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长篇小说大盘点
(2010-01-17 14:40:13)
转载 城市的背影，乡村的面容 ——2009年长篇小说大盘点
彭学明
城市背影
2009年长篇小说小说最突出的一点，是城市叙事和记忆的凸显。乡村叙事和记忆，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打曲目。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红旗谱》、《三里湾》、《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笨花》、《古船》，到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和《湖光山色》，无不是乡村叙事和记忆的精品力作抑或经典。而城市叙事和记忆，能够在中国文学史大放光芒的，却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城市叙事与记忆一直被乡村叙事和记忆的巨大光芒遮蔽着，黯然无光，寂寞无声。城市的背影，在长篇小说的图谱里，一直是若隐若现，非常模糊。我们记忆中的城市叙事是不多的，除了早期的《子夜》、《上海的早晨》、《沉重的翅膀》、《人来人往》、《空镜子》，当下的城市叙事，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有影响的城市叙事，或者叫城市文学。
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文学为什么慢了这么多拍？是城市发展太快，还是文学发展太慢？作家们为什么对城市生活这么熟视无睹？是作家们不适应城市还是城市拒绝了作家？这成了一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焦虑。我以为，城市文学之所以这样滞后，主要是因为城市生活与作家心灵及情感的严重隔膜和分离。一是大城市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生活，使得作家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观察和熟悉城市生活。二是城市之间人与人的情感缺乏起码的交流、心灵缺乏起码的沟通，城市中物欲、权欲的污染，各种龌龊、肮脏的权益争斗，使得人们的情感与心灵中无形有形地竖起了一道墙，或不愿意交流沟通，或不敢交流沟通。进了办公室，就干自己的事，回到家里，就倒头睡觉。城市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比城市的钢筋水泥更坚硬地把我们挡在了城市之外！所以，我们虽然身处这个城市，但我们却对这个城市的人和事都特别陌生。我们只是挂了一个城市户口的名号，我们根本就没有与我们身处的融为一体。在城市，我们过的是一种没有情感的物化生活。即便有一点亲情，也被城市的物欲、权欲打了折扣。如此的陌生和隔膜，作家们不会写城市、不爱写城市、写不好城市，就不足为奇了。即便写出了，也都如一个作家炮制和复制出来的，除了官场、商场，就是情场。因为，作家们天天听到、看到或者切身体验到的只是这三个官场，炮制出来的城市叙事，也就几乎一模一样，如出一人之手了。
而2009年的长篇小说，城市叙事和记忆，却呈现出了一派喷薄的别样景象，城市文学有了比较丰富的背影和表情。首先是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和记忆，不再是天缺一角，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一大批跟城市符号有关的长篇涌现出来，撑起了长篇小说的半个天空。其次是，这些城市叙事和记忆都各有姿态和表情，不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呈现了纷繁的城市文学景象。王跃文的官场《苍黄》、王小鹰的城市烟火《长街行》、方方的平常人家《水在时间之下》、曹征路的国企改革《问苍茫》、艾伟的高干子弟《风和日丽》、刘春来的泛知青《时运》、凌行正的离退休老干《9号干休所》，都给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官场：王跃文曾经在《国画》里为我们贡献了一副官场国画，这副官场国画，经过了时间检验，是官场文学的经典之作。十年打磨，他在新作《苍黄》里，又捧出了一种官场颜色——苍黄。苍黄，是初秋时的一种颜色，青黄色。