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语(明吕坤著）---古典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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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吕坤撰 著;王国轩,王秀梅 译注.呻吟语正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王国轩,1939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中华书局编审,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古籍整理与哲学史研究知名学者。古籍整理及研究著作有:《李觏集》、《吕坤全集》(与王秀梅合作)、《呻吟语译注》(同上)、《诗经精粹解读》(同上)、《大学中庸译注》、《宋元明清十三经注疏》(合编)、《周礼评述》、《李觏评传》、《范缜》等,以及哲学史、文学史论文60余篇。
王秀梅,1942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中华书局副编审。主要整理、译注的古籍:除与王国轩合作外,还有《诗经译注》、《何逊集》、《后村诗话》、《豆棚闲话》、《醒梦骈言》、《祷杌闲评》、《官典》(主编之一)、《白话太平广记》(合作)、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纲目》(副主编)、《聊斋志异故事集》(合作)、《夷坚志》(合作)、《事类赋》(合作)等,约三十余种。
修订本序
吕坤是明代一位奇儒。他因著名的《忧危书》陷入万历朝三大案之一的“妖书案”纠葛之中,却能毫无损伤地摆脱。他曾在中央为官多年,深知为官诀窍,却不肯随波逐流。他曾在地方为官多年,屡经繁巨,但却笔耕不停。他曾历官场磨难,升跌起伏,仍能抱独自立,“我只是我”。
《呻吟语》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用简明的语录形式,纵谈古今天下、身心家国、人情物理,海阔天空,汪洋恣肆,句句都是心底流出,真实自然,感人肺腑,益人智慧。
1981年,我们在校点吕坤全集时,觉得《呻吟语》是一部难得的有价值的书,应该用通俗形式介绍给读者朋友。于是1993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注释本。1996年,又由燕山出版社出版了译注本。此后盗版、抄袭者,时时有之。现在各种《呻吟语》已风行全国,但精品却极为少见。
此次重印,做了不少修订。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正文标点有误和不够准确的地方做了改正,对原来排版中的脱字和误字也做了补正,增加了少量注文,龙其是对译文做了反复推敲,使其更加准确流畅。对原来未译的少数对联、韵语、座右铭等,也加了译解。原来译文是附在书后的,现分别移置于每则正文之后,阅读起来更为方便。修订后,书名改为《呻吟语正宗》。
这里特别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陈振宇先生和袁平先生,他们为修订做了不少工作,提出很好的意见,从而使本书更加完善。当然还会遗留下一些错误,诚盼同道和读者不吝赐教。
王国轩　王秀梅
2006年8月18日
译注缘起
在人生的旅途中,如果有几本好书伴随你,会使你终生受益。明人吕坤的《呻吟语》可以称得上是这样一本有益的书。
记得,在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儒学学术会议期间,我曾拜访过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及其助手吕绍纲先生。谈话间,金先生提起我在《烟台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吕坤的文章,这使我觉得惊奇,因为在此之前,我虽与绍纲先生很熟悉,但同金先生未见过面。接着金先生又谈起他年轻时,家里曾藏有一部木板的《呻吟语》,说着,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就随口背诵了其中的一则:“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并说,这几句话很有见地。对于老一辈学人,若说能背诵四书五经,我并不感到奇怪,但对《呻吟语》中的话,能从年轻时代铭记至今,则令我惊叹不已。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呻吟语》在老一代学人中的影响。
