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晚年选定华国锋当自己的接班人，并将他调到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76年4月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等老干部是真心诚意地支持华国锋工作的。“四人帮”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也服从华国锋，甚至还有要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是表现出服从华国锋领导的样子的。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服从华国锋的领导的: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人帮”搞的通报材料稿上写有“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写，认为这不是事实。双方发生了争论。华国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通报稿交给华国锋，由他签署，华国锋签署通报稿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华国锋删掉了“四人帮”强烈坚持要写上的这些字，可是“四人帮”并没有像过去对待其他高级领导干部那样不依不饶，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拥华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情况就不一样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见此前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就下决心要把华国锋搞倒。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华国锋下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木偶，要动手搬掉他。于是，他们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了。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个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

面对“四人帮”的挑战，华国锋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四人帮”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剑英希望华国锋选择最后一条路。所幸的是，华国锋真的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

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进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帮”的“倒华”动作更大了。他们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央直接攻击华国锋。9月16日，“四人帮”抛出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对他们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进行了诠释，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华国锋没有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威胁华国锋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在攻击华国锋的同时，江青出面对华国锋进行无理纠缠。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9月21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28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当时，党和军队内很多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邓小平、邓颖超、李德生、陈锡联等，都与叶剑英或者相互之间商讨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国实际的党政第一号领导人，只有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才名正言顺，才合乎党法。华国锋心中也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后，华国锋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于9月11日郑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把解决“四人帮”的任务，交给了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接受华国锋的委托后，于9月13日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不久，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首先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虽然大家没有深谈，但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了。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等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可见，那个时候，华国锋不但再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而且已经争取到了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

亲自坐阵怀仁堂

197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国锋宣战了。原来，两天前，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错误，“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四人帮”看到华国锋这个指示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安排“梁效”写作班子，连夜写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把华国锋定为“修正主义头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这样，华国锋就处于必须被打倒之列了。

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在9月未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当时，李、吴二人都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剑英不谋而合。10月4日，叶剑英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国锋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剑英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国锋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国锋要叶剑英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国锋拍板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对一些细节问题过问得很细。他要叶剑英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剑英上车。叶剑英从华国锋那里出来，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华国锋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东兴，并且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10月6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剑英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10月6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王、张二人必到会，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姚也会到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另外几个死党，则安排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东兴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国锋做了详细汇报，华国锋做出决定:就按汪东兴确定的方案办，10月6日，由汪东兴负全责，抓“四人帮”。

10月6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7点55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稳住“四人帮”的上海死党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

“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马、徐、王回到上海后，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10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1976年10月27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

吴德说出了内幕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附：

 当年陈云在得知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酝酿拘捕“四人帮”时，经过反复思考后表示：“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为何要突然高调纪念华国锋？

                                                             2011-02-22 08:46:19

         《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之际，华国锋病逝。当时新华社很吝啬地发了一条简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英明领袖，同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在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角力中，憨厚的华国锋很快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之后漫长的岁月，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他完全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出行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使华国锋陷入被动的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默认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转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始作蛹者华国锋。

《人民日报》在赞扬华国锋的长文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默认了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华国锋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至少快三十年没有官方媒体提及。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没有人能象华国锋那样独揽党政军大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毛泽东在神志尚清的时候发动了批邓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宣布将邓“赶出去”。

华国锋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国锋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做的那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风光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

这张照片在日后成为英明领袖的精典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泽东的题字 “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的喉舌制造了华主席这个英明领袖，1976年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第一次出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的考证，这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当时所有的官民都在肉麻地歌颂华国锋，就连“四人帮”在上海信任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贺电，连声说： “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在收到上海的贺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华国锋在“英明领袖”的位置上，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紧接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中，华国锋很快就成了孤家寡人，那些追随他歌颂他的人，要么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要么一个个弃他而去。此后，中国政坛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和强人，在没有权威和强人的时代，中国政治开明、社会和谐、言论自由，经济繁荣，那是一段令全世界瞩目的美好岁月。

•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总理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华国锋总理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 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非强势领袖华国锋何时开始失去权力核心地位？