那么官场的这种苍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小说开头，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墨子的一句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前半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是说的官场对人的影响和力量，只要进了官场，就会染成官场的模样，相当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半句“所入者变，其色也变”，则是指官对官场和社会影响和力量，你进入染缸变了颜色，又可以用你的力量和影响改变颜色，让颜色跟着你变，也就是说只要进入了官场，当了官，有了权，就可以拥有和改变人生和社会的一些颜色。这部书里，王跃文给我们贡献了两个官场人物和一种官场游戏规则。两个人物：一个是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济运，一个是与县委书记同名同姓的乡党委书记刘星明。李济运留恋官场、也珍惜官场，他会动用自己的官场权利，为自己谋点小私利，也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懂是非，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出卖原则良心，但也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维护原则和良知，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弯直弯直的人。就是弯中有直的人。但是，经不住别人的敲打，他最终没能坚持自己的中庸，与县长、人大主任等一道参与了倒戈县委书记刘星明的运动，从而被迫去了省交通厅挂一个闲职。官场这个染缸，把李济运染来染去，染得自己不认识了自己，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另一个人物刘星明，本是一个乡党委书记，在老同学李济运的推荐下，成了副县长的差额候选人，他这个差额是组织上有意配的，为了是保证让组织上安排的人选上，用俗话说是陪杀的、挨刀的。但他却偏偏没有看明白，或者说看得太明白了，结果选举现场疯了起来。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有意思的是，他疯的时候说真话和人话，不疯的时候，却说假话和鬼话。这就是两个真实的官场小人物。如果说李济运是太懂官场规则，那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就是太不懂官场规则。但懂也好不懂也好，两人的结局都殊途同归，下场不妙。小说最精彩的是李济运和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一道把贪官县委书记拉下马后，他们这几个被未得到重用，而是被免职的免职、发配的发配。寓意深刻。官场游戏，他们最终谁都没有真正弄懂。官场，对他们永远都是一个谜。王跃文说，他是为了表达一种官场民俗，我看直接说成官俗更好。王跃文的《苍黄》就是给芸芸众生的一种官俗，谁能够很好的入官随俗，谁就能够拥有一种权力的苍黄。
上海里弄：王小鹰的《长街行》，是我本年度最看好的五部小说之一。这是最具城市生活气息、最纯净安详的一部城市叙事。俊秀典雅的叙事里，弥漫着一种大家闺秀的高贵气息。没有城市罪恶。没有城市欲望。没有城市冷漠。有的只是温馨。打开本书，上海的里弄就扑面而来，里弄里就会走出一个个小巧玲珑而又典雅韵致的女人，走出一声声吴侬软语。——清纯可人的常天竹与英俊聪慧的冯令丁倾心相爱。谁知她惨遭流氓强暴，致使她“发疯”并生下女儿，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这却玉成了她的妹妹常天葵对他的痴心迷恋。然而，他俩结婚后，他依然难抑对常天竹的真爱，常天葵心如刀绞。其实比常天葵更痛苦的是冯令丁的奶妈的女儿许飞红。她早就深深眷恋他，孜孜不倦地追求他，但他一直漠视她那颗炽热的心。她毅然把情场的失意转化为旧区改造的锐意开拓。这是写在书边的内容提要。说的是一个女人和一条街道、一个城市的成长。这并不稀奇，写一个人与一个村庄或一个城市共同成长的很多。稀奇的是，王小鹰把这种成长描写得那样温润和美好，即便有伤有痛，也都甜蜜温馨。这种甜蜜温馨，得力于她没有把大上海从大出入手，而是从小处入手，从细中入戏。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画面，透出的是上海世俗烟火的美丽。家长里短的凡人小事，透出的是上海人情世故的美丽。而城市温文尔雅的表情，透出的是上海风情的美丽。这样的美丽中，我们看到，一座城市悄然崛起、长大和成熟。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部书是上海性格的成长史，上海文味的代表作，是最具城市品相和烟火的代表作。
