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敌占区中国居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

抗战时期敌占区中国居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

　　核心提示：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血腥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上海生活》杂志署名白华的文章，这样写着：时间一年多了，苏州河的血腥气洗刷了？不，没有洗刷，正沉淀在水底层。暂时河面是恢复了平静，可是，可是，河那边的一片焦土，就是劫痕没有磨灭的告诉。日军占领上海后，为尽快消除人们的敌视和恐惧，曾搞了大量所谓的“亲善”活动。当时日本人甚至办了一份名为《新申报》的报纸，大做“中日亲善”宣传，并雇佣一些人，将报纸从门缝里硬往市民家中塞。

　　在日军的新闻影片中，摆拍了大量亲善场面，这个中国儿童被打扮成童子军的模样，他是个孤儿，父母可能已在战争中丧命。你母亲呢，也没有了。为什么会有战争，不知道。喜欢日本士兵吗。画面上，孩子的表情僵硬紧张，暗示着现实的恐怖。在这组画面中，镜头转向了上海街头饥饿的中国百姓，上海沦陷后，米价飞涨。吃饭成了市民们每天醒来第一件发愁的大事。上海老市民傅辛培这样回忆：日军占领期间物资十分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抢购，老百姓吃户口米，没有吃的就被强制赶到乡下。

　　上海名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这样写道。抢购米粮不必说，作为燃料的煤球也贵到几倍，因为上海的存煤越来越少，所以这时电力限制使用，每一户电表，最初限制每月只能用十五度，后来最少限到七度。超过限度，要加倍付费。马路上的霓红灯及电灯装置，几乎全部停用。我们感觉整个上海，快要成为黑暗世界了。当时的新闻这样报道。物价像被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共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园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圆银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做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

　　凤凰卫视11月1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七十多年前的“淞沪会战”，中日两军近百万士兵，在上海进行了三个月的较量。这座东方国际大都会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最终落入日本人之手。从那时候起，三百多万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开始了沦陷中的生活。自1937年到1945年，中国抗战八年时间，上海也沦陷了八年。在上海沦陷的日子里，市民们是怎么生活的呢。上海沦陷的同时，一支由日本电影公司派遣的专业摄影队伍，随军进入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他们拍摄了一部日军攻占上海的占地纪录片，用镜头记录下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同一座屋檐之下的生活。

　　解说：1937年11月12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告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13日，国民政府发布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落下大幕。这是日本导演，龟井文夫的战地纪录片，《上海》中，日军在上海外滩举行的盛大入城式。在这个长镜头中，被迫前来观看日军入城式的上海市民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上海》一片在日本公映时，这个不合适宜的镜头被日本军部剪掉了。导演龟井文夫也因为影片中的反战情绪，上了黑名单，被军部监控。

　　上海之战结束后，以参战三个月日军官兵获得了休整。但来自东京师团的士兵荻岛静夫却得到了新的任务，焚烧战场上留下的尸体。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天都是不开晴的天气，遇上好天气，就和日本九月份的天气差不多，还有蚊苍一类的东西。一计算时间，就觉得时间过的真快，来此充当火葬人员就已经一个多月了。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血腥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上海生活》杂志署名白华的文章，这样写道。时间一年多了，苏州河的血腥气洗刷了，不，没有洗刷，正沉淀在水底层。暂时河面是恢复了平静，可是，可是，河那边的一片焦土，就是劫痕没有磨灭的告诉。日军占领上海后，为尽快消除人们的敌视和恐惧，曾搞了大量所谓的“亲善”活动。当时日本人甚至办了一份名为《新申报》的报纸，大做“中日亲善”宣传。并雇佣一些人，将报纸从门缝里硬往市民家中塞。

　　在日军的新闻影片中，摆拍了大量亲善场面，这个中国儿童被打扮成童子军的模样，他是个孤儿，父母可能已在战争中丧命。你母亲呢，也没有了。为什么会有战争，不知道。喜欢日本士兵吗。画面上，孩子的表情僵硬紧张，暗示着现实的恐怖。在这组画面中，镜头转向了上海街头饥饿的中国百姓，上海沦陷后，米价飞涨。吃饭成了市民们每天醒来第一件发愁的大事。上海老市民傅辛培这样回忆。日军占领期间物资十分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抢购，老百姓吃户口米，没有吃的就被强制赶到乡下。

