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任彦芳:怀念绍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3:51:18
绍棠兄走了整整十年，我却一直觉得他还在我们的身边，我常常思念他，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又重现于眼前。。。
一、“绍棠，绍棠，我的榜样”
这是我少年时日记里的一句话。
1946年冬天，我从十分区到了河间黑马张庄冀中区党委。在吴立人伯伯的住房里见到了孙犁，在前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喜上了文艺；1947年，我被保送到冀中第一中学，语文老师就是教过梁斌的老师的梁则先，他从教我写日记开始，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1948年，开始给报纸投稿；194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是民间故事，之后从收集民歌到仿学写民歌体的小诗。1950年，我和同学苑纪久在全国一些报刊如《工人日报》《北京新民报》《说说唱唱》《大众诗歌》上发表大量仿制的河北民歌。这时，我们在报刊上看到，也是一个中学生写的小说，作者就是刘绍棠。1950年，河北文艺吸收文艺通讯员，我和苑纪久成了河北文艺最早的通讯员。并在安国中学成立了文艺通讯组。我们开始给《河北文艺》投稿。
当时河北省文联主席是胡苏，《河北文艺》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是柳溪。胡苏在1946年时，曾任我家乡容城县委宣传部长，县里要为我先父立碑，而起草碑文的便是胡苏，父亲生前是中共地下党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后来我到了十分区，又在这里见到了胡苏。1946年，胡苏与柳结婚，我还在他们住的农民家的新房里，听他们读《唐吉可德》。1949年，我母亲南下，把我留在河北不放心，胡苏便对母亲说，你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母亲说那就认了你们吧。于是，胡苏和柳溪便是我的干爹干娘，送我一部新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算是干爹干娘给编的锁子，我放假便回到保定，河北省文联便是我的家。
1950年冬天放假，我回到保定，听说河北省文联在招收编辑练习生，和我一块联名发表作品的苑纪久要去报考，因为我们是河北文艺界青年作者小有名气的人了，他很容易被录取；我这时也想到文联，和胡苏、柳溪一说，他们不同意，说我年纪太小，还是要上学，先读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上大学。我听了前辈的话。而在这些新来的编辑练习生里，我看到了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刘绍棠，人们叫他小刘的。我早就看到他写的小说，除去发在河北文艺上的《新式犁杖》，还在光明日报上的《七月里高梁红》；我和纪久虽然也发表了几篇小说，收到了1951年出版的《中学生短篇创作集》里，但我当时就知道，我们的水平与小刘差距不小。我认识小刘，是我那天到他们住的小南屋去，听小刘正唱他自编的歌：白洋淀的姑娘，真漂亮；白洋淀的姑娘让我想啊！当时感觉他思想开放自由，他如何就这样唱而不害臊呢？因为小刘的聪明调皮，谁都喜欢他。他给所有的人起了外号，取其形或神，不久便全叫开了。苑纪久是“黑寡妇”，刘俊鹏因长相而叫“猴子”，李庆番是“和尚”，张响涛是“坐地虎”，盖祝国是“小教头”，吴惠敏因脚步快而外号是“电车腿”，后来他便因此外号而改名“吴电”。
我们这天相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来河北文联，那时我快到上高中的时候，我与小刘有一次交谈，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来这儿呀？我说，胡主任不让我来，叫我上高中上大学。小刘直截了当地说：他让你上高中，我也要去上高中哩。他说，胡苏还是向着你呀。后来，果然，他便去了通县高中。我在这年暑假来这儿，便听说，刘绍棠走了。
不久，我在天津日报上便读到了他的《大青骡子》、《摆渡口》，我和映山在一个学校，只要见到绍棠的作品，一同看过，便讨论一番。我们说，咱们以绍棠作榜样，多写这样的作品吧。于是，我在高中的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绍棠，绍棠，我的榜样！
从1953年，孙犁老师到保定来，亲自对我们写作做了指导，我便从写诗，转向写散文小说。在《北京日报》、《河北文艺》上发表了几篇作品，都是学绍棠的成果。1954年三月号上发表我的《雨天》，当时便得到好评，并选到了1956年河北省文联编的《河北省小说散文选：朝霞在燃烧》里。
刘绍棠最初的作品，曾被人称为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这是社会生活的美好与孙犁作品的影响所形成了一种风格。这就是后来成为“荷花淀派”的风格特色。那就是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是诗意很浓的作品。
二、在大学里，我们成了一个班的同学。我向他学习，他成了我前进的目标。影响了我人生道路。
1954年9月，我走进了北大，在这里，见到了绍棠，我们竟分到了一个班，因为早就相识，大学相见格外亲。我对他说，你是我的榜样，这下可好了。你说说你的写作经验吧。绍棠真诚地说：我的经验就是写写写，一定要多写。
现抄录我的大学一年级的日记片断；
1954年9月8日
今天是上课的第二天。
让我把这几年一天不隔的记录下来吧。这是有意义的。
我打算这样做
我和刘绍棠分到一班了。我们在1951年就在保定认识了。当时河北省文联招收编辑练习生，我初中同学和我一起写稿的苑纪久去了，张树恒也去了，我也想去，可文联主任胡苏和柳溪说我年纪小不同意我去，于是我在保定提法斯街文联大院的小南屋里认识了从北京来的小刘绍棠。他比我大一点，说一口京腔，会讲故事，我到这儿来看我的同学纪久，正听他唱“白洋淀的姑娘真漂亮”呢。想不到今天我们成同学了。见面他就说起当年的事，他说，他决定离开省文联上通县高中，是因为我从安国中学到了保定一中。“柳溪不让你来文联，我便也要上高中了。”他在通县高中却入了党，当学生会主席，写出了《红花》、《摆渡口》、《大青骡子》不少小说发在天津日报上，而我却远远地落后了；刘绍棠已出版了小说集《青枝绿叶》，我在高中时，一本书也没有写出来。