这里我想回忆一下自己接触吕坤著作的经过。十多年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凄风苦雨后,我个人身心几乎都处于困惫之中。虽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历史钟声仍然不时在我心头回响,但疲惫之感也常袭上心来。彷徨间,偶然读到吕坤的著作,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被他深邃的智慧所吸引,被他那真诚的同情心所打动,他挺然独立的气概,令我神往,于是决心搜集、整理他的全部著作。在此项工作大体完成以后,我又步入探索吕坤学术思想的旅程,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吕坤的生平和著述,气本论的自然观,知行一致的认识论,“万物一体”的学术宗旨,以及批评诸学、熔铸百家的治学精神。还剖析了他的君主论和仕风论,指出他对明代末期君主、仕人的分析批判是深刻的、富有先声意义的。并着力阐明重民思想是吕坤全部政治理念的基线。这些研究,仅仅涉及到吕坤思想的一部分,其他领域尚待深入。
在吕坤的众多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呻吟语》。无病呻吟,自然让人厌倦,而病中的呻吟,则必然是痛苦心声的流露,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关注。吕坤认为,世道及人心正患着沉重的疾病,而负有救世责任的讲学家却犯有伪、腐的毛病。伪者,言行不一也;腐者,无实用也。因此必须另辟救治的蹊径。他开出的药方是以求真实用为基点,既有对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法思想的吸收和选择,又有他个人人生经验的总结。既要匡正时弊,又要救治人心。“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是一个独立的融汇百家的思想体系。这其中许多思想,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此外,《呻吟语》中还含有许多人生智慧和经验,有许多修身、待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如果能站在现代的角度加以总结,定会给我们启发和帮助。老一代学者中,许多人读过此书,并获益匪浅。就我个人而言,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的营养,为我从困惫中振起增添了力量。由于上述原因,我产生了把此书注释出来的愿望,以便使更多的朋友读到它、读懂它,从而受到教益。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些师友的热情支持。
注释工作需要耐心和细心。诠释先秦典籍,常遇到古奥的文字、难以断明的典章制度,困难自然很多。但这些典籍引前人著述少,而可参考的新旧注本较多,这就为注释者提供了方便。而后人,特别是宋明人的著作,文字虽不及先秦的艰深,但语言常有前人典籍的依据,因而注释工作常常需要博览群书、探流溯源,翻检查考,颇费时日。有时查一条出处,要花去几天功夫。至于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涉及整个前代学术,就不是一般辞书所能解决,自然需探赜钩玄,斟酌再三。注释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就这样,1989年10月的一个秋夜,注完了《呻吟语》的最后一章。走出房来,仰视星光灿烂的夜空,似从迷蒙中醒来,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可是不久又插入其他工作,初稿便被搁置下来了。直到1990年4月,才着手修改,费时约两月余,整个工作才大体完毕。仲夏,遇到海峡对岸的两位学者,谈及此事,他们说,《呻吟语》是劝人向善的书,在台湾很流行,但无注本,曾有人想注解此书,可至今没有消息。由此可知,整理、注释此书,海内外尚属第一次,必将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后来又按学苑出版社的要求,增加了译文,翻译工作由我妻子王秀梅执笔,遇有疑难,就共同商量,最后由我通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当之处,定会有之,期待读者批评指正。译文将由燕山出版社以《呻吟语译注》为名出版。