2011年08月05日 09:39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韩钢

摘自：刘瑜 易中天 甘阳 胡舒立等 著 《博文001》 漓江出版社 2011年7月 出版

阅读提示：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却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阅读《博文001》连载】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

        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

       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

        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

        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

曾经的领袖华国锋 老一代人的辛酸和无奈

斯人已逝 过渡人物与被遗忘的时代

梁文道：华国锋下台 平静的权力转移

梁文道：邓小平技高一筹 掌权是众望所归

许子东：华国锋曾在党代会上睡觉

　　培根说：性格决定人的命运。其实，培根只说对了一半。决定人的命运的，还有另外一半因素：机会或运气。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爲何那麽多相同性格的人，其命运却千差万别。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不会有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囯共产党主席会是华国锋！

　　（二）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爲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麽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麽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因爲，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就是因华做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与毛在回韶山时几次游弋过的韶山水库工程的指挥官。就是这两个官职难得的特殊性，使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范围，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别青垂与关注。【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援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著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麽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衆组织的派战。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爲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産业工人爲多，组织有方，人多势衆。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爲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爲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爲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援，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援，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衆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著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47军就先后宣布支援"工联"爲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援某一方某一派群衆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爲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衆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援自已爲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衆组织的支援，却有著"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援"，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四）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援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援"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在几乎同期，5月9日，爲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5月19日，"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爲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物件，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但已表态支援"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已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爲支援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援"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

　　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凤凰博客&z~D8i6C

　　书记：周礼，半离休；

　　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啓文，态度不明；

　　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援"高司"派方面；

　　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

　　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

　　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援工联造反派；

　　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31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爲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援"工联"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颤颤竞竞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著某种微妙的相似。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援"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洲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援造反派（因爲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援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援"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麽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物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爲"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爲"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麽，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爲零了。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爲，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衆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援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爲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援"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爲：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

　　（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四）支援"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衆。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著华国锋莶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麽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麽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爲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日便被调京，成爲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援"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爲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援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麽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文革结束初期华国锋为何不理睬邓小平？

2011年01月03日

核心提示：所以，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仍在强调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提到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也有人后来推测说，邓小平能力强、资历深，华国锋生怕邓小平一旦复出，就会构成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威胁。所以华国锋对邓小平10月10日的信不予置理。

这当然是一种推测。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作者：叶永烈，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发表，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

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社论指出：

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就是说，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社论还指出：

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在这里，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特别是仍强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表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仍是“照过去方针办”！

这篇社论，是华国锋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反映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初的政见。其实，这篇社论是根据华国锋1976年10月8日的讲话精神写出来的。

那些日子，华国锋处于最忙碌的时刻。

华国锋在10月6日深夜至10月7日清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10月8日起至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

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等大区的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赶到北京，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华国锋说：

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

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华国锋强调，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号召中共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华国锋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因为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即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理所当然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的10月8日的讲话以及两报一刊10月10日的社论清楚地表明，肃清“四人帮”的“左”的流毒远比粉碎“四人帮”更为艰难，从思想上铲除“四人帮”远比从组织上清除困难。

毛泽东的去世，只在几分钟之中。拘捕“四人帮”，也只是在一个晚上。这两桩历史性的大事件之间，相隔又不足一个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急转直下！

毛泽东时代虽然结束，毛泽东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是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别是“文革”的那一整套“左”的理论。华国锋遵奉“照过去方针办”，这“过去方针”就是毛泽东的方针，内中也就包括了毛泽东晚年制定的一系列“左”的方针。

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在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欢庆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之际，“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

就在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处于软禁之中。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家中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301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301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粉碎“四人帮”之际，邓小平正住在北京301医院治病。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陈云当时还是“自由”的。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的是邓小平，没有涉及他。他当时担任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陈云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哈哈大笑。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被撤销一切职务，但是仍保留中共党籍。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向中央反映，他要求看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文件。