今天早上，当人们还在洗脸的时候，绍棠就搬出一个凳子，拿着墨水、夹着稿纸到绿草地上写作去了，他真努力。他对我说：“一定要拼命的写！鲁迅先生说：我哪有什么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写作罢了。要向鲁迅学习呀。”
我记住了刘绍棠的话，今天我在他的床上，见他正在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书页上写了这一段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契诃夫”
我要向绍棠学习。
9月9日 星期四
今天接到韩映山从高阳城内寄来的信。他是我中学时一同写作的好友。他上初中，我上高中，都在一个花一样的院落里。保定一中的丁香花弥漫，我们在一起讨论写作。他有一个生活笔记名叫《苦丁香》，他因为家有老母要他照顾，他没有考高中便休学回家，他想通过深入生活成为作家。去年孙犁老师到保定，我们一同听了报告，然后同去省文联，又和孙老师交谈。这次见我崇敬的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
他来信说到作家要深入生活，他回到家乡体会很多。我也想和他一样深入下去。他信中的话很耐人寻味。他鼓励我好好珍惜大学的学习时光。比起他来，我能上大学真是幸运。、
我的身边，有刘绍棠，可以做我的榜样。
“要拼命地写！”绍棠这话响在我耳边，这对我尤其重要。
这是对天才的解释，
这是对我的启示。
9月13日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晚上听了关于如何进行课堂讨论的报告。
同时还听了关于计划供给棉布和收购棉花的中央决定。
我心里又想到我的乡亲，我觉得这两年实行的政策都不受农民的欢迎。这确实是我心中的一个阴影。有待加强学习，慢慢地解决。
今天上俄文课时，我看到绍棠不认真学。他在看他的小说哩。我课间问他为什么不学俄文时，他说：我们再努力学习，怕也比不上曹靖华先生吧，我们看他们翻译的作品就可以了，何必自己去学它？原来他是这么想的。
由此可以推想到其它的事。这或者可以探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如果你在这方面多一点努力，就会多得点东西。我所痛心的是：来到北大后，仍处在一种疲塌的状态中；这样下去，岂不把时间白白浪费掉，而能有什么成绩？
文学笔记就要开始记了，那怕是在百忙之中，也不要放弃。
在以后的日记里还不时出现刘绍棠的名字。开学主后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对我们作报告，给我们这些抱着当作家而入中文系的同学当头浇了冷水，说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它培养的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但他又说，你如果想当作家，上大学学中文也是有益的训练。我们一年级的课程设置，语言课竟占了大半时间，这使我们很不感兴趣。虽然教授都是全国知名学者。这里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明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还有什么语音学等，绍棠只上了一年，他便离开了北大。
他的离开，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榜样。他离开前，我们曾交谈过想法。他说，我有不少东西要写，上大学实在没有写作时间；现在生活在前进，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尤其是农村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我要到农村去生活。
他的话我记在心里。当时，写诗的王磊也想离开了。我不能公开提出如绍棠那样可以搞专业创作，因为他有条件这样做；我便采取了一个特殊办法，以我神经衰弱为名，要求休学一年。当然，那时确实因学习紧张，常常睡不好觉，便还不至于不能坚持学习。我心中想的是回农村跟上时代，看农村历史性变化，是刘绍棠的话在起作用啊。
我休学的想法，也得到胡苏、柳溪的支持。于是，我读了一年，便休学回到了故乡，参加了农村集体化运动，亲自组织了农业社，后来参加并大社，变高级社；一年后，回到北大，入了1955级。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休学对我是正确的选择，我感念绍棠。
一是我有这一年真正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劳动，更深深地热爱故乡热爱农民了解农民，这是我一生写作的根基；而因休学，我回校入了五五级，这一年开始五年年制，我得以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大学毕业，我即分配到中国文联，也是很理想的。如果我跟着五四级毕业，便是另一种命运安排了。
三，绍棠被打成右派，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这事引发了我深深地思考，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大学同学时，我感到绍棠比我成熟得多，思想比我进步得多，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爱听他说话，愿看他做事，我跟在他后边学他。我有一次和他谈到农村的问题，我认为统购统销是损害农民的利益的政策，我对此是有看法的。他说我的看法不对。这时，我记住了他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党是没有错的。如果你的想法与党的政策发生了矛盾，你要无条件的否定自己的想法，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
