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取消地级市评比项目审批权

　　多年来泛滥成灾但一直屡禁不止的官方评比活动，现在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清剿”。至于胜败如何，则仍待检验。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中央近日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下发一份规范评比的红头文件。这份文件最引人瞩目的规定是，所有评比项目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制度——这意味着，地级市及以下党委政府不仅无权审批新的评比项目，一些旧有项目的举办权也随之丧失。

　　文件同时要求各地从严掌握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实行总量控制。而被保留的可行项目，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

　　对于那些长期被上级评比折腾得焦头烂额的下级官员来说，这是年底的一个好消息。此前，中央已经对评比活动进行了历时十多年的清理，可几乎每次风声一过就会反弹，往往不过是改换名目，由此恶性循环。而此次“清剿”，各方普遍认为，彻底切断市县审批权的做法有望避免此前覆辙。

　　不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数地方官员却喜忧参半。喜的是，因为文件上升到党规层面，执行力比以往更强;忧的是，围剿效果尚需观察。

　　事实上，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后发现，一个个“评比”，往往裹挟了上级党政机构和下级地方官员以“政绩”为核心的诸多现实需求，“清剿”的核心，则应是斩断这些利益链条，否则难免死灰复燃。

　　“清剿”首次上升到党规层面

　　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醒，江苏省教育系统一位县处级官员王军(化名)已经忘记曾看过这份文件。每到年关岁末，类似的纪律文件将如雪片般飞来，除了中办、国办、中纪委、教育部发的不说，还有发自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内容大多千篇一律。“不外乎强调各部门不得擅自开展评比活动，即便开展也要一切从简。”王军说，一到年底，检查评比相对集中，这些文件主要是为了杜绝腐败。

　　但细细比较之后，王军留意到，这次中央的文件在措辞上比以往更加严厉。譬如针对收费问题，中央不仅强调，对以开展活动为由向基层收费、摊派、拉赞助及挥霍浪费、滥发钱物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即便对被保留项目，中央也要求费用全部由财政埋单或单位自行解决。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它比以往更加规范和正式。“过去的文件不是‘通知’就是‘意见’，但现在叫‘管理办法’。”王说。虽然末尾还加了“试行”二字，但已说明执政党有意以“党规”固定下来，建立长效机制。

　　前文中提到的两级审批制度，是率先推出的机制之一——中央、省级项目由党中央、国务院审批，省级以下项目由省级党委、政府审批。其中，省级评比的申请必须在每年3月底前提出，“党群”归口的评比向党中央提出，行政归口的向国务院提出。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两级工作协调机构随之应运而生。中央的协调小组由中办、国办牵头，日常工作由人保部负责。全国协调小组每年对各地区进行一次集中审核，如遇重大或特殊事件，可单独审核——例如当下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之后要进行一场表彰自不必说。

　　这一制度安排并没有超出旧有程序。人事部门负责项目审批，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已是多年惯例。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党中央、国务院开展的活动之外，其他所有系统的评比项目统统都在这个文件的管辖范围之内。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抑或是人民团体、行业协会，概莫能外。

　　“扰官工程”和敛财工具

　　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传统手段，检查评比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有其存在的价值。“上边要下边出经验，下边也希望获得认可。”王军说，一个佐证是，到中国任何一个乡镇或街道办，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一定是上级部门颁发的奖杯和锦旗。

　　而基层官员和群众之所以叫苦不迭，是因为现在的评比已经背离其初衷，泛滥成灾不说，正常的评比也大多变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此间官员说，绝大多数评比已经沦为上级部门的“政绩工程”和敛财工具。

　　最深受其害的要数乡镇官员。几乎每天，他们都要接到来自省、市、县评比小组的轮番轰炸。陈峰(化名)是四川某市组织系统主官，一些乡长、书记经常向他抱怨，有时一天最多接待二十多个上级部门的头头脑脑，陪吃饭都陪不过来——因为各种评比中，最后能不能拿到先进，往往比的不是工作能力，而是接待规格。“酒够不够档次，土特产地不地道，一把手是不是陪同，这些都是关键。”陈说，民间常常戏言检查验收成了检查“宴”收，有的穷乡一年办公经费才几十万，有一半花在这上面。

　　即便是市州一级领导也不堪其扰。西部某贫困市市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是省民政厅厅级领导率队到市里民政系统检查评比，他本人或分管副市长必须出面接待，“如果不陪，有的领导就认为你对上级工作不重视，评比的时候就给你‘穿小鞋’。”该市长说，省里至少有100个类似的机构，但市里领导就那么几个，他常常一整天都在酒桌上度过。

　　那些走马观花的还好，最让地方恼火的，反而是某些一呆几十天的检查评比团。“比如审计系统的人到下边去，一呆就是几十天，都要有专人陪他们吃喝。”陈峰说。

　　当然，最终能不能拿到先进，除了吃喝档次，还取决于另一个表面文章——说谎本领高不高。不惜造假应付上级检查的行为，由此在基层大行其道。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听汇报、看材料，成了一些检查组评比的惟一途径。有乡镇长曾坦言，有时尸体火化数量不达标，就花钱买火化条子凑数，一张条子要花七八百元，比实际火化费用还要高。