邓小平看了华国锋的讲话稿。10月10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信给华国锋，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充满着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之情。信中，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华国锋不理睬邓小平是有原因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共内部便开始传达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三句话，“照过去方针办”只是其中的一句。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御笔”所写的这三句话，成了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华国锋作为领袖来说，资历不深，在采取了非正常的手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亟需仰仗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华国锋出示毛泽东生前给他所写的三句话，显得非常重要。

内中的第二句话“照过去方针办”，通过报纸上反反复复批判“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亦即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已经变得家喻户晓。

这时，华国锋公布了毛泽东写给他的第三句话——既然毛泽东生前说“你办事，我放心”，这就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铁定”了！虽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毛泽东针对当时让华国锋处理党政大事而言，但是此时华国锋拿出这六个字，已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接班的“放心”，变成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

不过，也正因为华国锋遵奉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既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定下的“方针”，他也就完全照办。

所以，华国锋在各种场合仍在强调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都提到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也有人后来推测说，邓小平能力强、资历深，华国锋生怕邓小平一旦复出，就会构成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威胁。所以华国锋对邓小平10月10日的信不予置理。

这当然是一种推测。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一上台就坚持“照过去方针办”，墨守于毛泽东的“过去方针”，所以他后来提出“两个凡是”，那就毫不足奇了。“两个凡是”其实就是“照过去方针办”的另一种说法罢了。此是后话。