艺人：《水在时间下》，是方方去年就发表过的作品。今年结集出书，可以再上一次舞台。作品给我们展示的是另一个大城市——武汉的生活。听这书名，就像诗一样的美。方方的语言有一种洋气美，丽，朗，媚，稳。这是关于汉剧艺人的故事的。汉剧艺人水滴也就是水上灯，与汉剧舞台和社会舞台扯不断的恩怨传奇。水滴一出生就遭受厄运，父亲在她出生当天被人误杀致死，母亲把她当克星送给了别人，她吃尽苦头成了名角后，养母却在临死时告诉她，她从来没有爱过水滴，疼她的养父被她的二哥打死了，培养她成名角的干爹被日本鬼子杀害在舞台，爱她娶她的张晋生却最终背叛了她。每一个跟她有亲情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伤害她。伤痛，仇恨，复仇，在她的心灵舞台，变成了主演，让她日日痛苦，夜夜诅咒，最后心力交瘁，放弃舞台，归隐台后。但是当她归隐舞台、撤退人生以后，她的复仇心理也归隐深山，消失无踪了。她花光所有的积蓄，耗尽所有的精力，帮助和照顾那些一一伤害过她的亲人。这就是汉剧女艺人的一生。水滴的艺名叫水上灯，两个名字，都寄托着作者的一种情怀。水滴能滴穿人心。水灯能照亮人心。水滴能滴穿人性。水灯能照亮人性。时间之下，水利万物。方方说这是一部尖锐的书。我承认。但尖锐的是女主人公的命运，尖锐的最后，还是女主人公水滴软和的女人心和人性。尖锐与软和的人性杂糅，使得方方的小说，有了一种复杂的感受。
国企：国企改革，是城市叙事里常见的题材。但国企改革题材，很少能够写到伤筋动骨。并且多模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要么改革大刀阔斧。要么改革困难重重。改革的人物，也要么睿智锐志、无私无畏，要么瞻前顾后、胆小如鼠。不一而足。最后都是成功。曹征路的《问苍茫》，则在问字上着墨，给我们的国企改革打了一些问号。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关于劳资关系的书，它是社会转型期关于社会现实、社会矛盾、社会思维定向和社会常态的书。书中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物都是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常态中沉浮起落和前行的。曹征路怀着悲愤及悲悯的心，塑造了马明阳、常来临这些带着病像的人物，他们曾经是国企的领头人和骨干，当企业改制成资本家承包后，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资本家代言人，有的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帮凶。这是为什么？曹征路的问苍茫，也许是他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是在问的时候得不到答案，一片苍茫。曹征路的可贵之处，他对现实的批判和社会的追问，对人性和生活的揭示，不像有的作家带着仇恨合鄙夷的心态去控诉和诅咒，而是带着责任和感情揭示社会的不足和病像。所以读后，不感到窒息和绝望。
回城知青：刘春来是1995年就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的作家，他的《时运》，虽然2009年元月就出版了，但因为没有书商的炒作，也因为他的极为低调，一直没有任何声响。但这本书却一年内再版了几次。关于回城知青命运。谭丽丽、贾胜利为代表的回城知青，在招工、从政、下岗、经商等经历中所遭遇的人生悲喜和命运悲欢，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们的青春、理想，他们的爱情、生命，他们的心灵、困惑，他们的嬗变、分合，他们的沉浮、起落，都是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的缩影。正如书中所说的，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西方人或许要经历两百年才能感受到，中国人只用三十年就感受到了。书中大量的益阳方言，不但使本书生动有致，还使本书更具一座地域城市的文化性格。不由自住地让我们想起刘春来同乡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夕阳红：以前我们看到的军人形象，都是不会言笑的铁面孔，十里铜钟的大嗓门，走路像跑的大踏步。既大大咧咧，又雷厉风行人；既规规矩矩，又咄咄逼人。《亮剑》里的柳云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是。《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也是。凌行正的《9号干休所》，则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军人形象。