我虽然是烈士的后代，九岁参加革命，共产党培养大的孩子，但我确实感到没有他对党的这种感情，他是唯党之命是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但是奇怪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心中认为思想最好最先进最听党的话的刘绍棠竟然成了右派，我无法想通。我因为与绍棠的关系密切，党支部让我思考他变质的原因，为了对我教育，特让我去参加了在文联大楼召开的批刘绍棠的大会。我在那个会上，一直低着头听人们的批判发言。我要听出他为什么会成了右派的原因。这个会上听到了他的老师发言，这是介绍他入党的老师，他说，刘绍棠原来叫他老师，后来竟不叫老师，叫他的名字了，叫他老从了。这说明刘绍棠是骄傲了；又有人说他下乡带着从城里买的镘头呀，这些无法解答我的苦闷。不久，我的同学苑纪久，我的朋友吴电都成了右派，我便更害怕了。因为我想，我的思想不如他们，我与这些“敌人”无法分清界限。河北省文联给北大寄了我在河北的右派言论，我如果在河北肯定是右派了。是我的一首诗救了我。我写出一首怀念我父亲的诗《命运》，由于校团委宣传部长康式昭向党委推荐，让我在1957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全校纪念大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因感动了同学们，而幸免于难。
绍棠 成了右派，这认我思考很多。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就是成名成家思想。这就是要我们不能有自己的事业理想，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不要有社会的责任，做社会的良知；于是得出的结果是做党的驯服的工具。绍棠成了右派的痛心教训便是他说出个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发在北京文艺上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一文；这就是因为他成了名，便说他骄傲了。一直到后来改正后，绍棠自己还认自己的骄傲，今天看也是不准确的。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他不可能没有自己对生活的思索。刘绍棠的悲剧，不是他的骄傲，也不是他的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而是制度的悲剧，是一个不许有个性的时代的悲剧。在此不想多说。
从批刘绍棠会后，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便向党交心；写出一篇很长的交心材料，深挖了成名成家思想，决心做党的驯服工具。
当全国亿万人民都成了党的驯服工具之后，才出现了五八年的悲剧，才有了五九年批彭德怀的反右倾，才有了几千万百姓死于非命的悲剧啊。以至后来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刘绍棠的受难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五十年了，中国人民应有深刻的反思，才是对受难者受难的代价。
四、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从一九五七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绍棠，虽然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当在一九六二年见到了他开始发表作品，闪了一下，我是何等地高兴啊。但很快便又没有了消息。直到二十年后。我见到了老同学老朋友绍棠，千言万语从何说起？我为他经受大难而精神仍如此振奋而惊叹，他说，让我们从二十一岁开始吧。这句话给我深刻的印记，于是写出一首赠他的诗，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诗名：《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赠绍棠
先紧紧握手，现仔细端详，
一声呼唤，召回少年模样！
手中热流联起二十二年岁月，
仍是赤子之心在胸怀跳荡！
错将女儿当成了她的母亲，
没有消失的是当年的形象；
顽强的种子在泥土里发芽，
厚厚的稿纸又铺满了春光！
让我们从二十一岁开始吧！
这句话是如此意味深长；
这该是一句最激动人的鼓励，
为了未来，正该大干一场！
我们并肩走着，面向太阳，
两道身影留在后面的路上；
把心灵的阴影也丢在脚后，
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1979年5月6日
五、永远感念的纪录
绍棠从幼年便影响着我，帮助着我，他是我永远的朋友。他没有走，他永远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前面，是我前进的标杆；我虽无绍棠之才，却要有绍棠的精神。他走了，我在有困难时便想到了他，如果有他的帮助会有多好，我写出作品，便想到了他，如果有他在，我会听到他的意见，那是知心知音的话。
我在1998年出版了长篇纪实《人怨》，这是一部记录我到北京后真实生活的一部作品。这部书里有两章真实纪录了书的主人公方燕也就是彦芳我与绍棠的交往的事及方燕对绍棠的思念之情。
今天，我愿抄录原书，以作为对绍棠的纪念，只能让绍棠兄的在天之灵听我的声音了：
《人怨》中写的是作家方燕从河北调到北京，没有住房，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两个孩子没有住处，剧院的有同情心的导演将他的办公室让出来让孩子晚上睡觉，这让剧院知道了，便说方燕占了办公室要让他的孩子搬出，可他上哪儿去呢？没办法便接受了剧院每月扣一百五十元的罚款，当时方燕工资才二百八十元。困难时，方燕找到了绍棠，他是在方燕调回北京时，帮了大忙的，这遇到难处想朋友。绍棠说这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他说要开市人大会了，他要在大会上为方燕呼吁。这是书前面所写。现在看后面书中所纪录：
书的第一部第五章《想在陈希同家的门口死去》
书呆子没有别的本事，就会写字。写这信有什么用呢？这就是病。
你可还记得他冒着寒风跑到新华门前，要给总理送的那封信吗？后来不是通过那邮筒送走了吗？你以为石沉大海了吗？如果真的沉入海底也就好了，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他曾在痛苦无奈时给总理写了信。这封信真的送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人家一见是北京的事情，便批转给了北京市政府，市政府见是文化局的事儿，便转给了文化局。。。
如果只是写剧院的事还好，唯独此信中有一句“新换的局长官僚主义”，这很叫新局长恼火，这不是他书呆子自己找事么。书呆子要记住：世界上的人都愿意听好话，当官的更容易这样，所以溜须拍马者才如此众多。你给总理写信，最终落到了你批评的人手上，不麻烦了么！