                          还原华国峰——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 钢
(2008年10月18日)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我是主要研究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的。原来曾经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单位工作，刚刚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今天是以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历史教师这么一种身份跟大家做这个交流。我今天要谈《还原华国锋》这个题目，恐怕有些先生会认为是不是因为华国锋刚去世，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我要谈华国锋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年来，大概三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1977到1978年的历史。这个研究让我感觉，我们从80年代以来，对华国锋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结论，或者是不符合史实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当然今年正好赶上华国锋去世，所以，李老师和刘老师希望我能来跟大家做个交流，我马上就想到我应该把我这些年来对于华国锋的一些研究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汇报。当然，特别要说明，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实有很多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限制 还有一个是档案文献的封闭。包括像华国锋这样的人物也是，别看他离我们非常近，但实际上关于他的很多历史事实，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包括我今天谈也还有很多疑问，我愿意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时把遗留的一些疑问跟大家做个汇报，也请大家来做个分析、判断，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提供更多的材料。
我今天的题目叫《还原华国锋》，副标题叫《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二个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泽东。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曾经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那么，他是1976年的4月当国务院总理，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1976年的10月6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党、军两个第一把手。然后在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然后到1982年，连中央副主席都不担任了。所以他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大概可以说是五年的时间，但是真正主政只有两年，就是从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官方从80年代以来的评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给予了他肯定的评价，这肯定的评价就是一句话：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官方给华国锋这两年的评价。这算是正面的评价了。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以及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也负有责任。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几乎所有的，从官方到民间到研究者的着述，这些年来，大体都是按照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来叙述的。我过去也相信，因为我学党史比较早，从78年一考大学就学党史，我本人从80年代以来所接受的关于华国锋的历史叙述和评价一直就是按照这个正反两面来做的。最近三四年来，我的研究让我感觉到官方的这个评价既有不足，还有背离事实，还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我就想就华国锋的一些史实来谈哪些地方不足，哪些地方背离事实，哪些地方不公道。我就还原事实，至于价值方面的判断，我认为研究历史是非常难做的。那么待会儿在我们交流问题的互动过程中，也许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粉碎“四人帮”或者叫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我对于史料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最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可以讲。第一，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我们过去都讲是叶剑英叶帅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其实不是。叶剑英当然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那都是个别的议论，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正式提出来的是华国锋。具体的时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个是李先念和吴德的说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当事人，华国锋是当事人，李先念和吴德也是当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是16位。刘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没有耳闻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五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王（王洪文）、张（张春桥）、江（江青）、姚（姚文元），还有一位是吴贵贤。吴贵贤是因为华国锋感觉到她是听从“四人帮”的，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让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先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跟他们沟通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华国锋做的工作。第三，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第四，最后，定在10月6日晚上八点实施，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在怀仁堂主持的。当然，具体组织是汪东兴。我讲的实际上都很简单，有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这四个方面能够说明，华国锋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主导者。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仅仅把华国锋说成是有功，这是淡化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逮捕“四人帮”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复出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从官方到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直到最近华国锋去世，我在网上看到还有文章这么写。我对史料的研究发现，这个史料既有档案文件，也有当事人的回忆，我发现，这是一个100%的谎话，是一个100%的背离事实的结论。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恰好跟长期以来流行的这个说法完全相反。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大家一定会问，你有什么根据，我讲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是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最权威的回忆是吴德。吴德在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叫《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专门提供了自己的一则回忆。他说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宣布了三条，这三条分别是：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所谓堂堂正正，就是要经过中央的正式会议，比方说，中央全会，这样的形式、程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因此，如果现在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然后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第二个算一个口述回忆者，在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登载了熊向辉的女儿熊蕾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到她的父亲熊向辉在1976年的10月底，曾经跟叶剑英元帅有一次私人谈话。在这次私人谈话里面，叶剑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央已经在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就是粉碎“四人帮”的当月。这是第二个属于口述文献的依据。第三个是我看到的文献，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这个讲话非常明确地宣布，说中央在考虑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这个事情有个过程，中央准备在正式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是1977年3月14日，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不过半年时间。