　　上海名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这样写道。抢购米粮不必说，作为燃料的煤球也贵到几倍，因为上海的存煤越来越少，所以这时电力限制使用，每一户电表，最初限制每月只能用十五度，后来最少限到七度。超过限度，要加倍付费。马路上的霓红灯及电灯装置，几乎全部停用。我们感觉整个上海，快要成为黑暗世界了。当时的新闻这样报道。物价像被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共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园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圆银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做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

　　据记载，从1937年到1941年，上海物价翻了十倍，由于生活无着，上海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刮目相看的乞丐。《上海生活》杂志这样写道。难民沦为乞丐的实在不少，有些粗通文墨的，便用粉笔在水门汀大写特写他们或她们的身世之苦和乞求文章，他们或她们的文字，也居然有十分挺秀雄健的。并且中英兼书，文法也清顺可诵。

　　1937年12月，日本人给新组建的上海市政府改了名字，在浦东成立了大道市政府，据说“大道”两字，源自中国经书《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章句，但在上海中国百姓口中，这个政府就是大盗政府。上海当时仍被分为三部分，英美主导的公共租界，法国人控制的法租界，和日本控制的华界。《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这样描述当时这座奇怪的城市。由于美、英、法三国，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凡中国人在租界之内的活动，无论其为官方或者非官方性质，租界当局不准日本人干涉，日本人尽管愤怒，却束手无策。眼睁睁的看着位于租界内的海关大厦中的中国官员交税。中国宣传机构藏身租界内，继续抗日活动，完全无法惩罚。

　　解说：西方人控制的租界，俨然成了日军占领下上海中心的一座孤岛，上海名医陈存仁，在他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这样写道。中国人有一种蚂蚁经营的精神，即使是难民，也会挣扎图存，整个租界，不但安静无事，而且一天比一天繁荣。尽管四周烽火连天，而租界内却夜夜笙歌，租界当局也把宵禁的时间逐渐放宽。日本人无法进入租界，于是他们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了通向租界的入口处。《纽约时报》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写道。日本本应在上海循规蹈矩，把这座伟大的都会打造成展示日本美德的橱窗，因为这里还有六万欧美侨民，但日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通往租界外的条条马路，都有日本哨兵把持。经过他们时，遭到非人凌辱。上海的外国人刚见日本兵劣迹时，以为他们迫不得已，才展示自己最差的一面，但而后种种证明，他们本质如此，并不存在更好的一面。

　　上海《申报》这样描写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对于上海，感觉着无限失望和诅咒，酒店舞厅，触目皆是，其穷奢极侈之程度，实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仅见，跟着穷奢极侈挺进的，就是种种罪恶和残杀的来临。所以绑票，暗杀的事件，日有数起，差不多把整个上海布置得像一所恐惧的屠场。上海外国侨民瓦妮娅·奥克斯回忆道，上海是邪恶与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重置各处的城市。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事的爆发，以及它在静安寺路上的反响，使上海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也不再是世外桃源，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中的英美地盘，很多西方侨民，被日军关进了龙华的集中营。一位在上海出生，名叫贝特的英国女孩，就随家人在集中营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4月10日贝特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四个号码伴随了她全家八百多天。贝特的号码为22228，她清楚记得那一天，清晨七点半，三部三轮车将贝特一家四口送往原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入营者的报到点，就这样，贝特父母在上海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家，三部三轮车就载走了。

　　女作家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时，在《烬余录》一文中这样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区，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1938年日本导演龟井文夫，用这样的场景结束了他的纪录片。日本人的街道的虹口，一天到晚都很繁忙，士兵们全部都剃光了头发，自来水也有了，可是排队的人特别多，每天一到时间，都在等待日本军人分配食物。上海出生的孩子，今天早上真冷呀。战争结束了吗。要是和平的话，我就带你们到上海玩。

