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报

苏光文

    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已有的格局,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既存的创作意义世界。发生发展于这一历史时段的抗战文学,便是这一改变之后新的文学格局形态和新的文学创作意义世界形态的总名称。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力一翼。

    抗战文学:一代作家的精神载体

    抗战文学并非一种文学文本形式。抗战文学同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重大文学现象一样,都是作家们独特的生活感受与精神的载体。抗战文学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作家在战争岁月里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与体验的“物化”体现,饱含着作家们对于中国国家求得独立、中国人民求得解放、中华民族求得复兴所作出的种种思考。抗战文学也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作家对于战争、社会、人生、文化的认知方式和评价、干预、参与方式。说到底,抗战文学既是一种文学,也是一种思想,流贯其间的是民族解放意识这一精神脉系。也正是得力于这一精神脉系的支撑,才使得其时中国大地上存在着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沧陷区文学、大后方文学和港台文学构成一个以抗战文学为总名称的大中华文学整体,尽着历史时代赋予文学的特殊任务,也使文学自身在这一奉献过程中得到了发展与提升。

    抗战文学不是一瞬即逝的文学现象,而是一个文学历史阶段,有着完整的发生发展过程。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间,“文协”、“第三厅”、演剧队、剧宣队等全国性文化文艺团体组织机构相继创建,《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新华日报》等报刊相继创办,标志着新的抗战文学制度与新的抗战文学队伍已经形成。文学的事件与事件的文学性为特征的报告文学、朗诵诗、街头剧以及短篇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的抗战文学创作局面已经出现。1939年以后,中国广大文学家由亢奋转入沉思、由热情奔放转入静默观察。他们开始调整文学与战争的关系,视野和笔触开始向生活的纵深处突进。随之,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以重庆陪都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及沦陷区文学与港台文学。作家们在各自不同的生活境遇里以这些文坛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共同性的文学活动,诸如“民族形式”讨论、“暴露与讽刺”论争、“战国”派论战以及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问题讨论;创作出了一批文学作品,诸如茅盾的《腐蚀》、老舍的《残雾》与《张自忠》、郭沫若的《屈原》、艾青的《火把》与《向太阳》、曹禺的《原野》与《北京人》、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显示出抗战文学沿着抗日民主方向和现实主义道路向前发展。1943年后,抗战文学在文学思想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就是体系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体系化的胡风“主观”论,这是抗战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在文学创作方面推出了诸如巴金的《憩园》与《寒夜》、老舍的《大地龙蛇》与《四世同堂》以及路翎、钱钟书、孙犁、张爱玲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显示出抗战文学创作的全面成熟。

    抗战文学:一个文学艺术世界

    抗战文学并非是“自从‘七·七’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头、“抗战一定会胜利”结尾的“抗战八股”,更并非是“冲呀!”之类的标语口号,而是文学艺术,有着多姿多彩的繁富的意义世界。其中,主要有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的描写和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剖析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描写一个名叫文城的中国人在与强敌的战斗中,用火焚烧敌人的牢狱,用火焚烧汉奸的住宅,用火焚烧自己的家园,凸现出中华民族不可侮的民族意志和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表达作家一种人生期待——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必将新生。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巴金的《火》三部曲、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等作品,都呈现出了一幅幅中国军民的战斗身影。这些作品在大后方文坛面世,把战争前线与后方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使遭受日寇飞机轰炸熬煎的后方民众感到了欣慰,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念。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更是集中笔力描写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战斗英雄形象。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及袁静与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近距离乃至零距离地描写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中涌现出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体现了已经被激活的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