而且，就在这个讲话里面，华国锋专门说到，他说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答复为什么没有马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华国锋特别讲到，他说是因为中央有个考虑，第一，要有个转弯子的过程，第二，要考虑防止有“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利用这个做文章。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地说，华国锋在中国国内正在搞右派政变。另外，在西方，在英国、西德、法国都有舆论认为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是在搞非毛化。法中友协主席有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叫做夏尔·贝特兰，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知道，贝特兰就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认为中共现在的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中国有个芭蕾舞团到西德去访问，他们的演出剧场被欧洲的左翼分子挡上大标语，标语的题目就是：“四人帮”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代表。那么，高层考虑到海内外舆论对于中国政局有可能会发生影响，而引起政局的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高层考虑，邓小平的出台要缓一缓，否则就会坐实社会上以及海外关于华国锋在搞宫廷政变的流言。这是我讲的华国锋和高层的考虑，至于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宫廷政变那是另外一回事。出于这个考虑，所以高层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出来，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华国锋有意拖延邓小平复出。而事实上呢，华国锋已经在为邓小平重新复出做一系列的准备。我讲一些历史情况，比方说，在1976年12月马上改善邓小平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经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待遇。这个很难得。因为批邓以后，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中央文件了。12月份华国锋亲自批准恢复，当然是叶剑英提议的，后来专门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叫做王守江，由他负责转送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县、团级的文件，也不是什么省、军级文件，而是中央常委能够阅读的文件。改善他的政治待遇。第二，改善他的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份，邓小平患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而且有严重的尿毒瘤。经华国锋批准，送北京301医院医治，而且是由着名的泌尿科专家来做这个手术。邓小平的手术方案是华国锋亲自批准的。而且在邓小平动手术之前，华国锋专门安排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非同一般，一个中共中央主席，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汪东兴，四个人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相当高。而我们想，要想向邓小平转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给一份文件，或者，要面呈的话，让中央办公厅派一个主任或副主任就够了。但是华国锋不是这样的。华国锋采取了高规格的，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充分说明了华国锋，当然包括叶剑英在内，高层就是要改变原来对邓小平的待遇，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事实上，1977年的元月份，中央秀才班子在为华国锋起草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里面，华国锋已经把让邓小平复出的内容写进了这个稿子里面。1977年元月份就写进了稿子。后来是因为中央党政军干部会议推迟了，没有在元月份召开，改到3月份，所以到3月份华国锋才宣布。这个过程表明华国锋没有在任何时候要去阻挠邓小平。至于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复出，那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不是要有意地拖延。而且很快邓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届三中全会就复出了，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也说明，官方，包括学界长期以来说华国锋要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说法是不实的。这是第二个要还原的华国锋的事实。
第三个，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些年来，80年代以来，最遭到诟病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有责任，怎么评价我们另外再说。他的确讲过“两个凡是”，但事情远没有像官方做的结论这样简单，也更不像很多研究着述所说的那么简单。我的研究让我发现，“两个凡是”，实际上一共只说过四次。第一次的确是华国锋说的，在1976年的10月26日，这一天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议讲话的过程当中，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因为他召集中央宣传口开会主要是商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揭批“四人帮”。在谈到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说了这样一句话：“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我讲的这段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我不敢说每一个字都对，但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这次“凡是”我们只要从华国锋说话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针对揭批“四人帮”的具体问题谈的。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我前面已经讲了，海内外已经有这种议论了。所以他说毛主席点过头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讲了“八个样板戏”，某个演员不好他是讲的刘庆棠和钱浩亮。因为当时汇报当中有人说了，这“八个样板”戏现在能不能演？因为这“八个样板戏”里面有刘庆棠和孙浩亮。他说电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换个人就是了。所以这次提“凡是”完全是华国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工作策略，跟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华国锋第一次提“两个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认为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一天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的时候说的。他在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第二次讲“两个凡是”。吴德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说“两个凡是”，他说也是考虑到要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完全是遵循毛泽东的意志，而不是背离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吴德要用“两个凡是”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也跟后面讲的他要用“两个凡是”来做政治棍子毫无关系。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1977年的2月7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后来广泛援引的是这个社论的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我刚才说的，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这次讲话。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他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意，华国锋在1977年3月讲到的这“两个凡是”跟二七社论那“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有半句是不一样的。那么好，从这次讲话以后，很快华国锋自己感觉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这是华国锋自己后来说的。后来当然是在“两个凡是”受到批判的时候说的，但是华国锋是不是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才这么说呢？不是。我注意到1977年3月份以后，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件的叙述没有再提“两个凡是”，就是华国锋，从此以后再也没提“两个凡是”。所以我觉得“两个凡是”作为一个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经结束。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华国锋已经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当然他认为“两个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证明他对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有反思，我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有局限。但这跟他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两个凡是”是两码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两个凡是”的方针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后来发现，是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几件事情。