　　1938年“淞沪会战”后一年，日本导演龟井文夫受东宝公司委托，在日本陆军的监督下，摄制完成了这部耐人寻味的纪录片，《上海》。在影片中龟井文夫把日军将领请到摄影机前，让他们讲述取胜的经过，在他们盛气凌人地进行讲解时，龟井把镜头切换到了一片箫瑟的战场，成片的城市废墟和挤满难民的街巷，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竖着一排排崭新的白木墓标，上面的日文姓名证明了日军付出了远比日本报纸上所说的更高的代价。影片中充斥着龟井文夫的反战情绪，龟井日后这样解释自己初衷：1938年的日本，银幕上泛滥着宣传日本军队如何在中国战场高奏凯歌的新闻片，我试图与之有所不同。具体说，想拍一部能够传达出大地上世事万物悲歌沧桑的影片。日后，龟井文夫被日本军部监控，被东宝公司驱逐，离开时，他留下了一句话，文化是永远不会被暴力压服的。

　　陈晓楠：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向南京急速进军。南京，一个长久以来被誉为中国伟大的文学、艺术、政治中心之的城市，六朝古都。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精品，确立了汉语中四声体系。这个城市当时也遍布着古代帝王的宫殿、奢华的陵墓、博物馆、纪念馆，由法国梧桐树，有玄武湖，正是这座城市即将遭到战火涂炭。

　　解说：南京人陆浩然是一位报务员，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时，他刚刚在上海郊区川沙县电话局谋得一份差事。他的妻子李秀英十八岁，刚有七个月的身孕。他们的女儿陆玲日后这样回忆：上海“八一三”打仗了，打仗以后有一些日本飞机停在川沙县的江边上，然后每天都要装上炸弹到上海去轰炸，轰炸完了以后回来把剩余的子弹一路走一路撒子弹，这些东西都会掉到川沙县的房顶上。我妈妈就感到很害怕，很危急，我舅舅带着我妈妈先会南京，回南京的时候大概是在九月份。

　　陆浩然没有想到妻子回到南京后又赶上了轰炸，日军的轰炸机是8月15日，即“淞沪会战”开始后第三天，早上9点10分起飞的。此时，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了四十名宪兵护卫。就在日本人撤离不久，下午两点五十分到三点三十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

　　第二天，当脱险的日本侨民得知日机轰炸南京时，侨民庄司得二这样回忆，车厢里不由得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但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日军将轰炸南京的行动命名为“海之荒鹫”行动，日当局向执行空袭的日军宣布，轰击无需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日本木更津航空队的官兵，回忆了1937年8月19日的一次轰炸经过。

　　我们飞到南京上空，此时，所有的防空炮火都朝我们射来，蓝的、红的，如同焰火四散，美得很。炸弹落地爆炸，还从未见到如此美景呢。日本海军中佐阿部信夫在《支那事变战记》中写道：在我“海之荒鹫”的连续空袭下，人口百万的首都，日益变成死亡之都。

　　解说：国民政府1928年定都南京后，经过近十年建设，南京市容已别有气象，数十条道路被拓宽，以新街口为中心纵观南北东西的道路系统已完成，八条公共汽车线路承载着这个城市一百零一万人口。对于南京人来说，战争是从防空警报声开始的。

　　南京市民沈遐鸿回忆：凄厉的警报声“呜呜”的响了起来，一会头顶上听到了“隆隆”的日机声，来不及跑了，只好躲到马路边商店的屋檐下，炸弹落在离我们不远的前面，一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溅。一排排楼房便熊熊地燃烧起来，马路上倒着炸断的电线杆和人们的残缺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这是日本当时的新闻电影，画面中木更津航空队的飞行员刚参加了南京空袭，一个叫高井的飞行员介绍，他已经参加了二十次左右的南京轰炸。接着，另一名飞行员说，他在南京上空遇到了不少麻烦，总是遇到阻击。最后一个叫做中村的人，被称作队内的投弹名人，他脸上稚气未消，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真是挺难得，在飞机上瞄准下面的东西显得很小，画面中流露出的感觉很轻松笑声不断。