    作家们在描写战争场景而凸现中国军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同时,还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人生感受与理解,创作出不同层次不同品位的社会剖析文学作品。茅盾的《腐蚀》是对重庆陪都“黑暗‘黑心’”的诛心之作。小说以主人公赵惠明的特务生涯及其不苦落的心灵为窗口,窥视重庆陪都特务机关内幕及其腐蚀青年男女精神与肉体的种种丑行。由此,对皖南事变前后重庆陪都存在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作出深切剖析,引导读者思考关系全民生存及命运的重大问题: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社会性质是否发生改变?中国国民政府推行的抗战路线会给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带来什么影响?与茅盾不避锋芒直接剖析重庆陪都社会的小说《腐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老舍的《残雾》。这部四幕剧作敞露了重庆陪都国民政府官场令人发指的怪现状:一些大小官员贪婪、好色,堕入汉奸的泥坑。像《腐蚀》与《残雾》这样直刺国民政府弊害的作品为数不多,而比较多的是间接的转弯抹角的批判与嘲讽。郭沫若的《屈原》和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驻足于香港的抗战文学作家,在描述各自所经历过的苦难社会人生的同时,也瞩目于香港现实社会人生动向。尤其是香港本土年轻作家付不畏以他犀利的笔锋直刺香港上层社会。他的小说《一片爱国心》将“有了钱血都变冷了”的部分绅士推向前台,加以曝光,予以嘲讽。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些作家,在描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同时,也把笔触伸进了明朗天空的阴云处,写出了颇具震撼力的作品。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小说,映现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广大民众背负着的沉重精神负担以及思想意识“翻身”的艰难曲折。在沦陷区生活的张爱玲、苏青、袁犀、梅娘以及生活于台湾的吴浊流、吕赫若等等作家,面对“冻土地带”的社会人生境遇,诉说着“生的苦闷”,探寻着人生新出路。《金锁记》、《结婚十年》、《贝壳》、《侏儒》、《亚细亚的孤儿》、《月夜》等等作品,倾诉了荒漠化的情感与苦难,喊出了中国人在那个特殊际遇里最真实的呼声。

    巴金和老舍还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文化反省。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反省和消解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的“孝悌”之后,在重庆陪都文坛上创作出的《寒夜》继续反省和消解这一文化因素。老舍认为,抗战给中国传统文化照了X光,使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也看见了固有文化的缺欠。他从社会人生的实际感受与体验中得到的这一认识化为了《四世同堂》和《大地龙蛇》等作品的主题。《四世同堂》中的祁家,因为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才使得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外力一次次打击下而未能解体,隐喻着中国国家也因了这一传统文化因素而断然不会被日本帝国主主所征服。同时,老舍在这两部作品中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暴露出的“缺乏”作了形象的演绎,表明守“气节”、讲“面子”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境遇里,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只有消解这一传统文化因素,才能走出困境,才能规避被动挨打。巴金与老舍的这些最深层次的文化反省,触及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人生贫弱的文化根源所在,这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抗战文学:一个与世界文学交汇的过程

    抗战文学不是封闭中发展的民族文学,而是走向了世界文坛的民族文学。抗战文学紧紧抓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提供的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汇合与认同,也由此加速着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交往大汇合,呈现出宽泛性的特点。其宽泛性主要涵盖两个大的向度:一是从“急功近利”出发,同世界各反法西斯文学团体与个人频繁接触与往来,大量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二是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建设和发展出发,译介了世界文学名著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

    在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频频交往的同时,中国抗战文学界亦重视世界文学名著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战时的中国翻译家们,有鉴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从日文译本转译世界文学名著而留下的诸多缺失,在战火硝烟中直接以英文、德文、俄文原作为范本,较系统地译介世界文学名著,诸如乔叟、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拜伦等作家的作品。仅大后方《时与潮文艺》一家杂志,就连载过《神曲》、《浮士德》、《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译文及评论文章。中国抗战文学的中后期,欧美现代主义作家进入中国抗战文坛,特别是其中的大后方文坛。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现代主义作家们大都投入了反法西期战争洪流,中国作家与批评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有了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文学家需要汲取多种文学营养,以提升抗战文学创作水准。

    中国抗战文学就是这样以民族解放意识为灵魂,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开展交往。这种交往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目的之明确、眼光之深邃,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对外文学交往史上任何别的阶段不可比拟的。尤其是对现代主义的“扬”或“抑”,更不是“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对现代主义所持态度与眼光能相比拟的,而深入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本体里,把握其精髓,发现其真正异质与艺术价值的所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对外文学交往,于此开始走向成熟。

    60年前的抗战文学,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然而其精神脉系却会永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