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3:47:13
“进京自首”：一个公民艰难的救济选择
单士兵
童贻鸿，武汉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北京。他不是去旅游，也不是探亲，而是“自首”。原来，他是和拆迁公司未成协议的“钉子户”。11月18日下午，童贻鸿面对三十多人跟随拆迁车辆撕开自家楼下铁丝网，选择向楼下扔砖头。一天后，当地警方说童行为“导致一人重伤”，通知他到派出所做笔录。童大惊，不相信当地警方，专门坐飞机赴京向北京警方“自首”，并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师帮助”。（11月21日《新京报》）
公民“进京上访”的事件，不陌生。不曾想，现在竟然派生出“进京自首”的选择。“进京上访”总是包裹着太多的无奈与悲怆，而“进京自首”无疑也裹挟着一种沉重的无奈，同时还有一些小小的“智慧创意”。恰是这种底层小聪明，传递出一种更加沉厚的苦涩与伤痛。
北方天寒，路途遥远。但在小人物童贻鸿心中，北京却是他寻求救赎与正义最值得信赖的地方。偶然爆发的小智慧，背后必然附带着一种社会大逻辑。那一句“不相信当地警方”，那一份不惜财力的“进京自首”，足以明证，在公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信任关系的深度断裂。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西塞罗曾这样说。现在，为了财产,童贻鸿却向权力扔砖头。且不说他那心魔因何而来，但他的祛魔之道，倒也还令人激赏——选择法治。只是，司法力量，是远在北京完全陌生的警察面孔以及律师身影。那么，到底又是怎样的力量，把公民选择免于恐惧的途径转向“进京自首”的尴尬呢？
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在这起事件中，谁也无法找到当地警方存在任何不公的瑕疵。所以，任何以“进京自首”为由去苟责相关警方，都很不理性。但公民童贻鸿不信任当地警民，是事实，他花费不菲代价北上自首，以及当地警方派人进京与北京警方接触，也是事实。事实的结果，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当然，童贻鸿是忍痛花自己钱，而警方办案却要花纳税人的钱。如果公民与权力之间有笃定稳固的信任关系，还需要支付这些代价吗？
形成这种糟糕的不信任，到底怪谁？这些年，关于警察滥权与权力虚伪的丑事，恐怕让很多人除了惊悸，就是多了一些浅显的生存智慧。“进京自首”就是这样的选择。事实上，这两年发生在看守所里的那些非正常死亡，离奇得令人无比惊愕。诸如“躲 猫猫”、“喝开水”、“上厕所”、“做梦死”之类令人不堪的死亡情境，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对这类权力场域心生恐惧。特别是，在这类公共事件背后，相关嚣张与伪善的权力其实已经丢尽了脸，伤透了人们的心。
也就是说，层出不穷的权力阴险与伪善，才是造成公民与权力信任断裂的最根本原因。现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力量威慑力大大增加，但亲和力与信任度却大打折扣，令人敬而远之。而一些地方发生的权力失范行为，恰恰就是靠“动用公检法”来完成。更何况，还有一些地方警察的公权“家丁化”与“打手化”现象严重。“进京自首”就是因为无法预期地方司法力量的公正性，才把寻求救济的目光投注于更远的地方。
民意不可侮辱，民智不可轻忽。问题是，很多时候，民意已经过河，有些权力还在摸石头。不要再把“进京自首”的原因简单归为童贻鸿的不理性，或许那就是童贻鸿最理性的选择。这种做法与“进京上访”一样，都是在寻求更大的更加独立的力量救济。而且，与很多“进京上 访”不同，“进京自首”并不只是寻求更大的行政权力救助，而是力求不偏离于法治的轨道。
从这个意义说，童贻鸿到北京找警察寻律师，有悲怆，有艰难，有无奈，更有清醒，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的艰难选择。这样的自我救济，值得每个人高看一眼。更重要的是，当公民扔完砖头去自首，权力与法律总不能还在摸石头吧。
