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清宫玻璃厂旧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55:37
责任编辑：李婷婷 发布时间：2010-04-15 16:10:27《中国之韵》
文/米辰峰 图/张荣 方晓峰 编辑/胡敏
清初，当欧洲制造的晶莹的玻璃制品传入我国后，颇受统治者的喜爱。乐于接受外来科学技术的康熙皇帝，决心生产和制造中国自己的优质玻璃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请来德国传教士兼技师纪理安作技术指导，建立了清宫玻璃厂，从此开始了宫廷御用玻璃器的制作，一直生产到清朝末年。当时，主要来自山东博山和广州等地的能工巧匠们，与来自欧洲的技术人员如格林、纪文、汤执中等一起，依靠皇家雄厚的资财，凭藉自己高超的技艺和智慧，烧炼出了色彩丰富、质地精纯的玻璃。
第一任厂长是谁？
1689年2月，康熙皇帝南巡抵达杭州时，接受了传教士殷铎泽供奉的一个多彩玻璃球；另一位传教士也给康熙皇帝供奉了一个小型望远镜、一个梳妆镜和两个玻璃花瓶。据说康熙曾经大加赞赏这些欧洲的玻璃礼物，玻璃被认为是当时最珍贵的贡品之一。也许就是这次进贡，导致康熙为了建立御用玻璃工厂，而向传教士寻求帮助。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蚕池口法国耶稣会建立的天主教堂旁边，清宫玻璃厂正式成立。关于这个玻璃作坊成立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耶稣会士洪若翰，写往巴黎的很多信件中，看出个究竟。
1696年10月31日写的，是其中最为详细的一封：
“在我们住所旁边的一块大的空地上，康熙皇帝正在建设一个漂亮的玻璃工厂；如果我们愿意接管，皇帝就把工厂给我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纪理安神父承揽了此事。我请求你们立刻从法国的玻璃工厂里，选派一至两名优秀的工匠给我们，这些工匠要具有制造与欧洲同等水平的玻璃和水晶的能力，也能制造玻璃镜面；同时选派一位精良的画珐琅工匠来。”
清宫玻璃厂成立以后，德国人纪理安开始用他的玻璃制造技术，训练一些中国工匠，这些人从山东颜神和广州的玻璃制造中心招聘而来，他们可能被传授了更为复杂的吹制玻璃的技术，而掌握这些技术，对制造大型容器和其他更为复杂的作品来说，不可或缺。他们还从纪理安那里，学会了塑造理想器型的实践技术，添加喜欢的颜色，以及用轮子雕刻和抛光等技术。
文献可以证明，在18世纪的头一年，清宫玻璃厂已经能够生产高质量的玻璃制品了。1705年（康熙四十四），康熙皇帝到苏州巡视时，赐赠给地方官宋荦的礼品，就是玻璃厂的工匠们生产的。17件礼品中包括一只透明的鱼碗、一只蓝色金星玻璃瓶、一只小型黄色玻璃盘，还有一个蓝色带花卉图案的玻璃笔筒。另一位地方官在获悉此事后，为了取悦康熙皇帝，他不仅偏向性地拿清宫的玻璃制品与欧洲的对比，而且煞有介事地说：“现在中国生产的玻璃，可以远远地超过西方了！”
皇帝亲自指导生产
在法国耶稣会士的档案里，有一封信息丰富的信，揭示了康熙皇帝的长子胤褆，是怎样热心制造一种带金星闪烁的玻璃的。该信里有一段说：“我将要给阁下寄出两个小玻璃瓶，它们是在康熙皇帝的长子胤褆的府邸制造的。此公具有相当的好奇心，他不惜花费重金，在其王府制造一些他心爱的玻璃玩意儿，以便进贡父皇；胤褆的愿望是要找到一种新办法，把玻璃造得就像我们欧洲的金星玻璃那样漂亮。”
16世纪晚期，德国的玻璃制造者们已经能使用成熟的画珐琅技术。画珐琅本身是一种相对柔软的玻璃物质，它的光彩来自加工过程中许多配料的完美组合。而当时清宫玻璃厂的工匠们还不知道怎样制作这种画珐琅，只是在试验制造金星玻璃的道路上亦步亦趋。
1705年12月31日，康熙皇帝接见了教皇的特使铎罗。特使铎罗的私人秘书坎迪拉1706年2月24日的日记，有一条记载得特别有趣，说教皇的使团曾经被邀请参加一次盛大的焰火燃放活动，在此期间，康熙皇帝赐赠给铎罗一个御用的画珐琅玻璃鼻烟壶。通过这些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到1706年的时候，清宫玻璃厂已经能够生产各种形制的器皿，包括金星闪烁的器皿、彩色玻璃器皿和画珐琅玻璃器，等等。
