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事件张春桥违背中央命令豪赌 王洪文借此发迹

核心提示：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后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账。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讽刺张春桥的漫画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王洪文的简历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最荣耀的职业，“工农兵”一样不落，还是共产党员，又是“老造反”。这可把潘国平比下去了。此人是个上海玻璃机械厂刚刚转正的徒工，别说是什么共产党员称号了，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要说有什么特殊身份，那就是他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舞蹈队跳过舞蹈。这种经历，在当时是不吃香的。于是最初出头露面的潘国平，只能让位于王洪文，自己去当“副司令”了。王洪文也由此飞黄腾达，直至做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与其实看不起他的张春桥等结成了“四人帮”。在这个排座次的过程中，张春桥也起过作用，他不喜欢潘国平的咋咋唬唬，觉得他不够稳重；而王洪文办事比较牢靠，出身也好，所以也暗示“工总司”选王洪文当“司令”为宜。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作者：尹家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 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