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宗时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犹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经历了短短100年时间。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着。
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转变。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ll世纪的改革家”。
他和他的改革，真相到底如何?
最好的士大夫
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一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
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20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相中了。
卷子送到仁宗那儿后，发生了意外。一句“孺子其朋”，让仁宗皱了下眉头。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意思就是“你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区区一个王安石，竟敢用这种口气对答天子考题。仁宗再读下去，觉得王安石文笔冷峻峭拔，很不对胃口，便把他降为第四名。
第四名就第四名吧。关键时候，人品立显。王安石没有酸溜溜地说状元本是我的，也没有矫情地说我本才疏学浅。总之，他严肃而平静地接受了平生第一个职务：淮南签判。
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地方上一待就是25年。他喜欢《周礼》，但他看的不是文学，而是政策。他要看看那些上古的朴素政策，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务。
在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当知县时，王安石走遍了14个乡，兴修水利，兴办县学。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尝试把官粮低息借贷给农民，秋收以后再还给官府——这是日后《青苗法》的第一次实地预演。正是这次试点的成功，让王安石坚信以《周礼》为蓝图的改革是可行的。
于是，王安石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御书房内，人到中年的仁宗，翻开了这卷沉甸甸的奏折。久违的王安石风格扑面而来，冷峻如昨，犀利如常。
然而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仁宗，正因后宫无子，整日被包拯、韩琦等一干老臣催问继承人问题，恨不得撞墙才好。万言书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他冷冷地将奏章放回原处，仿佛王安石从来就没有呈递过。
得不到回应的王安石，心里也很清楚，变法时机还没到，他继续埋首于自己的改革试验田。朝中不少大臣如欧阳修、韩琦等，都非常赏识他，几番邀他入京，却被他一一回绝。
钦差把仁宗的圣旨带到了王安石家门口，他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而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还给了钦差。
在北宋这样一个崇尚文士精神的社会里，王安石无疑成了士大夫的领袖、精神的贵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1067年，年近20岁的赵项继位，是为宋神宗。20岁，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上网聊天、结伴出游的青葱岁月。但是在940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夹击。《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繁华，都是脆弱的表象。国库里没有一分钱，一年挣多少，就花多少，一个子儿也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军队、那么多佛寺道观，一张张嘴都在等着钱；辽、西夏、金，侵之掠之，无一日安宁，开战也好，求和也罢，还是系于钱。
20岁的神宗，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他想创造一个比仁宗更好的时代，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也能收复山河、堪比汉武。他还是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万言书推崇备至，现在，他迫不及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那一夜，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刘备遇见了诸葛亮。
神宗急切地问：天下怎样才能大治?
王安石答道：先要选对施政的策略。
他又问：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样?
王安石肃然正色道：陛下应该效仿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变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副宰相职)，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当时的5个宰相里，除了王安石外，曾公亮年迈管不了事，亲历过范仲淹改革的富弼告病假，唐介没多久就死了，剩下一个赵忭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我们这5个宰相，正好是“生老病死苦”。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皆为定数”，财富不藏于民，就藏于国。王安石的变法，本质上就是让国家干预经济，达到聚富于国的目的。《青苗法》，官府是粮食的借贷银行；《市易法》，衙门做起了垄断生意；《均输法》，朝廷要进行中央采购：唯一得到众人赞同的《募役法》，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你不得不惊叹，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政策，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超前，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独的伟大者，宣告了他的改革必将惨遭失败。
最拗的人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旋涡，朝廷空前分裂。
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外，没有一个是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是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曾与范仲淹一起改革的旧臣。
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谁人不知，王安石诨名“拗相公”?
他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时随手抓到什么就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设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地吃掉了茶几上的一盘鱼食。难得请客的包拯招待同事，连不胜酒力的司马光都喝了几杯，王安石却死活不举杯。
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
但结果呢?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填申请表吧。农民是个文盲，花钱请了书吏，交了表，石沉大海。农民一咬牙，掏钱，给官吏好处费。到了还贷时，一算利息，好家伙，竟是原定两分利的35倍!王安石的改革至此成了一场黑色幽默。
老天也不作美。熙宁七年(1074，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郑侠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
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神宗无奈，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
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知道，他再不会有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罢相，复职，再罢。终于，王安石回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1086年，王安石抑郁而终。
执著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爱又可悲的背影。他像一个闯入官场的犟小孩，掀起了滔天党争，但“政敌”司马光依然敬重他的赤子心；他断送了北宋王朝，但后来的史书读懂了他的天才。
(摘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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