方燕心闷，他从报纸上得知市人大会已开过，全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也要召开，不知老同学绍棠在市人大会上如何为他呼吁的？他去找绍棠问个究竟。
他从宽街中医院出来，倒两次车到了那为北京作家们盖的新楼，这是令许多没进去的作家十分羡慕的一幢楼房。绍棠住七层，从电梯上去，见到绍棠在门口贴的告示：
老弱病残四类具全
伏枥卧槽非比当年
整理文集刻不容缓
下午会客四时过半
谈话时间尽量缩短
方燕却不管什么时间，按响了门铃。半天，绍棠才拖着腿开了门，绍棠的妻子曾彩美不在。根据说话时间尽量缩短的要求，方燕开门见山：老兄怎么在人大会上为弟呼吁的？有什么反应？
因为方燕调到北京的那年，绍棠患了脑血拴，留下的后后遗症是说话不大清楚了。他说：“你们剧院来人看我，给我送来一封打印的信，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给万展打电话，万展也对我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由剧院给解决了，说是你不去，让我不要管了。我本来是要在人大会上提出这事儿的，现在剧院以组织的名义给我写了情况，我便不好在会上说了。”
方燕已经听清楚了，看来马仁知道了绍棠要为方燕呼吁的事，走在方燕的前面了。他们带来了信，还为看望绍棠带来了礼品；而方燕看望老同学从来都是空手而来，无法请走不出门的老同学去调查。面对一级组织的话和老同学的话，对一贯听党的话的绍棠来说，自然在相信剧院组织的话；方燕理解绍棠，不好再说什么，告辞出来。
他离开作家楼，迎着料峭春风，边走边想：“剧院怎么会知道我找了绍棠呢？”
他想起来了，是他给万展的信中提到“绍棠也在为我呼吁”的，这肯定是十分关心这剧院的万展把这消息传达给了剧院，然后共同研究的对付他这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
在《人怨》第三部第七章《呆诗人与名记者》里，有如下的纪录：
这一天是1997年3月12日。
这个日子我记得清楚。这一天下午，我给方燕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老同学、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了。他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3月15日，周六上午，我和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一同去绍棠住所吊唁，见到了方燕。他含着泪，用颤抖的笔在宣纸上写他的悼诗：
青枝绿叶儒林村
春雨纷纷哭逝君
未名湖畔青春树
大运河滩乡土根
严寒难封地火涌
苦狱百炼赤子心
瓜棚柳巷音容在
等身著作留诗魂
我知道，方燕与绍棠是少年便相识的朋友，又曾是北大同班同学，他对逝去的绍棠有许多话要说。那天他含泪走出灵堂，在走廓对我说：“绍棠兄对我帮助不少，我眼下碰上麻烦事想找他出主意，想不到他撒手人寰，先走了。
直到这年年底，我才知道他当时说的麻烦事的详细内容，便是我以上所纪录的方燕提供给我的一切。。。
方燕说，那天吊唁了绍棠兄出来，他的心空落落的。他想：就在那天夜里，他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关心党的生死存亡之时，他的老同学绍棠兄停止了呼吸，他再也不用管人世间的风风风雨雨了。党的命运，国家的兴亡，对于死者已没有意义，他已千古不归永不回来了，然而他留下的精神却仍关注着未来。方燕知道绍棠是那么关心党的兴衰成败。1989年初，方燕调回北京，绍棠也帮了大忙，那时他不时来看绍棠。那年夏天，他和绍棠一见面便谈论党内的腐败问题。他还讲，那年六月的一天，老文化局长跑到他那儿说出的撕心裂肺的对未来的忧虑之情。。。。虽然绍棠总以心直口快著称，但他毕竟不是1957年的青年了，他在正式会议上率直大胆的批评，比之他在家里和友人的交谈要有分寸得多，收敛得多了。
人间大概不存在绝对的真诚。诗人方燕曾追求过这种真诚，实际上是他的愚蠢。他告诉我，他将来要写一本书，就叫《愚蠢的真诚》，记述他因绝对真诚，愚蠢而造成的悲剧故事。我们的北大同学专门研究绍棠，写了一本厚厚的关于绍棠的书，也无法写出绍棠在这些年深刻思索的痛苦，人是多么的复杂啊！
方燕那天一边思索着，一边无目的地往前走。他想着那场官司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再也无法听绍棠兄的意见了。。。。
以上是我写的长篇纪实小说《人怨》中关于绍棠的抄录。此书于1998年出版，也近十年了。绍棠兄离开我们十年了，对他的思念却一直没有停止，我们今天应更深刻地思考绍棠，研究他的作品，更要研究他的人品和他的人生哲学，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绍棠给予我们的很多，不只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精神，正如少年时，我写下的那话，绍棠绍棠，我的榜样。直到今天，他仍是我的榜样。我正用绍棠精神写作，我离休后，写出了三百万字作品。现在还在以每天二千字写作，是谁在鼓励着我，是我的兄长我的同学，我的挚友绍棠。只有一点是绍棠从另一方面启示我，那不注意身体的拼命，精神可嘉却不可学，如果绍棠兄还在，这十年他将对社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啊。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六、学绍棠精神，接受绍棠教训
我怀念绍棠的文字于五月一日写完，五月四日，我们五四级的北大同学在北大聚会。都是与绍棠同班的同学。我向他们说起绍棠的纪念会，便勾起同学对绍棠的怀念。有一点补充的是，那年批绍棠是上边安排让北大同班同学去发言，便谁都不愿做发言，让党员唐沅去发言，他推了，便指定让吕乃岩去发言。他是老党员不能不服从。
对绍棠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需要研究他的人品，研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人生哲学。这就是绍棠精神。如他对爱情的忠贞，我们班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当时爱上了绍棠，但绍棠不为所动，最后让这位女同学失恋痛苦地向支部说了她是如何爱绍棠的。我感到遗憾的是绍棠没有来得及对自己的一生经历思考写一部书，而我对我的同学郑恩波所写的大书，却有不满足之感，今天需要更深刻地思索绍棠。