康熙皇帝特别喜欢用画珐琅玻璃器，用来装饰他养心殿的书房，但是他对玻璃厂生产的珐琅制品并不满意，所以常常在召见传教士时，询问他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欧洲的画珐琅技术。1719年，当法国耶稣会士，画珐琅师傅倪天爵到达北京以后，玻璃厂的画珐琅工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第二年到达的耶稣会士冯秉正，在写给巴黎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发现，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欧洲的颜料。去年，倪天爵神父已经给你寄过一份颜料清单，那是生产画珐琅所必需的。”
倪天爵在清宫玻璃厂任职三年后，因为健康恶化，不得不返回法国，这对康熙皇帝来说是莫大的遗憾。1720年，多马策励以低级随员的身份，随教皇克莱蒙十一世派往中国的使团到达北京。多马策励本来并不是制作画珐琅玻璃的专家，但是，在康熙皇帝的一再坚持下，也就填补了倪天爵的空缺。
玻璃厂的生产波折
在多马策励充任玻璃专家的任期内，康熙驾崩，皇四子继为清朝第三代皇帝，年号雍正。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曾派遣了一个专门的使团，祝贺雍正登基。我们可以找到1723年教皇在罗马开始准备贺礼的完整清单，包括若干画珐琅器皿、威尼斯玻璃器皿、玻璃镜、金星玻璃鼻烟壶和玻璃球。当这些礼物在北京的宫廷完成了赠送和接受仪式以后，就在《大清会典事例》里留下了记载。
正当清宫玻璃厂在雍正时代日益繁荣昌盛的时候，厂长纪理安神父去世，玻璃厂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中国的人才。耶稣会士戴进贤在1726年的一封信里，试图寻找一位在玻璃工艺方面训练有素的人，这人应懂得怎样在玻璃生产中添加各种颜色，也应是一位能够制作画珐琅的专家。饶有趣味的是，1723年阴历三月的一份备忘录里，记载了雍正皇帝的一条上谕，大意是说：虽说近来的玻璃制品精致了，但缺乏大清风格，貌似洋货；今后生产玻璃制品，勿失我大清内廷风格！
传教士西鸟立尼1727年11月6日的记载，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份备忘录：“虽然工匠们对画珐琅工艺热情不减，但产品多因循守旧，工匠们至今不能完成皇上早就发出的订单。”尽管如此，当时清宫玻璃厂的生产还在持续增长。故宫的档案显示，1728年玻璃厂已经能够生产色普相当宽泛的画珐琅；同年阴历七月十二日的记载说，一个画珐琅玻璃鼻烟壶完成了，它是竹子形状的，表面画着蜘蛛装饰。这段描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个玻璃胎画珐琅竹节式鼻烟壶非常接近。
谁缔造了玻璃厂的巅峰？
依据清宫造办处1740年的记载，乾隆时期玻璃厂又聘请了两位耶稣会士做技术专家，他们分别是汤执中和纪文。从汤执中写给巴黎的许多生动而充满细节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传教士们为生产各种各样的玻璃，所做的诸多努力。
1742年9月20日，汤执中在写给他的姐妹的信中说：“让我的兄弟d’Epreville，为我们向好心肠的Massolet女士，学习那些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的制作玻璃的秘诀。”在同一天写给他的侄子的另一封信里，汤执中又提到：“学习汉语和制造玻璃，忙得我连一点思想的闲空儿也没有了。”
