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永远的怀念－“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陈速 他是唯一一位在导弹、核弹和卫星都做过卓越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唯一一位获革命“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题记　　
郭永怀，生于1909年，山东荣成人，中国共产党员，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跨声速流中的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为人类突破“声障”，实现超声速飞行解决了重大理论问题，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其骨灰被埋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他的塑像下面，陪伴他的还有与他一同牺牲的忠实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生平    郭永怀幼时聪慧，勤奋好学。1929年夏，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攻读物理。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永怀曾回家乡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沦陷，郭永怀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在那里，基于科学救国思想，他放弃了原来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飞行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重要贡献。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应用力学进展》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1956，受人民中国感召和钱学森热情邀请，回到祖国。在国内工作的12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1956年，郭永怀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出学科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奋斗目标，确定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为我国随后若干年的发展方向确定方针大计。规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力学研究从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论工作的状况发展到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现代力学阶段。 　　
50年代，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1957年，郭永怀在《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应该是我国随后一个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和钱学森极力倡导在国内开展高速、超高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为了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铺开，他在北京组织了高超声速讨论班，研究探讨了许多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对我国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中叶，由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动中电离现象的出现，磁流体这门新学科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郭永怀抓住这一苗头，于1961年在力学所筹建并领导了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为这个室选定了三大研究课题：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磁流体直接发电；同位素的电磁分离。他还以敏锐的眼光指出磁流体发电原理应当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他亲自参加力学所电磁流体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60年代初，他组织了北京地区高超声速讨论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问题组人员踏踏实实地学一本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深入实际。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这些新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于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60年代初，郭永怀指出了爆炸力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负责指导力学所爆炸力学室。他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在爆炸力学的民用和国防应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这一时期，郭永怀还担任了核防护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直接指导完成了《三峡水坝抗核爆炸模拟实验中相似关系换算》的技术报告。 　　　　
郭永怀异常重视实验研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开展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搞实验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他说：“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样，我们不能搞昂贵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设备来观测宇宙线；我们搞气动力的，不能一上来就搞大型风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却是力所能及的捷径。”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项目。　　
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提出了利用举力面的设想。　　
在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提出了“铁条包布”的设计思想。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做出贡献。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随后，当研制人造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　　
1964年，郭永怀参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应将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作为这个项目的理论研究方向，并明确提出建立高温物理所的主张，对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他亦费尽心血；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首先就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服务对象、研究手段、重点设备、测试方法等提出了建议，并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我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事故，郭永怀不幸牺牲，牺牲时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抱，用身体保护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他的杰出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教书育人　　
郭永怀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不仅在筹建研究室、培养人才、建设实验设备、规划研究方向、指导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普朗特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唯一的女学生，冯·卡门的师妹，也是杰出的流体力学家）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在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人民的科学家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到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为此，校方不让他从事机密工作。但空气动力学，特别是令人烦畏的数学难题，又不得不请郭永怀处理，他们便要郭永怀填一张表格，在“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屡美国服兵役？”一栏中，郭永怀填写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为此，他没有查阅任何秘密资料的权利，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郭永怀从未流露出任何一丝悔意。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永怀兄，我们现在为力学吧，我们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和妻子李佩等科学家历尽千难险阻离开美国，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　　
回到北京，郭永怀便很快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回国后，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从不休息，经常是早出晚归，整天埋头书案，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甚至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了。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后来他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自清朝以来的国内外邮票整整搜集了3大本，后来全部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他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　　
1957年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约见钱学森，让他推荐工程力学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人选，钱学森毫不迟疑地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当时力学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回忆说，他们当时有疑惑，因为郭先生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美国人是绝密的，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实践证明，郭先生确实完全担当了信任。　　