说到绍棠早逝，同学们无限惋惜，如果绍棠还在，他一定会来北大参加这个聚会的，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同学们最后说的话是：
读绍棠作品，慕绍棠人品； 学绍棠精神，记绍棠教训。
让我们好好活着。祝大家健康长寿！
一、“绍棠，绍棠，我的榜样”
这是我少年时日记里的一句话。
1946年冬天，我从十分区到了河间黑马张庄冀中区党委。在吴立人伯伯的住房里见到了孙犁，在前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喜上了文艺；1947年，我被保送到冀中第一中学，语文老师就是教过梁斌的老师的梁则先，他从教我写日记开始，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1948年，开始给报纸投稿；194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是民间故事，之后从收集民歌到仿学写民歌体的小诗。1950年，我和同学苑纪久在全国一些报刊如《工人日报》《北京新民报》《说说唱唱》《大众诗歌》上发表大量仿制的河北民歌。这时，我们在报刊上看到，也是一个中学生写的小说，作者就是刘绍棠。1950年，河北文艺吸收文艺通讯员，我和苑纪久成了河北文艺最早的通讯员。并在安国中学成立了文艺通讯组。我们开始给《河北文艺》投稿。
当时河北省文联主席是胡苏，《河北文艺》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是柳溪。胡苏在1946年时，曾任我家乡容城县委宣传部长，县里要为我先父立碑，而起草碑文的便是胡苏，父亲生前是中共地下党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后来我到了十分区，又在这里见到了胡苏。1946年，胡苏与柳结婚，我还在他们住的农民家的新房里，听他们读《唐吉可德》。1949年，我母亲南下，把我留在河北不放心，胡苏便对母亲说，你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母亲说那就认了你们吧。于是，胡苏和柳溪便是我的干爹干娘，送我一部新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算是干爹干娘给编的锁子，我放假便回到保定，河北省文联便是我的家。
1950年冬天放假，我回到保定，听说河北省文联在招收编辑练习生，和我一块联名发表作品的苑纪久要去报考，因为我们是河北文艺界青年作者小有名气的人了，他很容易被录取；我这时也想到文联，和胡苏、柳溪一说，他们不同意，说我年纪太小，还是要上学，先读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上大学。我听了前辈的话。而在这些新来的编辑练习生里，我看到了一个和我年纪一样的刘绍棠，人们叫他小刘的。我早就看到他写的小说，除去发在河北文艺上的《新式犁杖》，还在光明日报上的《七月里高梁红》；我和纪久虽然也发表了几篇小说，收到了1951年出版的《中学生短篇创作集》里，但我当时就知道，我们的水平与小刘差距不小。我认识小刘，是我那天到他们住的小南屋去，听小刘正唱他自编的歌：白洋淀的姑娘，真漂亮；白洋淀的姑娘让我想啊！当时感觉他思想开放自由，他如何就这样唱而不害臊呢？因为小刘的聪明调皮，谁都喜欢他。他给所有的人起了外号，取其形或神，不久便全叫开了。苑纪久是“黑寡妇”，刘俊鹏因长相而叫“猴子”，李庆番是“和尚”，张响涛是“坐地虎”，盖祝国是“小教头”，吴惠敏因脚步快而外号是“电车腿”，后来他便因此外号而改名“吴电”。
我们这天相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来河北文联，那时我快到上高中的时候，我与小刘有一次交谈，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来这儿呀？我说，胡主任不让我来，叫我上高中上大学。小刘直截了当地说：他让你上高中，我也要去上高中哩。他说，胡苏还是向着你呀。后来，果然，他便去了通县高中。我在这年暑假来这儿，便听说，刘绍棠走了。
不久，我在天津日报上便读到了他的《大青骡子》、《摆渡口》，我和映山在一个学校，只要见到绍棠的作品，一同看过，便讨论一番。我们说，咱们以绍棠作榜样，多写这样的作品吧。于是，我在高中的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绍棠，绍棠，我的榜样！
从1953年，孙犁老师到保定来，亲自对我们写作做了指导，我便从写诗，转向写散文小说。在《北京日报》、《河北文艺》上发表了几篇作品，都是学绍棠的成果。1954年三月号上发表我的《雨天》，当时便得到好评，并选到了1956年河北省文联编的《河北省小说散文选：朝霞在燃烧》里。
刘绍棠最初的作品，曾被人称为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这是社会生活的美好与孙犁作品的影响所形成了一种风格。这就是后来成为“荷花淀派”的风格特色。那就是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是诗意很浓的作品。
二、在大学里，我们成了一个班的同学。我向他学习，他成了我前进的目标。影响了我人生道路。
1954年9月，我走进了北大，在这里，见到了绍棠，我们竟分到了一个班，因为早就相识，大学相见格外亲。我对他说，你是我的榜样，这下可好了。你说说你的写作经验吧。绍棠真诚地说：我的经验就是写写写，一定要多写。
现抄录我的大学一年级的日记片断；
1954年9月8日
今天是上课的第二天。
让我把这几年一天不隔的记录下来吧。这是有意义的。
我打算这样做
我和刘绍棠分到一班了。我们在1951年就在保定认识了。当时河北省文联招收编辑练习生，我初中同学和我一起写稿的苑纪久去了，张树恒也去了，我也想去，可文联主任胡苏和柳溪说我年纪小不同意我去，于是我在保定提法斯街文联大院的小南屋里认识了从北京来的小刘绍棠。他比我大一点，说一口京腔，会讲故事，我到这儿来看我的同学纪久，正听他唱“白洋淀的姑娘真漂亮”呢。想不到今天我们成同学了。见面他就说起当年的事，他说，他决定离开省文联上通县高中，是因为我从安国中学到了保定一中。“柳溪不让你来文联，我便也要上高中了。”他在通县高中却入了党，当学生会主席，写出了《红花》、《摆渡口》、《大青骡子》不少小说发在天津日报上，而我却远远地落后了；刘绍棠已出版了小说集《青枝绿叶》，我在高中时，一本书也没有写出来。
今天早上，当人们还在洗脸的时候，绍棠就搬出一个凳子，拿着墨水、夹着稿纸到绿草地上写作去了，他真努力。他对我说：“一定要拼命的写！鲁迅先生说：我哪有什么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写作罢了。要向鲁迅学习呀。”