1742年10月6日，汤执中在信中告诉他的姐妹：“要问我现在的处境，比原先希望的好点儿了。皇帝原来很喜欢我做的玻璃，但后来发生了许多麻烦；那位中国总管，经常把由于他们的错误招惹的遣责，加罪于我们，因为他们害怕皇帝会因此杖责他们，并扣减他们的工资。”汤执中接着又说：“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是永不为此抱怨，这实在是可取的上策；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将自讨没趣。”汤执中还告诉他的姐妹，传教士已经把自己投身于天主的怀抱，天主知道什么是最友善的。另外，在中国显然比在其他国家，需要更多的耐心。
许多记载显示，当时清宫玻璃厂的工匠们非常害怕受处罚。根据故宫的档案，当乾隆对他们的工艺水平满意的时候，就打听有关负责的官员姓名，然后慷慨地赏赐给他们白银；但是，如果劣质的玻璃器皿惹恼了他，乾隆皇帝就会做出一系列处罚，包括扣减工资、赔偿所有的烧造成本等。一位耶稣会士曾这样描述当时玻璃厂的产品质量：“每年都要生产出大量花瓶来，花瓶的塑形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造价很高……不管你相不相信，当时有许多为了宫廷使用而生产奢侈品的组织，这家玻璃作坊只是其中之一。”
应当强调的是，正是汤执中和纪文在京任职期间，清朝的玻璃制造业达到了最高峰。当时有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曾为一些玻璃提供图案设计；负责玻璃生产的主任纪文，他制作的雕花玻璃和珐琅器，曾用于装饰大清宫廷的金銮殿。这些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其优雅和精美的程度，足以与从法国和英国寄来的洋货相媲美。
为何最终走向衰败？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乾隆从一位大臣那里得知，在京任职的传教士之中，再也没有人精通玻璃制造技术。据说他为此感到十分失望。1770年，乾隆命令玻璃厂为一个玻璃灯笼制造一个配件，那个东西原来是传教士在大熔窑里吹制出来的，而现在的工匠已经没有能力复制它。诸多事件显示，在没有欧洲传教士的参与下，玻璃厂的生产从乾隆早期的高水平迅速跌落下来。
针对当时清朝玻璃工厂萧条的状况，1775年，耶稣会士钱德明进行了描述：“虽然广州有许多精湛的玻璃工匠，但是当朝皇帝不仅懒于派遣学徒，向欧洲的玻璃工匠学习，甚至懒于从广州调遣工匠进京。现在玻璃业的失败和一再的衰退，让人怀疑当年的玻璃厂不过是猎奇的产物而已，不过是显示大清帝国狂妄自大的一个附属品。”
在指出清朝玻璃业呈现萎缩这一点上，钱德明的评价有着某种程度的正确性。1793至1794年间，跟随马戛尔尼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的医生纪兰，只要有时间，就到处考察中国的作坊和制造厂。应马戛尔尼勋爵的要求，他写下了《中国的医药、外科和化工的考察报告》，报告里说：“在传教士的指导下，从前北京建立过一个玻璃制造厂，现在被当局忽略了……”
现在我们难以确定，清宫玻璃厂究竟在什么时候停产。但令人奇怪的是，曾经用于生产玻璃的那些建筑却保留着。英国驻京大使馆创建的第一年，雷尼神父正在北京。1861年10月5日，他在参观了法国人刚刚恢复的教堂以后写道：“因为与法国的传教会寓所毗邻，我们参观了从前耶稣会士生产玻璃的那些建筑和那块土地，玻璃曾经是他们财产的一部分。自从法国传教会在北京的恢复重建，神父们就申请归还原属玻璃厂的建筑；但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答复是，那些建筑是给为皇上制造玻璃的前辈传教士的，如果现在的传教士愿意继续为皇上生产玻璃，那么可以归还；否则是不能归还的。”
在普兰撤主编的《北京的宗教纪念性建筑导游手册》里，有一张鸟瞰照片，反映了这个区域最初的建筑概况；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清朝的玻璃制造业停止了，位于蚕池口的清宫玻璃厂也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汇合的结晶——那些清宫的玻璃器皿，却继续向今人散发着它璀璨迷人的光芒。
1758年纪文死后，清宫玻璃厂的制作技术开始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