单士兵
童贻鸿，武汉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北京。他不是去旅游，也不是探亲，而是“自首”。原来，他是和拆迁公司未成协议的“钉子户”。11月18日下午，童贻鸿面对三十多人跟随拆迁车辆撕开自家楼下铁丝网，选择向楼下扔砖头。一天后，当地警方说童行为“导致一人重伤”，通知他到派出所做笔录。童大惊，不相信当地警方，专门坐飞机赴京向北京警方“自首”，并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师帮助”。（11月21日《新京报》）
公民“进京上访”的事件，不陌生。不曾想，现在竟然派生出“进京自首”的选择。“进京上访”总是包裹着太多的无奈与悲怆，而“进京自首”无疑也裹挟着一种沉重的无奈，同时还有一些小小的“智慧创意”。恰是这种底层小聪明，传递出一种更加沉厚的苦涩与伤痛。
北方天寒，路途遥远。但在小人物童贻鸿心中，北京却是他寻求救赎与正义最值得信赖的地方。偶然爆发的小智慧，背后必然附带着一种社会大逻辑。那一句“不相信当地警方”，那一份不惜财力的“进京自首”，足以明证，在公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信任关系的深度断裂。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西塞罗曾这样说。现在，为了财产,童贻鸿却向权力扔砖头。且不说他那心魔因何而来，但他的祛魔之道，倒也还令人激赏——选择法治。只是，司法力量，是远在北京完全陌生的警察面孔以及律师身影。那么，到底又是怎样的力量，把公民选择免于恐惧的途径转向“进京自首”的尴尬呢？
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在这起事件中，谁也无法找到当地警方存在任何不公的瑕疵。所以，任何以“进京自首”为由去苟责相关警方，都很不理性。但公民童贻鸿不信任当地警民，是事实，他花费不菲代价北上自首，以及当地警方派人进京与北京警方接触，也是事实。事实的结果，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当然，童贻鸿是忍痛花自己钱，而警方办案却要花纳税人的钱。如果公民与权力之间有笃定稳固的信任关系，还需要支付这些代价吗？
形成这种糟糕的不信任，到底怪谁？这些年，关于警察滥权与权力虚伪的丑事，恐怕让很多人除了惊悸，就是多了一些浅显的生存智慧。“进京自首”就是这样的选择。事实上，这两年发生在看守所里的那些非正常死亡，离奇得令人无比惊愕。诸如“躲 猫猫”、“喝开水”、“上厕所”、“做梦死”之类令人不堪的死亡情境，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对这类权力场域心生恐惧。特别是，在这类公共事件背后，相关嚣张与伪善的权力其实已经丢尽了脸，伤透了人们的心。
也就是说，层出不穷的权力阴险与伪善，才是造成公民与权力信任断裂的最根本原因。现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力量威慑力大大增加，但亲和力与信任度却大打折扣，令人敬而远之。而一些地方发生的权力失范行为，恰恰就是靠“动用公检法”来完成。更何况，还有一些地方警察的公权“家丁化”与“打手化”现象严重。“进京自首”就是因为无法预期地方司法力量的公正性，才把寻求救济的目光投注于更远的地方。
民意不可侮辱，民智不可轻忽。问题是，很多时候，民意已经过河，有些权力还在摸石头。不要再把“进京自首”的原因简单归为童贻鸿的不理性，或许那就是童贻鸿最理性的选择。这种做法与“进京上访”一样，都是在寻求更大的更加独立的力量救济。而且，与很多“进京上 访”不同，“进京自首”并不只是寻求更大的行政权力救助，而是力求不偏离于法治的轨道。
从这个意义说，童贻鸿到北京找警察寻律师，有悲怆，有艰难，有无奈，更有清醒，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的艰难选择。这样的自我救济，值得每个人高看一眼。更重要的是，当公民扔完砖头去自首，权力与法律总不能还在摸石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