作者是部队德高望重的近80岁老人，是解放军出版社的老社长，他的《9号干休所》就是他最直接的生活体验与写照。以王朝柱为首的、戎马一生的离退休老首长老干部，经过硝烟弥漫的战争后，来到了干休所。特殊年代留下的恩怨纠葛，也一同带进了干休所，是恩怨继续，还是一同打扫心灵的战场，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在。以王朝柱为首的老首长们以豁达敞亮的胸怀，迎接和清扫了心灵的战场。从而给我们的文学画廊里留下了一群特殊的军人形象。作者的写法非常传统，但作者有几个经典的意象性符号：王朝柱在家里陈列战争年代荣誉的挂甲室、为保卫他牺牲了的警卫员的子弹壳拐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和赵刚的警卫员用生命换来的马褡子。这几个意象性的符号多次在小说里被缅怀和追忆，寓意着对革命荣誉的珍视、革命友谊的怀念，及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怀的永不衰退。
准高干子弟：高干子弟的生活离平民很远，我们更多的是从影视剧里看到。艾伟一直在关注成长。在去年的年度盘点里，我曾经盘点过的艾伟的中篇小说《游戏房》就是关乎成长的。《风和日丽》这部长篇，也是关乎成长的。杨小翼是一革命将军的女儿，却是将军在战争年代与一护士的私生女。解放后，他寻找身为高官的父亲，父亲却不认她。她寻找被她伤害过的初恋情人，却最终被迫离婚。她从儿时的伙伴那里得到了爱，却伤害了伙伴贤良的妻子。她靠自己的奋斗成了学者，有了爱子，爱子却又先她离去。我这里之所以说准高干子弟，就是因为她的高干子弟身份，没有得到承认。虽然风和日丽，她却处处屋漏偏遭连夜雨。在她左冲右突的每一个命运的关口，留给她的都是伤口。60年成长的烟雨历程中，战争年代的革命爱情，让一个革命的后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到底是历史的，还是时代的？到底是人性的，还是社会的？让人嘘嘘和反思。
乡村面容
乡村，在中国是巨大的。在浩瀚的中国文学里，乡村叙事和记忆，更是地大物博，有无限丰富的财富和资源。乡村叙事和记忆，之所以能够一直占据中国文学大半个江山，跟乡村的人文、地理、文化、历史和人情人性有关，跟城乡人情人性、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差距有关。
在中国，乡村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是神住过的地方。安详，宁静，民情质朴，民风醇厚，是心灵停靠的港湾。尽管现实的乡村已经异化，不再是神住过的地方。也不再是世外桃源般的净土。但相对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城市，乡村还是人情敦厚，灵魂清净，精神纯洁的净土。所以，回归阪依乡村，书写记忆乡村，成了作家们的情感依托。其次，乡村有太多的文学资源和情感资源，乡村具备城市没有的许多稀缺资源。这种资源，有自然地理的，也有人文历史的，更有人情人性的。当作家们走不进城市，无从认识城市，了解城市，熟悉城市和融为城市时，乡村的生活形态、社会形态和情感形态，很容易让作家们走进、了解和熟悉。乡村的襟怀和情怀决定了乡村的平易和生动。而乡村的平易和生动，又决定了作家很容易被乡村的生活形态、社会形态和情感形态感染。作家们对乡村生活形态、社会形态和情感形态的向往、怀念，会成为作家们持久的感动和迷恋。从而，作家创作时，作家的情感显影自然是在乡村了。
与以前的乡村叙事不同的是，现在的乡村叙事，形态更丰富，品质更多样。乡村的生活，乡村的形态，乡村的情感，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乡村的疼痛与幸福，乡村的矛盾与焦虑，乡村的发展与变迁，都在乡村叙事和记忆里有了不同的文学品相和品格。
乡村性格：《天行者》是刘醒龙在《圣天门》后的一部长篇力作，是2009年最心酸却又最温暖、感动的一部好书。刘醒龙在书中塑造的几位民办教师的形象，不但是刘醒龙代表所有承蒙师恩的人献给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等一群民办教师的敬意，也是刘醒龙对社会草根人物的终极悲悯和关怀，最代表了中国乡村的乡村性格。几位在偏远山区执教的民办老师们，一方面要耕田种地，培育庄稼，一方面要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生活和教学的压力于他们是习以为常，但来自乡村社会形态、政治形态和情感形态的压力，却让他们活得艰辛而沉重。他们每一个都渴望转成公办教师，可每一个都没转成公办教师。他们每一个都渴望这个公办教师的转正指标是自己，最终却都隐忍退让，让给了别人。而当全体民办老师都可以转正时，他们却都交不起买断工龄的钱，面临着下岗和解聘。他们痛苦，却依然满腔热忱、兢兢业业地地教书育人。他们伤痛，却躲在暗处吮血疗伤。尽管他们有摩擦，有矛盾，但却为了乡村教育和文明紧密地团结到了一起，依靠到了一起。特别是邓有米不忍心看着被病妻拖得一贫如洗的余校长交不起买断工龄的钱，向维修教室的老板要了2万元回扣替余校长悄悄交上，而自己逃亡他乡躲避追查时，我们的心在感动中流出心酸的血。他们的伤痛、艰辛，他们的朴素、坚韧，他们的坚守、高尚，都让人久久伤痛和感动。读了这本书，你会真正明白什么叫蜡炬成灰泪始干，什么叫草根的生命和力量，什么叫中国的平民与脊梁。