　　而在某些诸如“最佳创新实践政策”的评比中，开多少次会、弄多大的机构、谁来牵头等因素都是成败关键，而伪造这些文件对于基层官员来说易如反掌。

　　所有的评比都在花钱，除了基层的招待迎送费用外，还有正经的财政负担。以湖北省农业系统为例，没有清理之前有高达50项评比，项目从农业、植保，到绿色食品、“沃土工程”不一而足，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元的活动经费，悉数由财政埋单。

　　一些有官方背景的行业协会在评比中的敛财手段显得赤裸裸。评比完全明码标价。上述西部贫困市市长说，每年都有许多协会给他们寄来评选办法，缴5万元会费就可以获得全国最佳××城市、全国最佳××乡镇。原湖南省公共关系协会甚至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优秀《政府工作报告》评比，湖南省民政厅知道后当即予以撤销。

　　而中办此次文件中提到的“向基层收费、摊派、拉赞助”等行为，在许多地方官员看来，矛头正是指向这些行业协会。根据国办的公开文件显示，到2008年初，全国行政系统评比项目从七万多个锐减到现在的2000多个。而南方周末记者查证，其中中央单位保留的377个项目中，有一半左右的主办方是行业协会。

　　几乎每个部委的下属协会都要设一个跟部委不一样的奖项，比如虽然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有了全国烟草行业先进工作者的评选，但其下属的中国烟草学会还要评选一次优秀科技工作者。

　　不过，对于地方而言，他们也并非排斥所有行业协会的评比。比如“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就颇得地方欢迎，“鲁班奖”是中国建筑业协会每两年评一次的奖项。

　　谁是“评比”的获益者?

　　中央对评比的清剿并非始于今日。事实上，早在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第一个严控评比的通知，此后，中央清理评比的力度一年盖过一年，至今已撤销95%的评比，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一直以来，评比都未能走出瘦身到反弹的怪圈。以湖北为例，某省直机关在2006年第一次清理时保留了3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但去年又再次申报了5个新项目。而许多新瓶子里装的都是旧酒。“比如取消了十大杰出青年，有的地方就搞一个十大IT杰出青年。”曾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王军说。

　　此前的2009年，为响应全国行动，某省曾把348个各类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减少到44个。但检视以往，该省曾将评比项目降到过98项，几年后又膨胀到300多项。

　　作为一名从基层摸爬滚打起来的县处级干部，王军很清楚评比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这是一条利益链，上级和下级对评比都有需求。”

　　对上级部门来说，部分原因是这本就是分内事务。贵州检察院系统官员李雷(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级检察院到下级检察院检查评比是履行职责，否则出了问题就是失职，有可能被追究责任。

　　但上述西部某贫困市市长的话更加直白，“地方上庙那么多，如果市县一级的评比全都取消了，让这些和尚们干么去?”事实上，对一些上级机构来说，对下级机构的考核评比往往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政绩”的一部分。

　　此间官员说，有些部门搞检查和巡视，亦造成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下级的招待迎送外，回到单位后还可以报销一笔费用，但他们去下级往往是不花钱的，报销所得往往就成为事实上的补贴。有的部门本身一年没什么工作，为了搞出政绩，往往也靠搞一些评比表彰、现场会、检查考核等来为年终总结添内容。

　　而对下级而言，评比不仅可以获得现金奖励，还可以为升迁铺路。许多政府部门都将官方评比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且占有很大权重。比如，中央某部规定，在满分100分的年度绩效考核中，官方评比占到10分，如果获得党中央表彰，加5分，中办国办表彰加3分。“每到年度考评前后，下级检察院的科长们压力很大，入不了围，自己的年终奖金拿不到不说，还影响本科室检察官的奖金。”李雷说，如果得了先进，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一把手被提拔的机会也更高。

　　上述贫困市市长虽然一方面对变调的评比嗤之以鼻，但对于他们这样的贫困地区而言，上级领导来访不多，他倒希望上级领导多来检查评比，尤其是实权部门的检查评比。“招待花的都是小钱，上边领导一高兴，多几个项目就能挣回来。”

　　这位市长说，碰到财政、交通、民政、教育的领导来，喝的都是茅台、五粮液，但如果换了其他部门的就要掂量一下。

　　上述市长认为，中央不能对地方上的现实需求视而不见，彻底取消市县两级的评比，会在短期内起到效果，但如果无法改变上下级之间围绕评比的共同利益链，将评比和“政绩”的关系淡化，过一段时间又将死灰复燃。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此间专家建议，检查评比这一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除了检查评比开会发文件，执政党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推进办法，而这则是更为深入的革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