本书在译注过程中,得到了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启功先生不顾暑热为本书题写了书签,谨此志谢。
王国轩
1991年3月初稿
1993年7月定稿
前言
《呻吟语》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吕坤的代表作之一。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分别在陕西、山西、山东及朝廷做官二十余年,六十二岁因上著名的《忧危疏》而遭谗,辞官家居,八十三岁卒于故里。
吕坤生活的时代,明王朝表面虽似稳定,但乱象已萌:皇帝荒怠朝政,肆意聚敛财富,大兴土木,税使四出,市民不堪搜刮骚扰,抗议迭起;农民赋役沉重,无衣无食,一遇荒年,四处流亡;士卒粮饷微薄,常被克扣,长官驱之如奴仆,愤懑至极,每有哗变;朝政怠弛,党派纷争,太监操权,厂卫横行。整个时局如吕坤形容的那样:“人心如实炮,火一点烈焰腾天;国事如溃瓜,手一触流液满地。”另一方面,封建经济内部已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但明王朝并没有意识到要助其成长,而是处处捆束它,压榨它,使其步履蹒跚。这就使时代危机愈发深重了。吕坤的著作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现实。
从学术思潮上看,王学已经取代了朱学的主导地位。王学学者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一部分人主张拓展个性,肯定人欲,具有启蒙色彩。另一部分则务空蹈虚,不切实际,流于狂禅。吕坤主张打破学术禁锢,万响齐鸣;去伪存真,言行一致;为学不主一家,“我只是我”,“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有熔铸百家,抱独自立的气象。他从政措施具体,视万物为一体,至今仍有价值。他深切同情民众,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文,催人泪下。他每条政治措施,都要纠正吏治的腐败,指出弊端,斥责伪善仕人的心态,真正做到了体用一致,言行相符。他重视人民力量,预感到将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吕坤著作很多,除《呻吟语》外,还有《去伪斋集》、《实政录》等二十余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行政管理、妇女教育、幼儿启蒙、音韵学、医学及残疾人就业等各个方面。《呻吟语》则是他对宇宙、人性、命运、时事、治道、物理、人情的观察与思考,充满了哲理性,闪烁着智慧之光。它不仅能使人看到明代政治、学术风貌,还可以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如怎样构筑自我,怎样待人,怎样处世,怎样排除烦恼,怎样延长生命,怎样摆脱困境等,如果善于选择、扬弃,一定会从这位八十三岁老人的人生经验中找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一
古往今来,凡是在学术上有创见的人物,往往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吕坤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治学不株守前人门户,公然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谈道》,《呻吟语》卷一)。“我只是我”突出了吕坤的个性特点,也是他治学独立性的宣言。
在学术上要有独创性,必须坚持“自得”,并敢于打破传统和不迷信权威。吕坤反对为学“蹑人家脚跟走”(《问学》,《呻吟语》卷二),甚至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路”(《品藻》,《呻吟语》卷四),他批评一些学者“循弊规若时王之制,守时套若先圣之经”(《修身》,《呻吟语》卷二)的守旧抱残的行为,高唱“宇宙内几桩大事,学者要挺身独任,让不得人,亦与人计行止不得”(《修身》,《呻吟语》卷二)。中国社会是一个圣化社会,敢于突破圣人迷执的人是不多见的。