乡村命运：以先锋探索著称的苏童，其《河岸》依然站在先锋立场，回望乡村世界，关怀乡村命运。凭着屁股上的胎记，库文轩和库东亮父子成了烈士邓玉香的后代。库文轩当上了镇党委书记，娶上了最漂亮的女演员。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其烈士后代的身份就遭到了质疑，库文轩和库东亮父子的命运急转直下，跌入深渊。库文轩从政治舞台和家庭舞台双双逐出，与儿子库东亮一道被放逐到向阳船队，开始了水上生涯的无望的漂泊和挣扎。最终，他剪断自己作孽的阴茎，背着象征烈士荣誉的母亲的墓碑沉入河中，一个烈士后代的生命就此永远无法靠岸。跟着父亲生活的儿子库东亮，也就因此从小生活在屈辱中。一方面是乡亲对他人生的歧视与侮辱，一方面是父亲对其身体和灵魂的残暴管束和压抑。他偷窥、手淫、暗恋、自闭。他无所适从，也无所皈依，只得在父亲与乡亲之间、在河流与岸边之间，无奈而顽强地逃跑和奔突。苏童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寻找主题，库文轩和库东亮父子俩，他们首先是寻找家，寻找故乡和屋檐；其次，是寻找身份，即烈士后代的身份；再次，他们还在寻找感情，却被爱抛弃。但我以为这种寻找，更是对自我荣誉和自我尊严的寻找。库文轩每逢烈士的忌日，都虔诚地扎白花于河流之上祭奠，库东亮把烈士的墓碑偷运到船上和库文轩背着烈士墓碑自尽河底，都是他们在为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而抗争和求证。这种寻找和求证，也许刻有政治的标签和印记，是为了找回自己失去的政治光环和荣耀，但更强大的却是父子俩心灵和精神深处对烈士邓玉香亲情的渴盼和认同。小说里，有两个寓意特别深刻的意象所指。一是库文轩的晕岸症，他一上岸就会感到岸摇地动，气闷晕眩。二是库文亮发现岸不是坚如磐石巍然不动的，而是也像河流一样是行走流动的。父子俩对岸异曲同工的认识和感受，预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的变幻莫测，命运的起伏沉落。历史也的确如此，库文轩和库东亮一家人的命运，全是一个年轻调查员的随口杜撰而决定和改变的。强权、政治和社会面前，乡村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无助和悲哀。残酷的历史，有时候会让人的一生永远在岁月的长河里漂浮沉落，上不了岸。
乡村世俗：世俗，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俗气。世俗的东西往往不为有的人所称道。其实，世俗是什么？世俗就是世道的风俗习惯，是平常人的平常态。世俗是常人的烟火，世俗是常人的俗事。世俗的平淡和诚恳，是人间的一种大智和大美。廖琪的《茶道无道》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一种别样的乡村世俗之美。《茶道无道》，是通过秦文辉和秦凤丫父女两代人的茶事人生，来展开世俗画卷的。两代人的茶事、茶性、茶艺、茶心、茶境、茶品，映照了两代人所经历的人事、人心、人品和人性。生活的滋味，生命的滋味，以及世道的滋味，都在世俗的茶中。秦文辉出生茶叶世家，因为跟贾家的商业争斗和一对所谓的传世茶壶而埋下了祸根，包括雇工在内的一家29口人都死于贾家烧起的一场大火。秦文辉和义弟罗明理带着孩子和传世茶壶逃离火灾，改名换姓，流落他乡。在柳二公的帮助下，他东山再起，成为一代茶仙，尽管他谙熟茶道人心，远离名利是非，却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名利场，死于非命。茶道有品，世事无常；茶味有苦，人生无向。其女儿秦凤丫尽管培植出了稀有名茶、得到了近千万的股份捐赠和董事长的职位，却真正做到了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归隐深山，换得了一生平安、功德圆满。两代人一样的茶事人生，却是不一样的人生结局，个中况味，令人深思。作者通过卖茶、种茶、斗茶、品茶等一系列跟茶关联的乡村世俗，揭示了人物命运，解剖人性人生，乡村世俗中，那些并不世俗的乡民，以其乡村世俗的诚恳，让乡村世俗变得令人向往和牵挂。秦文辉的博学多才、恪守道义、坚守信誉，秦凤丫的旷达高远、淡泊名利、坚韧无私，柳二公的古道热肠、仗义豪气，林松兴的精明能干、果敢廉洁；卢细目的忠诚憨直、木讷勇猛，都是乡村世俗中，最温情弥漫的气息。