我记住了刘绍棠的话，今天我在他的床上，见他正在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书页上写了这一段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契诃夫”
我要向绍棠学习。
9月9日 星期四
今天接到韩映山从高阳城内寄来的信。他是我中学时一同写作的好友。他上初中，我上高中，都在一个花一样的院落里。保定一中的丁香花弥漫，我们在一起讨论写作。他有一个生活笔记名叫《苦丁香》，他因为家有老母要他照顾，他没有考高中便休学回家，他想通过深入生活成为作家。去年孙犁老师到保定，我们一同听了报告，然后同去省文联，又和孙老师交谈。这次见我崇敬的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
他来信说到作家要深入生活，他回到家乡体会很多。我也想和他一样深入下去。他信中的话很耐人寻味。他鼓励我好好珍惜大学的学习时光。比起他来，我能上大学真是幸运。、
我的身边，有刘绍棠，可以做我的榜样。
“要拼命地写！”绍棠这话响在我耳边，这对我尤其重要。
这是对天才的解释，
这是对我的启示。
9月13日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晚上听了关于如何进行课堂讨论的报告。
同时还听了关于计划供给棉布和收购棉花的中央决定。
我心里又想到我的乡亲，我觉得这两年实行的政策都不受农民的欢迎。这确实是我心中的一个阴影。有待加强学习，慢慢地解决。
今天上俄文课时，我看到绍棠不认真学。他在看他的小说哩。我课间问他为什么不学俄文时，他说：我们再努力学习，怕也比不上曹靖华先生吧，我们看他们翻译的作品就可以了，何必自己去学它？原来他是这么想的。
由此可以推想到其它的事。这或者可以探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如果你在这方面多一点努力，就会多得点东西。我所痛心的是：来到北大后，仍处在一种疲塌的状态中；这样下去，岂不把时间白白浪费掉，而能有什么成绩？
文学笔记就要开始记了，那怕是在百忙之中，也不要放弃。
在以后的日记里还不时出现刘绍棠的名字。开学主后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对我们作报告，给我们这些抱着当作家而入中文系的同学当头浇了冷水，说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它培养的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但他又说，你如果想当作家，上大学学中文也是有益的训练。我们一年级的课程设置，语言课竟占了大半时间，这使我们很不感兴趣。虽然教授都是全国知名学者。这里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明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还有什么语音学等，绍棠只上了一年，他便离开了北大。
他的离开，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榜样。他离开前，我们曾交谈过想法。他说，我有不少东西要写，上大学实在没有写作时间；现在生活在前进，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尤其是农村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我要到农村去生活。
他的话我记在心里。当时，写诗的王磊也想离开了。我不能公开提出如绍棠那样可以搞专业创作，因为他有条件这样做；我便采取了一个特殊办法，以我神经衰弱为名，要求休学一年。当然，那时确实因学习紧张，常常睡不好觉，便还不至于不能坚持学习。我心中想的是回农村跟上时代，看农村历史性变化，是刘绍棠的话在起作用啊。
我休学的想法，也得到胡苏、柳溪的支持。于是，我读了一年，便休学回到了故乡，参加了农村集体化运动，亲自组织了农业社，后来参加并大社，变高级社；一年后，回到北大，入了1955级。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休学对我是正确的选择，我感念绍棠。
一是我有这一年真正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劳动，更深深地热爱故乡热爱农民了解农民，这是我一生写作的根基；而因休学，我回校入了五五级，这一年开始五年年制，我得以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大学毕业，我即分配到中国文联，也是很理想的。如果我跟着五四级毕业，便是另一种命运安排了。
三，绍棠被打成右派，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这事引发了我深深地思考，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大学同学时，我感到绍棠比我成熟得多，思想比我进步得多，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爱听他说话，愿看他做事，我跟在他后边学他。我有一次和他谈到农村的问题，我认为统购统销是损害农民的利益的政策，我对此是有看法的。他说我的看法不对。这时，我记住了他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党是没有错的。如果你的想法与党的政策发生了矛盾，你要无条件的否定自己的想法，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
我虽然是烈士的后代，九岁参加革命，共产党培养大的孩子，但我确实感到没有他对党的这种感情，他是唯党之命是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但是奇怪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心中认为思想最好最先进最听党的话的刘绍棠竟然成了右派，我无法想通。我因为与绍棠的关系密切，党支部让我思考他变质的原因，为了对我教育，特让我去参加了在文联大楼召开的批刘绍棠的大会。我在那个会上，一直低着头听人们的批判发言。我要听出他为什么会成了右派的原因。这个会上听到了他的老师发言，这是介绍他入党的老师，他说，刘绍棠原来叫他老师，后来竟不叫老师，叫他的名字了，叫他老从了。这说明刘绍棠是骄傲了；又有人说他下乡带着从城里买的镘头呀，这些无法解答我的苦闷。不久，我的同学苑纪久，我的朋友吴电都成了右派，我便更害怕了。因为我想，我的思想不如他们，我与这些“敌人”无法分清界限。河北省文联给北大寄了我在河北的右派言论，我如果在河北肯定是右派了。是我的一首诗救了我。我写出一首怀念我父亲的诗《命运》，由于校团委宣传部长康式昭向党委推荐，让我在1957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全校纪念大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因感动了同学们，而幸免于难。