　　此时，稍有能力者纷纷逃离南京，南京栖霞山附近的江南水泥厂此时刚刚建成，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泥厂。1937年战争来临时，它还没有开工，即接到天津董事会撤离的指示。时，疏散员工分为四组，上海临时办事组经济为瘐宗溎，不久他接到逃离至天津的工人刘汗增的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员工们逃难的经过。

　　两日不眠，水食未进，乞诸军人方得一餐充饥，连夜又迂走沙河集站，天明有兵车一列，因拥挤过甚不得乘。三日未水未食，渴则饮于稻田而已，所以力竭体疲精神颓丧。幸遇同乡，供以食宿。

　　工会会计徐华农为保护厂资，将黄金用布条绑在身上，把纸币缝在棉衣里，银元交给六名工人，分别携带逃向句容。但两天后他又返回工厂，因为他接到上海经理瘐宗溎的信，厂方已派外国人来南京护厂，急需厂资。厂方招徕的两名外国人，一名是工厂合资方德国禅臣洋行代表卡尔·昆德，另一名是丹麦史密芝公司的代表辛得贝格。

　　丹麦人辛得贝格一直混迹于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时，他是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鲁克·史帝芬的司机。布鲁克·史帝芬被日军的榴弹误杀，辛德贝格便临时接下了江南水泥厂的委派，作为丹麦代表赴宁。离开上海前，辛德贝德立下了生死文书：

　　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假使我负伤、伤残或死亡，除合理的医疗费用，不对史密芝公司或其他任何方面附带任何要求，直至我完成这项工作，返回上海之时，我将收到月薪一百英镑的酬金。假使我死亡，这钱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父母各半。

　　卡尔·昆德和辛德贝格来到江南水泥厂后，为防日机轰炸，在厂区前后各竖一旗杆，旗杆高及三楼，每日挂起丹、德两国国旗，在工厂房顶上还画上了德国和丹麦的标志。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形成了轴心国同盟，日本人对德国人和德国的产业，是有所顾及的。

　　这时，另一名德国人也星夜兼程赶回南京，他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拉贝。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在他二十六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日后在中国度过了二十三年。曾担任过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埃尔温·维克特这样形容拉贝：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他乐于助人，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

　　1937年8月，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当他得知日机轰炸南京的消息后急速返宁。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这里牵扯到道德问题，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我至今还无法跨越它，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三十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

　　回到南京后，拉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整办事处的防空洞。拉贝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六米宽三米的帆布，在帆布上画了一面带有卍字标记的德国纳粹旗。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谁的两只手各抓着一个身子颤抖的中国孩子，空袭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想的也会和我一样。

　　很多地方为了避免遭到轰炸，都想办法挂上外国国旗。金陵女子大学也挂起了美国国旗。当时留守金陵女大的文理学院教务主任美国人魏特琳女士，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给大使馆的参赞佩克写信，询问他们对我们在校园使用美国国旗持何种态度。他打来电话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很大方地借给我们一面新的九英尺长的美国国旗。我们把它平放在我们校园芳草地的中间，金柑旗帜有九英尺长，但在那块大草坪上看起来却很小。我觉得明天买布，做一面比这个大三倍的旗帜。

　　魏特琳女士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大学毕业后，她加入美国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被派往中国传教。此时，她已经感到战争离她越来越近。9月28日的日记里她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院门口看见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最后一次放映。这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电影的名字是《遮住月亮》，这个名字对我们很有意义，因为目前这正是我们在有月亮的夜晚所期待的。

　　为防空袭，夜晚的南京当时一片漆黑，人们开始喜欢阴雨天气，因为这样日本飞机就不会来轰炸了。

　　陈晓楠：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也就成为了中国当时军事上的核心问题。南京统帅部在11月18号邀集高级幕僚来开会，会议上李宗仁主张放弃南京，避免牺牲，以保存实力。但是唐生智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弃守南京将会打击全国的抗战士气，他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固守的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调来南京布防。

　　11月27号唐生智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讲太感人了，结束的时候博得了记者的热烈掌声。但是呢，也有一些记者注意到，唐生智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安。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刚刚大病痊愈，一名外国记者这样写道，说，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也是茫然若失的样子，他大汗淋漓，要人递给他热毛巾来擦干前额。“南京保卫战”即将拉开帷幕，历史也走到了一个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