几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这是一次，算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有人揭发说1978年的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正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六点指示。其中第一点指示就是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不要急忙表态。我查了很多材料，虽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来查去，大概最能说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的材料就是这两个。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材料丝毫不能说明华国锋要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相反，我认为这可能跟华国锋一贯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性格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对理论问题有很多议论，很多讨论，比方说，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当时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有牵连，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说这些问题能不能讨论，说这一讨论就很容易牵涉到毛主席。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两次在谈话和汇报当中请华国锋对这些理论问题做表态，华国锋两次谢绝，而且华国锋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啊，不便于过早地对理论问题表态，他说理论问题啊，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这是1978年4月7日，所以，后来有人说华国锋对《红旗》杂志和海军党委的那个关于真理标准不表态的说法，我认为同他在1978年4月份的这个心态、这个性格、这样一个主张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丝毫不能证明他要通过不表态来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这是第四个问题。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找不到100%的根据。有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有这样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现在当事人披露的材料倒是让我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还真是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这个时候有人推荐，说希望胡绩伟回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叫做鲁英，可能有些年长的朋友知道，这个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水平极低。尤其他是跟随“四人帮”走的。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要调胡绩伟回来。胡绩伟不愿意回来，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绩伟谈话，这是胡绩伟自己披露的。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因为《人民日报》那些记者、编辑对鲁英的评价极低，认为他是草包主编辑。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是华国锋亲自谈的话。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他的职务没有被罢免，还是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是已经不是实务，靠边站，在家里赋闲。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推荐要重新启用胡耀邦。谁谈的话呢？也是华国锋。这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自己说到的，说华国锋亲自到胡耀邦家里登门拜访，请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绝了。后来华国锋又请叶剑英来做工作，因为叶剑英与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谊，所以经过叶剑英的动员，胡耀邦答应了。紧接着，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谈话，而且明确地告诉他派他去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这也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耀邦谈话。第三个例子是张爱萍。张爱萍也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张爱萍这件事情是他的儿子张胜在他的书中披露的。他说1977年的3月份，华国锋亲自找他父亲谈话，召见他父亲，而且华国锋跟张爱萍的谈话气氛非常好，张爱萍一去，他就讲，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张爱萍说我有什么东西在你这？华国锋就掏出张爱萍在文革当中蹲监狱的时候写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当然都是很愤怒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张爱萍一看果然是自己写的。他很奇怪，这诗怎么到你手里了？因为华国锋是1972年接替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所以很有可能是华国锋在担任公安部长的时候，什么人把张爱萍的材料汇报上去，被华国锋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说完璧归赵，你这诗写得不错，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告诉他说，中央专委决定由我来接任，中央专委全称叫做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专门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一个中央机构，是1962年11月成立的，一共15个委员。文革当中这个专委当然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文革前是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的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华国锋出任中央专委主任。当然华国锋肯定是兼任，中央专委得有个主持日常工作的人，谁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考虑由张爱萍来接替。所以华国锋就请张爱萍出任中央专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新请张爱萍出山。就在这个月，华国锋下达了张爱萍的任职命令。这三个人都是文革当中有名的走资派，特别是胡耀邦和张爱萍，是刚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作为邓小平“四大干将”的两个人。邓小平在批邓反右运动中被认为有“四大黑干将”，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一个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的万里。这“四大黑干将”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谈话请他们出山的。据说，我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口头听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华国锋亲自谈话。所以，我没有找到华国锋阻挠、拖延恢复老干部工作的材料，倒是通过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发现，他在推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真做了不少事情。还有冤假错案的平反。我看到的材料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内蒙古文革时期最大的冤案，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这个冤案的平反是华国锋推动的。内人党冤案的平反报告是华国锋在中央批准前自己做的修改，然后整个为内人党冤案平反的中央批语是华国锋亲自起草的。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这个会议就是华国锋主持的。这个是有文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上面，说华国锋拖延和阻挠也跟历史事实不符。这是第五个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关于引进和开放。80年代以来，官方的着述和研究者的着述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实际上，我这几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这个开放和引进与华国锋有直接关系。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的经济急剧滑坡，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个负增长年：1967年、1968年和1976年。1976年的经济局面非常严峻：粮食、棉花都减产，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严重滑坡，所以当时的经济非常紧张，财政状况也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叫借钱搞建设。借谁的钱？当然不是借中国自己的钱，中国财政本来就紧张，就是借西方国家的钱。所以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就提出，引进国外的设备、资金和技术。我们知道，1973年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曾经提出一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华国锋在1977年把这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大大扩大了，从43亿扩大到65亿美元。然后，到了1977年的10月，又把这个引进方案从65亿美元扩大到100亿美元。到1978年的2月，又把这个150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3月份又扩大到200亿美元，四月份更大了，扩大到500亿美元。这个过程啊，跟华国锋的指导有直接关系。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反复强调说，我们要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搞四个现代化。