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浮云遮望眼——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战略环境 - 王湘穗 - wangxiangsui -...

如何看待当前的形势，并据此对所处战略环境进行准确判断，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战略指导角度看，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邓小平同志精准地认识到全球格局的大变化，把握住了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2002年16大提出，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年以来，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人们对我们所处的战略环境是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疑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强调，我国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因此，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不要让短期事件左右我们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保持内政外交的政策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看形势关键在抓特征，特别是反映时代基本趋势的重大特征。目前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的基本特征，可以从四个用“变”、“乱”、“难”、“险”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变”，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着国际体系的大转型之中。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和一超多强的格局之后，我们再一次面临着国际体系的全面转型。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中判断，到2025年，国际体系虽不至于全面崩溃，但将面目全非。有位中国的学者在分析国际体系变化的时候，用了一个更加形象的词：“蜕变期”——原本像蛹一样的世界，正在生出翅膀。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世界体系处于转型的历史周期中。然而，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过程呢？

在许多人看来，此次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这些被称为“金砖国家”的新型大国，以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和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其实真正深刻的转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与传统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模式。这种已经存在却不被广泛承认的新模式，对无法学习金融资本主义的美英模式，也学不了高福利的欧盟模式，甚至也难以复制东亚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借鉴。同时，因这些新兴国家大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寻求改革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部分，使之成为全球国际体系中一支清新健康的力量。与新兴国家崛起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这是全球转型的另一重要现象。体现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就是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正在把处理世界事务的权力让位于G20这样的国际组织。转型的意义不止于新兴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力量消长，还在于更多新的跨国议程的出现，创建能够应对更复杂挑战的国际新体系的过程已经开启。然而，西方国家国力下滑及其对国际地位的坚守，与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陌生，这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将充满着动荡。

所谓“乱”，是指战略环境因为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紊乱的局面。以往在进行战略判断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各说各话和相互攻击。抵御金融危机的全球共同努力，逐渐被以邻为壑的冰水所浸没。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正在孕育或已爆发为冲突。不论是哥本哈根会议，或是G20会议，各国的立场大相径庭，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原有的联盟被打破，新的联盟尚未成型，原本需要“遏制”的对象成了“同舟共济”的伙伴，而长期的“战略伙伴”又成为“竞争对手”。国家关系一年一变或一年数变，世界似又回到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混沌状态，国际秩序陷入无序。在纷乱不已的世界上，我们首先需要反对什么，还要搞清并能够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也要理解别国的利益需求，学会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其它国家的多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通约各国间利益的方式，提高区域共治乃至全球治理的能力，而这才是使得国际秩序恢复有序运作的关键。

所谓“难”，是指我们面对的战略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却越来越难以化解的矛盾。出现这一困难局面的直接原因，是二战后体系在逐步瓦解的过程中遗留下可能引发冲突甚至危机的诱因。如自1971年，尼克松“创造性地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抛掉了保持美元之舟稳定的最后“压仓物”，全球经济体系就陷入越来越频发的危机之中，而要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却是全球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再如二战后确立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组成联合国以大国一致原则解决安全事务的雅尔塔体系，欧盟的出现和苏东集团的解体，颠覆了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而日本的复兴、东盟的出现直到中国崛起，亚洲部分残存的雅尔塔体系也开始动摇。一些在承平年代被掩盖和搁置的历史纠葛和利益冲突开始显现，如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日钓鱼岛争议、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美元体系缺陷等等，在危机时期各国政府都有把民怨引向外部的政治需求，这使原本就因很难解决而拖延下来的分歧，更加缺少转圜余地。目前的两难是，真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还有很大难度，但要继续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着手去解决，当事方似又似乎难以面对越来越激昂的民意。

所谓“险”，是指战略环境存在着凶险的一面。快速的变化总会产生不稳定，转型更可能存在颠覆的风险。在美国人看来，“新的国际秩序是从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转变，以及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这意味着，“向新国际体系的转型将险象环生”。的确，对处于没落中的西方大国来说，面对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而且还越来越难以防范的反抗，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凶险。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处于转型之中的世界也具有同样甚至是更大的风险。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在历史上有过多次中途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或疏于内政、或失于外交、或缺少军事准备。结果在严酷的国家竞争中被列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打败，逆转了现代化的进程。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重大矛盾，国内的改革处于攻坚的困难阶段；而从全球角度看，我们又处于全球性的危机时代、一个国际体系的重大转型期。稍有不慎，仍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对战略环境中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

与人们危机已经过去的乐观态度相悖，有可能引燃世界范围的贸易战、货币战已经飘起了烽烟，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探底似乎越来越近。而最近的朝韩炮击事件和黄海军演，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我们来说，认识战略环境可使我们避免陶醉于八方赞誉、形势一派大好的飘飘然之中，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四面皆敌、风雨如磐的判断。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同样，认识战略环境，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并创造条件去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