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之子忆胡耀邦谈毛主席好学生柯庆施其人

核心提示：耀邦伯伯告诉我，在党的传统上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大家都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决议，我们都举手同意了，主席也举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耀邦伯伯说，我们听了柯庆施的这句话之后，都觉得很吃惊。我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这个提法实在不妥。

柯庆施（资料图）

本文摘自《我的文革岁月》，作者：陈小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谈到柯庆施，耀邦伯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有相当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评价。

耀邦伯伯告诉我，在党的传统上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大家都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决议，我们都举手同意了，主席也举手同意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语惊四座：“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耀邦伯伯说，我们听了柯庆施的这句话之后，都觉得很吃惊。我们对毛主席都很崇敬、很敬仰，但这个提法实在不妥。

耀邦伯伯还对我讲，这种提倡盲从的话，其实并不是“柯大鼻子”柯庆施的发明。大汉奸周佛海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陈果夫也对蒋介石说过类似的话。陈果夫首先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并大力提倡，陈果夫随后发挥道：“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而柯庆施这种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两个月后，就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递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耀邦伯伯还对我说，这些话只能是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的。

1964年，柯庆施被发现患上了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后来，柯庆施在成都疗养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请他以及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吃饭。柯庆施因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积极抢救，仍于1965年4月9日去世。

“文革”后，我陆续听到或看到一些对柯庆施的反映，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印象。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做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做了检讨。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