乡村政治：乡村政治，历来是中国民主政治最弱小却最普遍、最丰富的政治细胞。乡村的政治形态，在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中，在发展，也在蜕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乡村政治，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描绘乡村的政治版图。杨少衡的《村选》就是这样与乡村政治紧密相连的作品。达村老村长张茂发担任村干部长达四十年，既德高望重，也为许多村民不满。村委会换届时，年事已高的老村长决定让上门女婿张贵生接班，与打工回来的汤金山一同竞选村主任。平静的小山村，因此变得不平静。汤金山提出公开村务，让村民知晓、参与村中大事，以及争取建设十二岭车道，为本村发展创造新机会等主张，得到许多村民拥护。张茂发则动用乡村宗族、权力和财力资源，力保女婿当选。投票日前夕，汤金山与张富全发生纠纷，引发群殴伤人事件，被警察拘留。汤金山之弟汤金水不服，于选举日水浇选票箱，肇事后逃逸。张富全当选。《村选》通过达村的选举，揭示的不仅仅是改革进程中难以绕过的复杂矛盾，而是一个乡村的社会形态，既乡村的政治形态和人情形态。乡村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政治，而是家族的政治，是人情的政治。乡村民主政治的文明，要经受家族势力和人情世故的严峻考验。
乡村变革：其实，每一次微小的变革都是疼痛的，每一种珍贵的幸福都是疼痛中换来的。在乡村这个既最小又最大的社会细胞中，每一次变革，都是十指连心地牵动国家最大的神经。秦岭的《皇粮钟》就是以乡村变革为背景，描写乡村变革中农民和农村负重前行的身影。小说中的秦家坝子因为贫困和干旱，上缴皇粮问题成为父老乡亲最为严峻的考验。每到“缴皇粮”的时候，德高望重的老人就会敲响挂在村口大槐树下的“皇粮钟”，提醒和告诫大家。围绕皇粮的故事也次第展开。因捍卫矿工生命尊严而最终致残的唐岁求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却赢不来牛翠翠的爱情。当他被照顾当上人人羡慕的粮站验粮员以后，牛翠翠却又心甘情愿地投入他的怀中。他在粮站收购员的生活中，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和荣耀。然而，国家突然取消了皇粮，那口皇粮钟从此不再敲响，农民们欢呼雀跃，唐岁求的命运却面临着新的考验。作者让一口钟和一个粮站收购员为主线，通过乡粮站验粮员唐岁求和皇粮钟的命运起落，揭示了在中国绵延达2600年的种地纳粮习惯对农民意志的影响、农民心灵的触动和农民精神的改变，生动、逼真地诠释了农民与皇粮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唐岁求收皇粮的辉煌与谢幕，记录了皇粮时代农民在千年皇粮重负下的深重呼吸、生存原态和对美好生活的热望，礼赞了时代步伐中，乡村变革孕育出的勃勃生机和崭新希望。
城市与乡村之间
其实，就像我们在城乡之间穿梭一样，我们的情感常常在城乡之间漂浮，我们的文学也往往在城乡之间游走。从地理概念上说，城乡距离在不断缩小。从物质需求上说，城乡物质在互换。从情感说，城乡感情在寻求互补。从文化上说，城乡文化在逐渐融合。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城乡却越来越面临着共同的焦虑、共同的渴望和共同的需求。比如追求。比如幸福。比如情感。这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行的文学，就成了城市和乡村共同的镜子和纽带。
孤独：《一句顶一万句》是本年度动静最大的作品之一。喝彩甚重，批评兼之。中国式的情感孤独，中国式的真情寻找。一方面是孤独无助的吴摩西走出延津寻找失去的惟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一方面是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为了摆脱孤独走回延津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刘震云对日常世俗生活的把握，对人物情感的洞察，到了精细如微的地步。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变迁和杨百顺从事的铁匠——篾匠——杀猪匠——司炉工——菜农——馒头师傅的职业变迁，表达的是杨百顺生活的一波三折、坎坷起伏，是杨百顺情感的无所依托和流离失所。