据钱伟长先生回忆，那时很多人是教育救国论者，认为国家要脱去贫困落后只有大办教育，培养几百万大学生。郭永怀不例外，也就是这样想的。但他回国后一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短短几年，就以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为目标，建立了科学院、几百所大专院校和几百个研究所。新中国蓬勃兴盛的景象，使他无比欣慰。当国家要求他主持力学研究所和参加两弹工作时，他当然是欣然应命，努力从事了。　　
1957年，郭永怀还发表文章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由于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所有问题我们都虚怀若谷，不经过讨论，就没有定论。对每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权威不能专有真理。这点，我相信一年以来，已经是做到了。”　　
1958年，教育界展开“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的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既中肯又有理有节，反对了“左”的倾向，又教育了青年。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研究生之一的李家春院士（中科院）回忆说，当时郭先生刚回国不久，许多专业词汇还不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但他坚持每次授课必用汉语。遇到一些专业词汇，常常说出几个译名，问听课的学生和助教，当他的译名得到认可时，郭永怀像学生做出了一道难题那样高兴。他的另一个学生俞鸿儒院士（中科院），记得郭永怀第一次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给他的学生一种“特权”，只要是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什么时候都可以。　　
张涵信院士（中科院）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讲究。他主张读经典著作，他说这Prandtl的时代是流体力学的丰收期。Prandtl本人是个大权威，有学识有经验，书写得全面深刻，因此应该学习他的‘流体力学概论’。”　　
1963年前后，当时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张涵信同志投寄了一篇由他和郭永怀先生联合署名的论文，经审查通过后送请郭先生最后定稿时，他大笔一挥把自己的署名勾掉。并表示：“国外的工作条件比国内优越得多，如果不是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何必从国外回来！说实在话，我从回国之日起，已把个人科研上的得失置之度外。我认为不署名有利于青年人增强独立工作的意识，有利于他们迅速成长。”　　
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后，郭永怀仍委托他做不记名的力学学报审稿工作。曾有一名牌大学的教授投稿给《力学学报》，经钱伟长先生审阅，发现有很多基本的力学概念是错误的，并认定论文中有51个错误，认为该论文不家发表；论文作者竟然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的无理要求。郭永怀先生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钱伟长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他说：“这才是堂堂正正的正直学者”。　　
1961年7月，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得知后，一上班，他就喜笑颜开地对对事说：“我入党了，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多年，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党对我是多么的信任……”同事说：“祝贺您！祝贺您”，他谦虚地说：“我刚入党，是个小学生，你是老党员，你是我的老师”　　
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之后，有位年轻同志打趣说，郭老当大官了！没想到一向为人随和的郭永怀竟板起脸来说：“我们回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报效祖国，你们乃至二三代科学工作者都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铺路石，要有思想准备吃苦受罪，不要为名利所累！”　　
中央出于对科学家的保护，认为郭永怀等科学家外出不宜乘坐飞机，要乘坐火车。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他还说：“我是学航空的，学航空的人都不敢坐飞机，那让谁来坐。”充满一种谭嗣同式的大无畏精神。谭嗣同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郭永怀先生就是这样一种悲天悯人、敢于担当、舍我其谁的人。反观今天一些改革家，改革失败让别人来承担代价，自己越改越富，群众却被越改越穷。　　
成功的奥秘　　
郭永怀的学生辈同事郑哲敏院士（中科院）回忆说：“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郑哲敏院士和李家春院士在《科学和技术结合的典范――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一文中恰当的总结了郭永怀先生一生的工作，“他总是将当前有重大应用背景的科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同国家结合民族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他善于通过观察和思考，提出既能反映问题本质，又能具体进行定量分析的简化数学模型来进行研究；他能运用一切现有的有效数学手段，或研究和发展新的数学方法，得到满足工程需要的解答；分析所获得的结果，深入研究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工程实践。这是他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关键。”　　
郭永怀先生在国外求学期间，曾师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系主任辛格教授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他们都是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传人。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于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由知名的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和力学家普朗特开创，并由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将其带到了美国。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密切结合是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他们主张从复杂的扑朔迷离的问题中，寻找出最基本的物理过程，然后再运用简化了的数学方法加以分析，从而把理论与设计结合起来。郭永怀先生无论是在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授课育人无不以此为指导思想。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和民主作风也是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之所以很吸引人的秘诀，良好民主作风体现之一就是举办讨论班，冯·卡门受益于这样的讨论会，“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不仅结识了许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而且对各个科学分支――从初露头角的原子理论到沙漠的砂粒运动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日后我不独钻一门，能从事空间技术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正是靠在哥廷根打下的基础”，并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带到了美国，发扬光大。他每周主持一次工作会议和一次学术活动，每周都开，从不间断。在工作会议上，他希望每个人都报告自己的工作，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讨论十分活跃，说错了也不要紧。“开始时，有些同学感到，怕提的问题暴露出自己知识贫乏。不久，他们便发现这种集体‘会诊’对解决问题大有好处”。现在由于郭永怀先生将这一传统带回中国并发扬光大，举办讨论班的做法已经全国遍地开花，一片喜人的景象。当年郭永怀先生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也组织了每周一次的研讨班，集中攻读留比莫夫的有关专著，并研讨相关的几个研究方向。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常常为一个有歧见的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结果总是郭先生的意见成为定论，大家常为郭永怀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所折服。　　
钱学森说：“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郭永怀纪念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后记　　
一位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的老工程师说，当时中国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科学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上海方面的负责人打了个电话，他们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　　
八十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经济建设是工作中心，政策上开始改弦易辙。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国内研发经费严重缩水，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如计算机，大型飞机等项目纷纷下马，科研队伍解散，有的出国，有的下海经商，有的提前退休（如运十设计师程不时）。我国科研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一直下滑，代表科研原创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竟出现连续四年空缺和十年中七年空缺的惊人事件。我国现在正面临科研落后，经济上严重依赖外国，外交上受制于人，社会分化严重的不安局面。而这一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科研能力太弱，我国的产业结构无法吸收人才，大量的人才沦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创造的利润为外资及买办攫取。　　
力学所一位老学者说：“有一年，郑哲敏先生跟李佩（郭永怀夫人）先生去拜年，拜访钱学森，他们回来就告诉我，说钱先生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冯·卡门学派对我们中国有什么影响，郑先生想了想，影响不大，要有一点影响，我觉得在力学所。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还跟郑先生说，我说这些影响，后来力学所也没有了。”　　
行文至此，真是让人不禁唏嘘，我不由得想起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相关文章 亡一民族消其精神--谁不亡我中华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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