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的遗嘱

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的遗嘱

2010-07-11 16:52:50 

作者：刘利民

　

读团结出版社《蒋介石家书日记》中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三份遗嘱，颇有感触，谨记于此。

西安事变发生后，来自国内、国际的各种势力纠结在一起，局势十分微妙。蒋介石深知，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他的。他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在扑朔迷离的形势面前，蒋介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斡旋的宋子文也有同感。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里说："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就在这个生死未卜的当口，蒋介石留下了三份遗书，作为对后事的交待。这些嘱虽然均写于1936年12月20 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见诸于西安事变两年之后，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之间的日记中。在这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12月20日，蒋的三份遗嘱交由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1936年12月21日的日记说："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

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

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後，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如此，帝王将相、王公权贵也概莫能外。在命悬一线的关头，铁血如蒋介石者首先牵系的已然是诸般家事，他平静而周详地安排着身后：虽然蒋经国、蒋纬国均不是宋美龄亲生，蒋仍叮嘱宋美龄善待尚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的蒋纬国，"视如己出"， 舔犊之爱，令人动容；他谆谆告诫蒋经国、蒋纬国视宋美龄为"唯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天伦孝悌，一体遵照。透过这两份情真意切的遗书，我们读到了一个恪守伦理道德、情感生动醇厚的蒋介石。此时此刻，他不再是一个号令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个宽厚的丈夫、慈祥的父亲。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

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

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

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

在告国民书中，蒋介石慷慨悲壮地向他的国民诀别。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这种警醒和自责，显示了他严以律己的儒家性格。

此前的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之命随同端纳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

【给宋美龄】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於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

此信和他二十日写给宋美龄的信内容基本一致。蒋介石深知张学良的品行，恐怕此信被张学良扣留，让黄一再朗诵，烂熟于心，以便口述告宋。后来，黄仁霖果然被张扣留，这封信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才得以记录下来。

这三封写就于1936年遗书，纤毫毕现地展示了蒋介石的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有人说，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我觉得，他的民族主义情结首先体现在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普遍皈依。从醉心于阳明学说到推行新生活运动，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都是蒋介石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的行动指南。脸谱化的蒋介石是罪恶的撒旦、十恶不赦的魔鬼，但真实的蒋介石却是一个尊崇礼仪、蹈守廉耻的楷模。

成王败寇身外事，千秋功过任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