吕坤自称“抱独居士”,反对“逐波随流”(《谈道》,《呻吟语》卷一)。强调学者必须保持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主张,“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真知,不可强之定见,虽断舌可也,决不可从人言诺”(《存心》,《呻吟语》卷一)。这种坚持真知灼见的可贵精神,使他具有了冲决三教藩篱、批评百家的气概。
(一)力图突破经学藩篱。经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伟大的思想宝库。但自汉代以来,经学逐步被儒家神圣化,儒家的崇古思想以及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使经学具有了神圣性和法律性。唐宋以来,不仅经书,就是经注也往往具有神圣的地位。经学所织成的网,牢牢地束缚着学者的思想。人们的见解稍与经义、经注不同,就可能招致灾祸。正如吕坤所言,疑经者,一人独倡,则会遭到千百人弹射;冲决者,即使有“万喙以张吾军,有一人者出,加以 ‘诋訾先贤,变乱成法’之罪,则万喙短气”(《纲目是正序》,《文集》卷三)。面对这种情况,吕坤毫不畏缩,毅然举起了疑经、正经的旗帜,向经书、经注提出了疑问和批评。他首先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春秋》。《春秋》自经孔子编定后,就成了代天讨罪之书。吕坤却认为它是明辨是非之作,是非之权,“大于天与君”,但握有此重权之人却“循爱憎之情,恣行胸臆,以失万世之真”,吕坤认为这就是“私”;“舞予夺之文,以趋辟毁誉,以伤万世之公”,他认为这就是“懦”。只有公而无私之人,才有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才能坚持真理。但是《春秋》没有完全做到“真”和“公”,而是“犹有所徇而私,有所避而懦”,因此天下应该对《春秋》“是非其是非而讨之”(以上引文均见《胡传是正序》,《文集》卷三),这就把《春秋》的是非标准变成了批判鞭挞的对象。
吕坤还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认为孔子是鲁人,《春秋》是鲁史,在以“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直道的时代,对鲁君的善否,孔子不能率性直书。对列国诸侯,孔子和诸侯子孙是同时代人,纪其美恶,也不可能径情直笔,从而使《春秋》不少地方丧失了真实性和公正性(参见《纲目是正序》,《文集》卷三)。吕坤对孔夫子也说了一些解脱之词,但贬低《春秋》之意是不言而喻的。清儒唐甄在《破祟》篇中,也对《春秋》是非标准提出了疑问,引导人们从封建道德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同吕坤思想相通的。
《礼》书在封建时代,是维护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的法典,最初虽有规范人的行为,保持社会和谐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压抑人的个性的桎梏。吕坤不可能否定等级制度,也承认礼对人情的检束作用,但在某些方面,他对《三礼》,特别是《仪礼》,发出了责难。他指出,制礼的本意是怕人情的放纵而流于恶,故以礼法约束之,但是由于礼的“仪度繁縻”,反而不称人情,甚至使人丧失了真情。遵从这些繁琐的仪度,只能造成“其态近之”的形式主义,实际则是“礼作而忠信亡”。他认为,《仪礼》绝对、繁苛、褊狭、片面和不近人情,结果会导致疏慢礼义、逍遥放恣。他批评宋儒“不察礼之情”,使礼更加繁琐化和桎梏化。认为礼书可疑之处甚多。他针对朱熹的《家礼》著《四礼疑》。在该书中,对《家礼》提出了不少批评。如,指出每月朔望日,洒扫斋宿,陈设果肴茶酒的“数祭”是“勤祭典而弃人事”(《四礼疑·通礼》)。又指出丧礼废业是不应该的,他说:“礼云:大功废业……余窃未解焉。士大夫衣食有资,万事可废。农工商贾,八口之家,资以生活……薪水无资,衣食尽废,可乎?”(《四礼疑·丧礼》)《家礼》赞扬亲丧三日不食。吕坤则认为,食不食,应“度身、度亲、度事”而决定之,否则便是不近人情。冠礼规定,妇人称氏而不名。吕坤认为:“草木鸟兽多者数名,未有不名者。妇女亦人也,可不名乎?”(《四礼疑·冠礼》)《家礼》引程伊川主张,“宗子七十犹娶,谓祭必夫妇亲之也”。吕坤认为“天子诸侯七十无再册后选夫人之礼,而况大夫士乎?孀妇既不可娶,少女配以老夫,虑终知敝,情理俱不宜矣”(同上)。