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中那些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国民党将领

核心提示：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２旅旅长），１９４２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１８军参谋长），１９４３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蒋介石（资料图）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8年03期，作者：伍立杨，原题：《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千）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ＸＸ部司令Ｋ，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１９８３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２旅旅长），１９４２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１８军参谋长），１９４３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４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３２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７４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７９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２９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７９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７９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７９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１９３９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１９４４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１０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１０军预备第１０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１０军军长李玉堂和１０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１０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１５６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７４军为王耀武所辖：５１师李天霞，５７师余程万，５８师廖龄奇；第４军欧震所辖：５９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７４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７４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５８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２６军萧之楚（属２７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５８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９７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１９４４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这样解释的：衡阳失陷后，蒋要将部队拉向西边的重庆方向，为他保驾，薛岳要将部队向东边长沙方向拉。蒋对薛是一头火，逼迫军法总监判处张德能极刑。这样，张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阳会战的守军，第１０军方先觉军长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的处理结果。他虽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后却树起白旗，不久竟被日军安然释放，事多蹊跷，疑窦丛生。与其相比，作战失误的却被杀头，人们不禁要问，抵抗有期，就有资格投降吗？其实，这是老蒋指挥系统紊乱的结果。对作战失误以杀头处理，成为一种习惯，无形中，在其潜意识的心理层面，就以此作为一种标准，不杀反而奇怪。

胜败乃兵家常事，拿破仑尚有滑铁卢之厄运。方军长置身难以想象的残酷战斗中，打到几乎全军覆没，确实不应求全责备。但重庆的大本营的双重标准，事实上造成了部队将领的隔阂。第７４军抗战以来，打过多次苦仗硬仗，虽然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一触即溃，但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战略，不在战术，可是却拿了一个很出色的师长（廖龄奇）来祭旗。这样的处理，在在表明大本营的心理脆弱，头脑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