因为华国锋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到1976年的时候，仅仅剩下23年的时间，因为宣布的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华国锋提出借助国外的力量来搞自己的建设。而且1978年这一年，华国锋力主中国国内从政界、学界到企业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去开眼界，所以1978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出国考察潮。其中华国锋亲自提议，派了两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个是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哪呢？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么这个代表团主要是考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建设。另外一个是以古牧为团长的，古牧是当时的副总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西德、丹麦。这个考察团长期以来搞不清楚是谁派出的，后来有个当事人就是张更生，这个人当过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后来当过吉林省长，他在回忆中说，他当面问过华国锋，这个团就是华国锋亲自提议的。所以1978年才有出国考察潮。而且华国锋在引进的问题上最早提出了“四个一点”。我们都知道，1978年，有“四个一点”的口号，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四个一点”最早就是华国锋在1978年7月中央政治局听汇报的过程当中提出来的，当然一开始没有这么完备。所以，要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华国锋也在1977年就开始了，不是到1978年三中全会才开始的。这是第六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就是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有一个结论，也是从官方来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倒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正式宣布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我认为真正要还原历史啊，我的研究让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这个重点转移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开始了。长期以来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说法也不完全错。的确，华国锋在讲话当中，在报告当中，在文章当中的确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你要看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你就会发现，华国锋实际上并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关注的重点，除了一个运动，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除了这个运动例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什么会议呢？叫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刚才说了，政治运动加上灾害的影响使得粮食和棉花大幅减产。所以华国锋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就是1976年12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干什么？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至于他用学大寨的方法，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另外来做评价。第二个会议就是1977年3月份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议题有两项，第一项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就是部署1977年的揭批“四人帮”，第二项就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十年规划。讨论的重点在十年规划，就是从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第三个会议就是1977年4月到5月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前面不是已经抓了农业嘛，然后又抓了十年规划，紧接着就抓工业。紧接着召开的就是工业行业系统的会议，什么煤炭、石油、电力、机械。紧接着召开的是全国财贸系统学大庆会议，然后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梳理了一下华国锋在1977到1978这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以外，他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为内容的政治运动。所以我认为他实际上从1976年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到了经济方面，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在阶级斗争上了。这跟他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认为是要做具体分析的。
还有就是维护个人崇拜。在这个方面，我也找到一些材料，但不是非常全面。我找到的材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因为实际上所谓关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主要不是他本人制造的，官方的结论是华国锋制造和接受个人崇拜。我觉得接受多少还有一点事实根据。但是制造个人崇拜实在是怪不到华国锋头上。那么最早要把华国锋作为新权力核心的实际上是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一点，叶剑英自己也承认，叶剑英说这个英明领袖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这个一点不错。我看到的材料，1976年的10月7日这一天，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第一次提出华国锋是我党的领袖，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领袖这个概念最早就是叶剑英提出来的。而且叶剑英提出来我们要宣传华国锋主席，我们要大造舆论宣传华国锋主席。当然后来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在内的政治局成员都表示要大力的宣传。而且纪登奎表示要像宣传毛主席那样宣传华主席，宣传毛主席要有多高的规格，宣传华主席就要有多高的规格，这是纪登奎的原话。纪登奎一度是在中央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的。所以他要求中央宣传口大力宣传华国锋。倒是华国锋本人有点不适应。我看到一个材料，就是1976年的11月15日这一天，他专门跟汪东兴有次谈话，他说宣传我宣传得太多了，都宣传得不适当了。汪东兴很不以为然地说，一点都不多，说这是政治需要，一下就把华国锋顶回去了。华国锋就再也没说话了。但是这是我唯一看到的华国锋对宣传他自己表示的不同态度，后面我没有看到。而且后来的事实是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的确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程度，但是华国锋本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看法、意见我没有找到材料。
所以从这八个方面讲，我觉得对于华国锋这两年的历史事实应该重新做还原和研究，当然也可以重新做评价。在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认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也是不公道的，实际上，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华国锋有很多批评。尽管对于华国锋的批评不如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的纪登奎那样尖锐，但事实上很多批评已经涉及到华国锋。但华国锋在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采取了一个非常包容的姿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央全会如此尖锐的直言批评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这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我是研究党史的，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但是华国锋并没有压制这些批评，甚至没有对他本人遭到的批评做辩解。别人还有些辩解，关于具体的事实，具体的情节可能还有些辩解，但是华国锋没有。华国锋完全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的11月开始到12月的15日结束，华国锋一共讲过三次话，11月10日第一次，11月25日第二次，12月13日第三次。这三次讲话里面有两次，他都做了检讨。11月25日和12月13日。都认为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还有在一些冤假错案问题上，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负有责任。所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才开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空前，我不敢说绝不绝后，从来没有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如此民主、如此放开言论去批评中央高层的政策。这跟华国锋本人的包容态度有直接关系。所以后来，包括当年参加会议的胡绩伟、于光远都承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够开成一个民主的会议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跟华国锋本人的民主姿态和民主精神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能够具有这样的地位，我觉得也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好，我前面要讲的史实部分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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