老而娶少,是不近情理的,是假祭祀之名而别有他图的丧真行为。他还指出“楔齿含饭”是残忍的表现。礼中还规定,亲亡哀哭要“辟踊”数次,吕坤认为情本自然,规定哭丧时如何动作,是使“男女相率而矫强,必有笑于其旁者”。“情之所极,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其真哉?”(《四礼疑·丧礼》)“以文饰情”,必丧真情。“情本自然”,脱离自然,必然出现各种违背常情之事。吕坤批评礼的武器是“自然”和“真情”四字,从自然出发,必然要废除那些不合人情之礼,使压抑的人性得以解放,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吕坤在这个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总之,吕坤主张礼要简,情要真,要自然,反对繁伪做作,这都是他求实去伪思想在礼法上的表现。
宋明时期,朱熹所著《通鉴纲目》,“人拟之《春秋》”,具有经典著作的同等意义。“后人奉若蓍蔡,噤不敢出一言”,具有神圣性。但吕坤却撰写了《纲目是正》,用以纠正朱熹的谬误。他在序中指出:朱子修《纲目》,对历史本应无所忌讳,但他却“宗孔子所讳,以为书法”,是“泥其迹而失其义”。《纲目》中“有关于世教略而不书者,有无关于国体可以不书者,有事系纲常不可以人废伦者,有渠魁协从不可以概论决者,有罪坐所由不当理见获者,有舍其重而罪所轻者,有迁怒而加以无罪之罪者,有劫于重大之名而乏南史之直者,有当大书而分书、当分书而大书者,有当附见而特书、当特书而附见者,有好恶之过而予夺不协于中者,厘之共七百七十六则”,都应当纠正,但吕坤害怕“有倡无和”,“干天下僭叛之讥”(以上见《纲目是正序》,《文集》卷三)而自焚其稿,使我们今天无法看到原书全貌。可是这种怀疑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理学家作为重要理论资料的《易》和《中庸》,吕坤持弃之而不顾的态度,他说:“不是与诸君不谈奥妙,古今奥妙不似《易》与《中庸》,至今解说二书,不似青天白日,如何又于晦夜添浓云也?”(《谈道》,《呻吟语》卷一)因此吕坤主张,抛开二书,另说一副当说的话,这些话不是独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闭塞的,而是光明率直的,这才称得起男子汉。
吕坤还提出了“越过六经千圣”的体道方法。他说:“默契之妙,越过六经千圣,直与天谈,又不须与天交一语,只对越仰观两心一个耳。”(《问学》,《呻吟语》卷二)体道而不通过六经和圣人,显然是对经书和圣人的不敬。他反对学者“向古人千言万语,陈烂葛藤,钻研穷究”,认为这样会“意乱神昏,了不可得”(《谈道》,《呻吟语》卷一)。古人的千言万语,自然包括经书在内,吕坤竟以“陈烂葛藤”称之,反映了他对经书的态度。这种态度,还表现在他用经的方法上。吕坤认为对待经书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穷经”,一种是“引经”。穷经者,“因圣人言而探其心,茧丝牛毛,逼真矣,而犹惧其疑似;引经者借圣言而广其义,海阔天空,破界矣,而犹惧其拘泥。故能穷经则理精,能引经则理畅”,这里虽然也赞同前者,但对后者更为青睐。他不仅赞赏后者“破界”而“不拘泥”的态度,而且公然提出对经学可以“断本章而取他义”(《经学断取序》,《文集》卷三),他说:“河有定流,吾取以灌园,则南北东西无所决而不可;木有定体,吾取以为器,则榱桶梁栋无所截而不宜。非矫拂也,理本无执用,各有当也。”(同上)这似乎是一种六经注我的办法,虽不科学,但对打破经学教条地位也有一定作用。
吕坤还用突出道的至上性,来破除对历代圣贤的盲目性和迷信,他说:“求道学真传,且高阁百氏诸儒,先看孔孟以前胸次。问治平要旨,只远宗三皇五帝,净洗汉唐而下心肠。”(《存心》,《呻吟语》卷一)他对孔孟以后诸儒也提出责难,他说: 汉唐而下议论驳而至理杂,吾师宋儒。宋儒求以明道而多穿凿附会之谈,失平正通达之旨,吾师先圣之言。先圣之言煨于秦火,杂于百家,莠苗朱紫,使后学尊信之而不敢异同,吾师道。苟协诸道而协,则千圣万世无不吻合,何则?道无二也。(《谈道》,《呻吟语》卷一)汉儒议论驳杂,宋儒穿凿附会,先圣之言杂于百家,良莠难分,而又变成教条,因此,只能以道为师。