杨百顺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拐卖了他的养女，一个跟他的老婆私通，使他觉得朋友不可信，友情不可信。杨百顺老爹和弟弟合谋，逼得他无家可归，又使他觉得亲情不可信，亲人不可信。如此他陷入了情感的荒漠，走进了无望的孤独，只好走出延津，寻找说得上话的养女，以解百年孤独。没想到的是，时隔半个世纪，他养女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牛建国，也陷入了他一样的生活环境和一样的情感孤独，迈出了同样的寻找之路。看似简单的上下两代和简单的一进一出，却道的是历史世相的暗合和人心人性的重叠。孤独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寻找的却是整个情感世界。茫茫世界，要找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说话，真是难得一句顶一万句。
尴尬：尴尬，是当今社会人人都会面临的问题。现实社会的物欲、权欲和肉欲，常常会让我们尴尬。尴尬地从事。尴尬地活着。面对尴尬，我们该有一种怎样的操守？王十月的《无碑》给了我们答案。一个乡下人在城里的故事。老乌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去南方打工，却遭遇了人生的种种尴尬。先是屡屡应聘被骗，后是屡屡爱情受挫，再又屡屡陷入工友和老板的两难选择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老板收留了他并培养了他，因此，当老板利益与工友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陷入了极大的道德困惑和情感困惑之中，他既不愿看到工友对他恩重如山的老板罢工，又不愿看到老板克扣工友们的工资，他把罢工的事告诉老板的结果是，整个工厂照常生产，那些要带头罢工的人被老板的威逼利诱各个击破，拿到了钱，老乌却成了出卖朋友和工友利益的恶人。无颜面对工友的老乌，不得不辞职另起炉灶。另起炉灶的过程中，曾经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阿湘和阿霞又先后走进他的生活，阿霞带着两个孩子投靠他，最终却又回到了自己丈夫的怀抱。阿湘跟他睡了一夜后，把孩子一扔杳无音信，他不得不把阿湘和别人的孩子养大。可贵的是，面对这一个个尴尬，他都是用一颗真诚、善良、坦荡的心去拥抱。他依然牵挂帮助那些误解他的工友。他依然爱戴恩重如山的老板。他依然微笑迎接生活。当他含辛茹苦地把阿湘的孩子养大后，他又恋恋不舍地把孩子送还给了找上门来的阿湘。他用自己的本真、纯善、宽容、爱和坚守，化解了一个个尴尬，赢得了一次次升华。
祈愿：钟求是的长篇小说《零年代》展示的是关于城市、乡村两个世界的逃离与回归的主题，是关于父爱母爱和希望的颂歌。主人公赵伏文是宗教局的公务员，由于恋爱失败、恋人自杀，他离开了热闹的城市，来到一个与世隔绝、被世人遗忘废弃的小山村隐居起来。在村里，他遇到了在城市里被欺骗怀孕而来到村里的王云琴，并与之恋爱、结婚，生下了四个孩子。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夫妻二人带着孩子走出大山，到城里谋生。然而无论怎样千辛万苦，他们活得屈辱和艰辛。为了孩子们有尊严地活在城市里，他们痛下决心，把四个孩子分被送给了喜欢他们的人家，夫妻两个人返回了山村，相濡以沫。小说中有些情节可能不符合生活逻辑，不真实，但那些正是作者的文学理想寄托所在。比如，赵伏文放着公务员不做，却隐居到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山村，而且这个山村刚好跟他的恋人同名。这绝对是不合常理的设计，但正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乌托邦一样的文学理想。在爱情变质、真情稀缺的今天，作者这种乌托邦理想的设置，是对爱情的美好的渴望和怀想。赵伏文放弃公务员居住到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是为了证明他对林心的爱，是为了向爱情赎罪，为爱情坚守。赵伏文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城市，再到乡村的不断逃离和回归，是俗世凡人在强大的生活面前的无奈逃避和不屈抗争。他和王云琴深切体会艰辛而隐忍生活有多难时，把孩子一个一个全部送掉，既有对现实的批判成分，也有对人性的礼赞成分，还有对幸福的享受成分。孩子最后落户城市人家的归宿，夫妻二人最后回归乡村的归宿，也都是作者乌托邦的文学理想的最大体现。因为孩子的幸福，就是夫妻二人全部幸福和理由，是夫妻二人最理想的世外桃源，虽然心酸，却也甜蜜。
城乡以外
这几部作品，无法归类到城乡，但却不能不说。因此，就安置在城乡以外。城乡以外的文学风景，也有一道刚直的风景线。