绍棠 成了右派，这认我思考很多。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就是成名成家思想。这就是要我们不能有自己的事业理想，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不要有社会的责任，做社会的良知；于是得出的结果是做党的驯服的工具。绍棠成了右派的痛心教训便是他说出个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发在北京文艺上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一文；这就是因为他成了名，便说他骄傲了。一直到后来改正后，绍棠自己还认自己的骄傲，今天看也是不准确的。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他不可能没有自己对生活的思索。刘绍棠的悲剧，不是他的骄傲，也不是他的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而是制度的悲剧，是一个不许有个性的时代的悲剧。在此不想多说。
从批刘绍棠会后，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便向党交心；写出一篇很长的交心材料，深挖了成名成家思想，决心做党的驯服工具。
当全国亿万人民都成了党的驯服工具之后，才出现了五八年的悲剧，才有了五九年批彭德怀的反右倾，才有了几千万百姓死于非命的悲剧啊。以至后来才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刘绍棠的受难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五十年了，中国人民应有深刻的反思，才是对受难者受难的代价。
四、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从一九五七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绍棠，虽然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当在一九六二年见到了他开始发表作品，闪了一下，我是何等地高兴啊。但很快便又没有了消息。直到二十年后。我见到了老同学老朋友绍棠，千言万语从何说起？我为他经受大难而精神仍如此振奋而惊叹，他说，让我们从二十一岁开始吧。这句话给我深刻的印记，于是写出一首赠他的诗，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诗名：《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赠绍棠
先紧紧握手，现仔细端详，
一声呼唤，召回少年模样！
手中热流联起二十二年岁月，
仍是赤子之心在胸怀跳荡！
错将女儿当成了她的母亲，
没有消失的是当年的形象；
顽强的种子在泥土里发芽，
厚厚的稿纸又铺满了春光！
让我们从二十一岁开始吧！
这句话是如此意味深长；
这该是一句最激动人的鼓励，
为了未来，正该大干一场！
我们并肩走着，面向太阳，
两道身影留在后面的路上；
把心灵的阴影也丢在脚后，
前面，有更灿烂的阳光。。。。
1979年5月6日
五、永远感念的纪录
绍棠从幼年便影响着我，帮助着我，他是我永远的朋友。他没有走，他永远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前面，是我前进的标杆；我虽无绍棠之才，却要有绍棠的精神。他走了，我在有困难时便想到了他，如果有他的帮助会有多好，我写出作品，便想到了他，如果有他在，我会听到他的意见，那是知心知音的话。
我在1998年出版了长篇纪实《人怨》，这是一部记录我到北京后真实生活的一部作品。这部书里有两章真实纪录了书的主人公方燕也就是彦芳我与绍棠的交往的事及方燕对绍棠的思念之情。
今天，我愿抄录原书，以作为对绍棠的纪念，只能让绍棠兄的在天之灵听我的声音了：
《人怨》中写的是作家方燕从河北调到北京，没有住房，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两个孩子没有住处，剧院的有同情心的导演将他的办公室让出来让孩子晚上睡觉，这让剧院知道了，便说方燕占了办公室要让他的孩子搬出，可他上哪儿去呢？没办法便接受了剧院每月扣一百五十元的罚款，当时方燕工资才二百八十元。困难时，方燕找到了绍棠，他是在方燕调回北京时，帮了大忙的，这遇到难处想朋友。绍棠说这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他说要开市人大会了，他要在大会上为方燕呼吁。这是书前面所写。现在看后面书中所纪录：
书的第一部第五章《想在陈希同家的门口死去》
书呆子没有别的本事，就会写字。写这信有什么用呢？这就是病。
你可还记得他冒着寒风跑到新华门前，要给总理送的那封信吗？后来不是通过那邮筒送走了吗？你以为石沉大海了吗？如果真的沉入海底也就好了，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他曾在痛苦无奈时给总理写了信。这封信真的送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人家一见是北京的事情，便批转给了北京市政府，市政府见是文化局的事儿，便转给了文化局。。。
如果只是写剧院的事还好，唯独此信中有一句“新换的局长官僚主义”，这很叫新局长恼火，这不是他书呆子自己找事么。书呆子要记住：世界上的人都愿意听好话，当官的更容易这样，所以溜须拍马者才如此众多。你给总理写信，最终落到了你批评的人手上，不麻烦了么！
方燕心闷，他从报纸上得知市人大会已开过，全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也要召开，不知老同学绍棠在市人大会上如何为他呼吁的？他去找绍棠问个究竟。
他从宽街中医院出来，倒两次车到了那为北京作家们盖的新楼，这是令许多没进去的作家十分羡慕的一幢楼房。绍棠住七层，从电梯上去，见到绍棠在门口贴的告示：