吕坤所谓的道,是指“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它是至上的,又具有世俗性,“人人都有份的”。吕坤认为“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圣人对真理没有垄断权,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因此,“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这是千古形成的巨大堤防,无人敢“决之”。对此,他指出:“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势,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圣人之所未发,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真理是广大无边的,圣人的话怎么能包揽它?世事是随时而变化的,圣人制度怎能穷尽它?他感叹,这样的话“可与通者道,汉唐以来鲜若人矣”(《谈道》,《呻吟语》卷一)。这些话打破了“圣人即真理”的观念,给那些“循经”、“卫道”、“稽古”的“拘儒”猛击了一掌,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汉宋以来,许多人奉儒家经典为至宝,吕坤却说:“言语者,圣人之糟粕也,圣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语所能形容。汉宋以来解经诸儒,泥文拘字,破碎牵合,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且其负一世之高名,系千古之众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后学者岂无千虑一得,发前圣之心传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笔开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惊,掩口而笑,且曰: ‘兹先哲之明训也,安得妄议?’噫!此诚信而好古之义也。泥传离经,勉从强信,是先儒阿意曲从之子也。”这不仅是要打破经学的教条,突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本然自在之道”,也是对后世儒者,特别是对朱熹及其后学的讽刺。接着吕坤鲜明地表示:“昔朱子将终,尚改《诚意》注说,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使天假朱子数年,所改宁止《诚意章》哉!”(以上引文均见《词章》,《呻吟语》卷六)这一见解和推论方法是十分可取的。
(二)批评理学。吕坤批评汉儒“粗浅世俗”,“无见于经”。批评玄学“清空自贤,著色为污,口吻相高,犯手为俗”(《别尔瞻书》,《文集》卷四),其结果,“人废职业,家尚虚无,不止亡晋,又开天下后世登临题咏之祸,长惰漫放肆之风,以至于今”(《品藻》,《呻吟语》卷四)。对于宋学,吕坤也有许多批评,他认为宋儒“泥古”,“是古非今”,“局促迂腐”(同上),他指出,“近日学问,不归陆则归朱,不攻陆则攻朱。假设推崇两家,是于陈卷中多添故纸;驳正两家,是于聚讼中起灭官词”(《答姜养冲》,《文集》卷五)。他对宋儒讨论的中心问题,如“无极”、“太极”、理气同异、性命精粗、性善是否等表示厌弃,认为不是“今日急务”。反对“嚼余绪”、“标门户”,他说:“假若了悟性命,洞达天人,也只于性理书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语,讲学衙门中多了一宗卷案。后世穷理之人信彼驳此,服此辟彼,百世后汗牛充栋,都是这桩话说,不知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见在得济否?”(《谈道》,《呻吟语》卷一)把理学说成“讲学衙门”的无用卷案,真是绝妙而又形象的比喻。
吕坤特别指出,理学讨论的问题是极其繁琐的,理论原则是难以遵循的。“议论如茧丝牛毛,绳墨如屣橇缘榷。”(《答大宗伯孙月峰》,《文集》卷四)他告诫学者,“学者要入道,且休著宋儒横其胸中”(《品藻》,《呻吟语》卷四)。并且公然宣布:“宋儒纷纷聚讼语且莫理会,只理会自家,何等简径。”(《修身》,《呻吟语》卷二)
他对朱熹,除上述批评外,还指出朱熹的“圣人生知安行,更无积累之渐”的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圣人自有圣人积累,不是一般儒者所能测识的。他还揭示理学家程颢和邵雍的思想根源来自佛老庄列,驳斥周敦颐的“圣人无欲”说,指出“圣人不能无欲,七情中合下有欲”(《圣贤》,《呻吟语》卷四)。欲只有公私之分,而无有无之分,与其说圣人无欲,不如说圣人无私,否则堕入释道二氏之中。
