.3%认为自己曾经是蚁族，有1.7%认为自己即将成为蚁族，还有20.9%否认自己的“蚁族”身份。

在2008年与2009年的访谈中，课题组成员切身感受到蚁族对自身的肯定。此次调查结果显示，“理解”、“辛酸”、“坚强”三个关键词最能表达受访者对蚁族的情感。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蚁族是弱势群体，但五成蚁族自己并不这样看，有47.9%的受访者认为“是”。

从课题组的调研来看，83.6%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到10年内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升”，65.6%的受访者对自己未来成功很有信心。可见，蚁族对自己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这个预期抑制了“弱势心理”的产生。

与之相应的是，在课题组考察“蚁族”自身对未来出路的思考的开放式问题中，近一半(45.1%)受访者的回答中都含有“努力”、“奋斗”这两个词。

相比“蚁族”对自身前景的看好，这一群体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却不乐观：仅38.7%的受访者持乐观积极态度，36.9%认为社会不公平状况会“越来越严重”，14.3%认为“不会好转但也不会恶化”，10.1%认为“不好判断”。

本报北京12月9日电

让“包容性增长”成就蚁族梦想

中国青年报：一年来，蚁族的概念边界变得非常模糊，是否已经偏离了你原来下的定义？实际上像“北漂”这样的概念，也能够包含足够多的社会问题，但它的传播力远不如蚁族，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廉思：我认为，蚁族比“漂”这个概念更贴切地表达出人们的一种状态：孤立无援，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它反映出“80后”一代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深深根植于当下转型社会的矛盾纠结之中。国家越是强大，人们的渺小感就越是强烈。从这个层面来说，每个人都是蚁族，差别只在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蚁族概念的外延足够宽泛，媒体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自我发挥，从而赋予它新的内涵。

中国青年报：他们怎样评价“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同龄人？

廉思：应该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吧。持“愤怒”（58.3%）、“悲哀”（49.4%）、“羡慕”（42%）三种情感的相对较多。毕竟，“富二代”、“官二代”是与蚁族有着鲜明区别的群体。

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对“愤怒”一词的选择与蚁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相关性。“愤怒”作为一个较为明显的贬义词，得到更多认同蚁族身份的受访者青睐。即越认为自己是蚁族，对“官二代”、“富二代”越“愤怒”。在“富二代醉酒撞人”问题上，90.1%的蚁族认为应重惩，这远高于普通民众。这表明蚁族对于群体外成员继承和世袭资源有较强的怨恨和不满。

少数富豪阶层的“炫富”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反感，无疑是杭州飙车案中的“富二代”和“我爸是李刚”中的“官二代”遭到许多人强烈声讨的重要原因。由于各自从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看待现实问题，致使阶层之间观念冲突、互相不信任增多，彼此形成隔膜心态，加剧了弱势阶层对强势阶层的怨恨。

中国青年报：你们调查了他们对社会的看法，那么他们对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或事件有何看法？

廉思：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今年我们把蚁族对社会现象的态度作为调查重点，通过调查他们对贫富差距、医疗、住房、司法、教育、“富二代”、打黑行动、权力分配、税收分配等方面的意见倾向来判定。

比如说，61.3%的人认为“应该从收入高的人那里征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64.7%的人认为“经济条件好的人比经济条件差的人在社会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94.9%的受访者认为“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94.6%的受访者表示赞同“看病难”的提法，62.3%的人认为“高等教育对就业没有太大帮助”；在司法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司法不公正的现象突出。

从总体上看，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蚁族参与度低，存在着“只看不动”的现状，旁观者居多。绝大部分的蚁族在面对网络群体事件时会保持沉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蚁族声援过网络群体性事件。

中国青年报：他们对社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一年来社会广泛关注、政府高度重视，但蚁族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廉思：蚁族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底层知识青年的需求。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士形成了社会顶端的士阶层，管理国家事务。这条生产线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成为众多知识青年上升到社会上层的通道。现在，虽然科举制早已不存在，但是通过有效的渠道参与国家事务，进入社会顶端阶层依然是众多知识青年的需求。

蚁族一直坚定地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也可以拥有与所谓“城二代”PK的社会竞争力。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为蚁族这样的“村二代”提供向上跃升的渠道和空间，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鱼跃龙门”，实现阶层晋升。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蚁族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从而保持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只要上升的途径和机会仍在，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可以实现。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贫富差距的拉大，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由于很少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蚁族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也在加强。

中国青年报：如何为这些底层知识青年找到上升通道？

廉思：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但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对整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不能单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单就高等教育问题谈高等教育问题，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青年未来发展的高度上，通盘考虑，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下，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关于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问题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