神话重述：神话重述，是2005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一个文学项目。它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再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风格创作，并赋予神话新的意义。在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的《人间》之后，阿来重述了西藏神话《格萨尔王》。阿来说，“我所能做的神话重述，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她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运行和变化。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阿来是神话重述，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探索和挑战。他的重述，不是简单的神话解读，而是通过当代说唱艺人晋美的成长，以晋美的说唱，来重述神话的。《格萨尔王》的难度，就在于晋美和格萨尔王的虚实之间，在当下和历史的远近之间，在于虚实和远近的缝合。既要有神的气息，又要有人的烟火。神、人的共舞，使得《格萨尔王》格外生动丰满。神话中格萨尔王的神性光辉和现实中晋美的人性特质，奇妙地融合在一体，接通了现实与历史、人间与天堂的气脉，打通了现实与历史、人间与天堂的通道。《格萨尔王》的神话重述，不但是一部民族史诗的再现和重述，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繁衍和传承。
绿叶与根：2009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崛起是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华文文学的共同特质，都展现了海外华人的奋斗历程，表达了游子绿叶对根的情意。张翎的《金山》从清末华工方得法远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讲起，详细地描绘了方家四代人在金山的颠沛流离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与故土亲人悲欢离散的命运。在对海外华人奋斗历程和悲欢命运的书写里，作者着重书写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品质。辛酸的生活，顽强的品性，同胞的患难相守，家国的执著情意，民族的大爱尊严，都在小说里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如漂浮的云和落地的根。他们用血泪甚至生命在海外杀出的血路，赢得的尊严，足以让我们敬畏。他们对家和国刻入骨髓的情意，足以让我们感动。
国家安全：在谍战影视剧方兴未艾，风起云涌时，事关国家安全的小说，也浮出水面。惯于书写农村的军旅作家周大新，第一次文学转身，把目光投向了国家安全隐秘战线，写出了《预警》。998部队是我军机密作战部队。作战局局长孔德武业务精湛，为人正直，官场、情场、商场，都似乎一路顺风，春风得意。然而在官场、情场和商场背后，那些对他亲密的人都是给他设伏的陷阱和阴谋，陷阱和阴谋的深处，都是为了套取他军事核情报，都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周大新撇开了他农村叙事的温润，展现了他叙事美丽的另一面：俊朗，利落，长驱直入，畅快淋漓。温情脉脉下的情报争夺战，和平夜幕下的危机四伏，有如一部惊险刺激的谍战大片，让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周大新说，他想通过《预警》向大家报三个预警：第一个是对战友们的“预警”，让他们关注这场反恐战争；第二个是对社会的“预警”，希望社会关注恐怖主义的发展;第三种“预警”就是对人生的预警，因为人生会面临很多诱惑，一不小心就回陷入其中。我们从周大新的《预警》中，听到了他为我们和社会拉响的警报声。
当然，2009年的小说，还有太多的不如意。依然只有精品，没有经典；只有坡度，没有高峰。但其所显示的新的文学景象，足以我们对未来的小说及文学充满期待。相信2010年的小说和文学聚会里，我们会看到更好的背影和面容。
2010年元月8日
(此文载2010年《当代文坛》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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