他赞扬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认为“子厚胸中合下有这般著痛著痒心,方说出此等语”。但又指出,不实行这种理论,那只能“是做戏一般,虽是学哭学笑,有甚悲喜”(《治道》,《呻吟语》卷四)。有哭笑而无真情,只是一种伪善行为,仍然不会把民物放在心上。
他对王学的批评远远超过了朱学。他一方面称赞王守仁能任繁艰之任,另一方面批评他的“良知”说是端绪,不是根本,致良知是“芽子上著力”。王学后学邹元标浓于禅味,吕坤作书戒之,在致孙钅广的信中,说王守仁门徒周伯时“刻意讲学,尚是傍人脚跟走,无一副自家天趣,替宋儒添卷案”。
王学脱胎禅学,但对儒学,特别是孟子,也是有所承绪的。批评王学,自然要上及孟子。吕坤早在襄垣为县令时,就曾指出孟子自相矛盾处,后来又屡加评断,他指出:“孟子自任太勇,自视太高,而孜孜向学,欿欿自歉之意似不见有……所以,自孟子以来,学问都是登坛说法,直下承当,终日说短道长,谈天论性,看着自家便是圣人,更无分毫可增益处。只这见识,便与圣人作用已自不同,如何到得圣人地位?”(《问学》,《呻吟语》卷二)再比如关于义的问题,吕坤认为:“义,合外内之道也。外无感,则义只是浑然在中之理,见物而裁制之则为义,义不生于物,亦缘物而后见。告子只说义外,故孟子只说义内,各说一边以相驳,故穷年相辩而不服。孟子若说义虽缘外而形,实根吾心而生,物不是义,而处物乃为义也,告子再怎开口?”(《谈道》,《呻吟语》卷一)这是批评孟子的片面性。吕坤的观点,诚然也含有先验的味道,但从内与外、主体与客体等两方面观察问题,实比孟子前进了一步。再如关于“性”的问题。吕坤认为,“性,合理气之道也。理不杂气,则纯粹以精,有善无恶,谓义理之性也。理一杂气,则五行纷糅,有善无恶,所谓气质之性也。诸家所言皆落气质之后之性,孟子所言皆未著气质之先之性,各指一边以相驳,故穷年相辩而不服。孟子若说有善有恶者杂于气质之性,有善无恶者上帝降衷之性,学问之道正要变化那气质之性,完复吾降衷之性,诸家怎开口?”(同上)这就是说孟子在“性”的问题上也陷入了一偏之见,只有合理气为一炉,才能使“性”归于全面。《孟子·告子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吕坤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物太株连了”,他反问:“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过,尧舜周孔之身都是有的;声色货利可爱可欲有何罪过,尧舜周孔之世都是有的。”声色货利之物,耳目口鼻之官都无罪过,罪过在心,只要“先立乎其大,有了张主,小者都是好奴婢,何小之敢夺?没了窝主,那怕盗贼”?这些批评,说明吕坤看到了感觉器官与精神的关系以及精神对感官的支配作用,承认了声色货利的“可爱可欲”性,这不仅批评了孟子,而且同释道及理学把声色货利看做罪恶之源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孟子崇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吕坤反对返古、泥古,认为将天下一切典章文物要返太古之初,是“天下之拙夫愚子”(《治道》,《呻吟语》卷五),主张“因时顺势”,反对“返后世而跻之唐虞”(《谈道》,《呻吟语》卷一),这种因时顺势的变革观点和孟子是对立的。
(三)批评释道及诸子。首先介绍他批评释道二教的情况。吕坤在《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一文中说:“来教谓‘统宗会元,一亦无著’,既云统宗会元,便是一了,当云‘归空还虚,一亦无著’,然非吾儒之说也。儒道始于一,故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故诸家驳无极之说,若二氏之学,则一上还有三层,曰无,曰无无,曰无无亦无,岂但‘一亦无著’而已哉?”(《文集》卷四)这段话指出了儒释道三者的根本区别。儒家讲一,一即太极,太极即理,理无形而蕴含于气之中,所以要批评无极之说,以免本体归空归虚。而二氏也讲一,但一之上是无,无,无着无落,归于空虚。这是从本体上讨论三者的区别,见解是深刻的。吕坤还从方法论和目的性上论证了三者所讲的“一”的区别,他说:“二氏只是守一,吾儒却会用一。”(《谈道》,《呻吟语》卷一)释道为自身守道,儒家为经世用道。在人心、道心,有欲、无欲问题上,吕坤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道心人心,本同一贯。”而“二氏专留道心去人心,绝百欲为无欲” (《虞廷十六字解》,《文集》卷六)。在吕坤看来,释道是要灭绝一切欲望,而儒家却以合中为圭臬,他问道:“离人心何以见道?无人心何以为道?”他批评“佛老离人心觅道心,故绝情去智,出世离伦”。而“圣人不外人情求天理,故以人治人,因物付物”(同上)。他强调,色财富贵,都是人心,但夫妇相思,道义之馈,以道得富贵等,都是道心,因为合乎中道。这不是绝欲,而是摄欲,以“中”取欲。这些见解都是很有价值的。