老弱病残四类具全
伏枥卧槽非比当年
整理文集刻不容缓
下午会客四时过半
谈话时间尽量缩短
方燕却不管什么时间，按响了门铃。半天，绍棠才拖着腿开了门，绍棠的妻子曾彩美不在。根据说话时间尽量缩短的要求，方燕开门见山：老兄怎么在人大会上为弟呼吁的？有什么反应？
因为方燕调到北京的那年，绍棠患了脑血拴，留下的后后遗症是说话不大清楚了。他说：“你们剧院来人看我，给我送来一封打印的信，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给万展打电话，万展也对我说，你的房子问题已由剧院给解决了，说是你不去，让我不要管了。我本来是要在人大会上提出这事儿的，现在剧院以组织的名义给我写了情况，我便不好在会上说了。”
方燕已经听清楚了，看来马仁知道了绍棠要为方燕呼吁的事，走在方燕的前面了。他们带来了信，还为看望绍棠带来了礼品；而方燕看望老同学从来都是空手而来，无法请走不出门的老同学去调查。面对一级组织的话和老同学的话，对一贯听党的话的绍棠来说，自然在相信剧院组织的话；方燕理解绍棠，不好再说什么，告辞出来。
他离开作家楼，迎着料峭春风，边走边想：“剧院怎么会知道我找了绍棠呢？”
他想起来了，是他给万展的信中提到“绍棠也在为我呼吁”的，这肯定是十分关心这剧院的万展把这消息传达给了剧院，然后共同研究的对付他这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
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
在《人怨》第三部第七章《呆诗人与名记者》里，有如下的纪录：
这一天是1997年3月12日。
这个日子我记得清楚。这一天下午，我给方燕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老同学、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了。他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3月15日，周六上午，我和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一同去绍棠住所吊唁，见到了方燕。他含着泪，用颤抖的笔在宣纸上写他的悼诗：
青枝绿叶儒林村
春雨纷纷哭逝君
未名湖畔青春树
大运河滩乡土根
严寒难封地火涌
苦狱百炼赤子心
瓜棚柳巷音容在
等身著作留诗魂
我知道，方燕与绍棠是少年便相识的朋友，又曾是北大同班同学，他对逝去的绍棠有许多话要说。那天他含泪走出灵堂，在走廓对我说：“绍棠兄对我帮助不少，我眼下碰上麻烦事想找他出主意，想不到他撒手人寰，先走了。
直到这年年底，我才知道他当时说的麻烦事的详细内容，便是我以上所纪录的方燕提供给我的一切。。。
方燕说，那天吊唁了绍棠兄出来，他的心空落落的。他想：就在那天夜里，他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关心党的生死存亡之时，他的老同学绍棠兄停止了呼吸，他再也不用管人世间的风风风雨雨了。党的命运，国家的兴亡，对于死者已没有意义，他已千古不归永不回来了，然而他留下的精神却仍关注着未来。方燕知道绍棠是那么关心党的兴衰成败。1989年初，方燕调回北京，绍棠也帮了大忙，那时他不时来看绍棠。那年夏天，他和绍棠一见面便谈论党内的腐败问题。他还讲，那年六月的一天，老文化局长跑到他那儿说出的撕心裂肺的对未来的忧虑之情。。。。虽然绍棠总以心直口快著称，但他毕竟不是1957年的青年了，他在正式会议上率直大胆的批评，比之他在家里和友人的交谈要有分寸得多，收敛得多了。
人间大概不存在绝对的真诚。诗人方燕曾追求过这种真诚，实际上是他的愚蠢。他告诉我，他将来要写一本书，就叫《愚蠢的真诚》，记述他因绝对真诚，愚蠢而造成的悲剧故事。我们的北大同学专门研究绍棠，写了一本厚厚的关于绍棠的书，也无法写出绍棠在这些年深刻思索的痛苦，人是多么的复杂啊！
方燕那天一边思索着，一边无目的地往前走。他想着那场官司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再也无法听绍棠兄的意见了。。。。
以上是我写的长篇纪实小说《人怨》中关于绍棠的抄录。此书于1998年出版，也近十年了。绍棠兄离开我们十年了，对他的思念却一直没有停止，我们今天应更深刻地思考绍棠，研究他的作品，更要研究他的人品和他的人生哲学，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绍棠给予我们的很多，不只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精神，正如少年时，我写下的那话，绍棠绍棠，我的榜样。直到今天，他仍是我的榜样。我正用绍棠精神写作，我离休后，写出了三百万字作品。现在还在以每天二千字写作，是谁在鼓励着我，是我的兄长我的同学，我的挚友绍棠。只有一点是绍棠从另一方面启示我，那不注意身体的拼命，精神可嘉却不可学，如果绍棠兄还在，这十年他将对社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啊。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六、学绍棠精神，接受绍棠教训
我怀念绍棠的文字于五月一日写完，五月四日，我们五四级的北大同学在北大聚会。都是与绍棠同班的同学。我向他们说起绍棠的纪念会，便勾起同学对绍棠的怀念。有一点补充的是，那年批绍棠是上边安排让北大同班同学去发言，便谁都不愿做发言，让党员唐沅去发言，他推了，便指定让吕乃岩去发言。他是老党员不能不服从。
对绍棠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需要研究他的人品，研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人生哲学。这就是绍棠精神。如他对爱情的忠贞，我们班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当时爱上了绍棠，但绍棠不为所动，最后让这位女同学失恋痛苦地向支部说了她是如何爱绍棠的。我感到遗憾的是绍棠没有来得及对自己的一生经历思考写一部书，而我对我的同学郑恩波所写的大书，却有不满足之感，今天需要更深刻地思索绍棠。
说到绍棠早逝，同学们无限惋惜，如果绍棠还在，他一定会来北大参加这个聚会的，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同学们最后说的话是：
读绍棠作品，慕绍棠人品； 学绍棠精神，记绍棠教训。
让我们好好活着。祝大家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