释教戒“声色香味”,吕坤则认为“有天欲有人欲,吟风弄月,傍花随柳,此天欲也。声色货利,此人欲也。天欲不可无,无则禅;人欲不可有,有则秽。天欲即好底人欲,人欲即不好底天欲。”(《谈道》,《呻吟语》卷一)在存心与放心问题上,吕坤认为只能在邪正上说,不能在出入上说。“如高卧山林,游心廊庙;身处衰世,梦想唐虞;游子思亲,贞妇思夫,这是个放心否?若不论邪正,只较出入,却是禅定之学。”(《存心》,《呻吟语》卷一)在修养方法上,吕坤指出,儒家的方法是逢人见道,随时用功,“于日用上体贴”,释则“冥目端坐,见性明心”(《日用说寄门人杨启昧》,《文集》卷七),归空归寂,脱离日用。
《老子》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吕坤把这种观点称为“闭目塞耳之学”,说这种逃避主义“一入目来,便了不得” (《存心》,《呻吟语》卷一)。他认为对可欲之物不是不见,而是在可欲上做功夫,只要能做到“把持”乃至“两忘”,便是圣贤之人。
在自然与当然关系上,吕坤批评庄列所见道理“著不得人为,故一向不尽人事,不知一任自然,成甚世界?圣人明知自然,却把自然搁起,只说个当然,听那个自然”(《谈道》,《呻吟语》卷一),自然指自然法则,当然指社会规则,如人伦、事理等。
吕坤还批评隐逸之士,认为他们只优于贪荣恋位之人,但在“行道济时者之下”,而“宇宙内皆儒者事,奈之何洁身娱己弃天下理乱于不闻而又非笑尧舜稷契之俦哉”(《品藻》,《呻吟语》卷四)。隐士自我标榜,比贪荣华恋权位的人高出一筹,但终于世无补,不宜提倡。
这里应该指出吕坤对诸家的批评,不是绝对的、自我封闭式的,而是对诸家有所分析,有所肯定,有所吸收的,甚至有熔铸百家的倾向。他力图冲决经学,但没有完全否定经学的正统地位;厌弃理学一些命题,但仍然摆脱不了这些命题的羁绊。他还认为儒释道有相同之处,如“儒戒声色货利,释戒声色香味,道戒酒色财气,总归之无欲,三氏所同也” (《谈道》, 《呻吟语》卷一)。再如“三氏传心要法总之不离‘静’字,下手处皆是制欲,归宿处都是无欲,是则同”。这都是他于异中见同之处。他评价管仲、范睢、苏秦、张仪是“下等事功”,“趣向虽不正大,手段都是见(现)成”,但“的的确确拿得定的,故其作出来皆有所成”。他虽主正统与异端之说,但认为,正统者是“合数家之所常”。他说:“申韩亦王道一体,圣人何尝废刑名不综合?四凶之诛,舜之申韩也;少正卯之诛,侏儒之斩,三都之堕,孔子之申韩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尝不申韩哉?”(《治道》,《呻吟语》卷五)这显然是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融为一体的表现。吕坤晚年注释《阴符经》时,揭示自己的思想是“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反映了他博综百家,贯通融汇的倾向。汪永瑞在《吕沙随先生祠记》中说:“吕先生之学以自得为宗,不切切训诂,而于古六艺之旨博综贯通,驰骋上下,皆有以穷其旨趣而通其大意,至于天地鬼神阴阳之变,山川风土之宜,兵谋权术,浮图老子之所记载,靡不抉择而取衷焉,盖合内外之道也。”(《文集·附录》)“抉择而取衷”,道出了吕坤思想的特点。
吕坤在评价百家时,并不主张一家独唱,而是希望出现一种百家齐鸣的局面。他说: 万籁之声,皆自然也。自然,皆真也。物各鸣其真,何天何人?何今何古?六经,籁道者也,统一圣真。而汉宋以来胥执一响以吹之,而曰是外无声矣。观俳谑者,万人粲然皆笑,声不同也而乐同。人各笑其所乐,何清浊高下妍媸之足云,故见各鸣其自得。语不诡于六经,皆吾道之众响也。不必言言同,事事同。(《谈道》,《呻吟语》卷一) 但是,时代并没有为吕坤展现这样的境况,在理学特别是王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进步思想家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为真理和理想而奋斗的哲人志士,常常是不得意的。有的甚至被杀,如何心隐;有的饮刃自尽,如李贽。吕坤在昏暗中挣扎着,呻吟着,鸣叫着,时而孤凄,时而悲壮,但终因看不到天明而晚年竟自焚其稿,愤懑地度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