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教室

两个人的教室

已经是早晨八点多了，我才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的往学校去，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上学能骑自行车的中学生可谓是少之又少。当时，充满原教旨主义的红卫兵运动的狂飙，犹如一场疾风暴雨，正横扫涤荡着中国大地。伴随着这场政治风暴的惊涛骇浪，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也正肆虐着苍茫的蒙古高原。那年的寒流来的格外的早，人们已经感到了它凛冽的寒意，但当时我的心情却是两个月来最好的一天。

路过被看做是H市标志性建筑的带有浓厚的西方建筑色彩的博物馆的白色建筑时，我一改平日不忍目睹的心情，特意仔细的观察了一会。博物馆的楼顶原本矗立着一匹飞奔的骏马的白色雕塑，被红卫兵以“社会主义的天空上何以奔驰着一匹白马”为由而推倒砸碎了。此时一些工人正在楼顶忙碌着，一幅巨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正在安装。远处本市最大商店的门脸也正在重新改换，原来仿古的飞檐式大门也因认为是“四旧”而被砸烂，我班的一名同学高+就亲身参与了那场壮举，并因此得到了奖赏。当时我就很感疑惑：天安门不也是飞檐式建筑吗？既然天安门能被作为最神圣的革命象征，何以这里的飞檐大门就是“四旧”呢？商场旁边的小店铺还被封条封着，小店铺鬼使神差的不知怎么从北京进了一些被称为是“自来红”的月饼，被那些以自来红自居的红卫兵视为是对他们的奇耻大辱，小店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六十年代的H市，马路上几乎轻易见不到一辆汽车，自行车也很少，我也就悠哉游哉的边骑边胡乱的看着。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使用了，不久前，红卫兵们认为红色是革命的象征，革命人民理应在红灯的指引下前进而不是停步不前，于是一张最后通牒的大字报就贴到了岗楼上，勒令交通警在三天后必须施行绿灯停、红灯行的新交规，否则就要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公安局首先对红卫兵的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行动表示敬佩，但接着又表示，红色是国际惯例的危险信号，如果更改牵涉面极广，公安局自身无权改变，需要请示上级批示方可云云，于是岗楼一锁，干脆交警不上班了。如今红绿灯又恢复使用，也没见红卫兵们采取什么革命行动，大概他们自己也认为此举实在是不占什么理。

走进学校的大门，一改往日那种群情激昂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校园里冷清了不少。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正传出教育“黑崽子”的“革命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接着喊口号）——罢罢罢，罢你妈的官，造造造，造你妈的反，滚滚滚，滚你妈的蛋！”这首平时让我一听就头皮发炸的造反歌今天听了感到有点幸灾乐祸。我走进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椅就摆成了四方的环状形，大家都认为革命了，再也不用读书了。学生们欢天喜地的把课本撕碎，看到哪名老师不顺眼就拉来揪斗一番，真真的是“闹而优则仕”了。不过也有的乐昏了头，我班一名女同学，出身中农，原本就根不正、苗不红，身处红黑之间，在班里学习成绩属于最下等的，看到自己再也不会因自己的学习成绩而遭人白眼了，于是大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再也无用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是伟大领袖的语录，敢说伟大领袖的话没用，这还了得！她算是乐极生悲，结果被红卫兵好一顿批斗，红外围也被撤消了，好不懊悔。（红外围为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专为那些非红非黑的中农、职员类出身的学生而设，也可佩带红袖章，但仅仅是红袖章，不许印有红卫兵字样——注）教室专供黑崽子坐的角落里，一名消瘦的女同学正在低头看着什么，我明白，从今天起，这间教室就只有我们两人了，一种莫名的茫然、怨恨、悲伤和愤世的复杂情感不由得一股脑的涌上心头！

我的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当今中央美院前身的由徐悲鸿任校长的北京艺专。都是老高级知识份子，父亲不但担任一些领导职务，并且是共产党员。但我的祖父是富农成分，这就使我有幸被划入了“黑七类”的另类队伍而成为了一名“黑崽子”，并因此在身心上饱受凌辱和摧残。那名消瘦的女同学姓许，是刚上初中不久从邻近的B市转过来的，梳着两条浓黑的长辫，就坐在我的斜前排。她平时少言寡语，学习成绩一般，偶尔回过头来让我帮她讲题。我从上小学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家庭教育和家庭氛围的熏陶使我从小养成了学习刻苦但性格懦弱、不谙世故的性格。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一直担任班里和少先队的职务，年年得奖，几乎是在赞誉声中长大的。在五六十年代，一般工人家庭生活都很不富裕，对孩子的学习也不怎么关心，我班有不少同学因家庭平均收入不足7元而享受助学金，有的同学除了学校包场，几乎没进过影院，家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书籍和学习参考书。我除了阅读家里的藏书外，还用我父亲的借书证不分范围的胡乱读了许多的书。父母的多才多艺也使我兴趣广泛，小学三年级时我的画就在市展览馆展出过。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我内心深处的优越感，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心。相对丰富的知识使我在都到了初三年底还不知道洛杉矶为何物的同学面前能得以夸夸其谈。

我在教室转了几圈，百无聊赖，就试图和那名女同学搭话。她似乎完全被茫然和失望的痛苦所笼罩，思想和精神都受着极大的压抑，只是随便和我敷衍了几句，并不想深谈，相反，我却因没有了红卫兵的骚扰而感到很轻松。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名女同学的情绪稍有好转，我们之间的话题也逐渐多了起来。我们一起唏嘘着命运，为前途的渺茫而悲伤。她说她知道凭她的学习成绩很难能考入大学，只想考卫校，将来当一名护士。她谈及了她的家庭，她祖籍是北京通县，父亲刚解放就加入了公安部队，由于办事干练，很快就提了干、入了党。她命运的转变缘自于六一年的“四清运动”，她的祖父被错划为地主，她父亲自然也就不能继续留在公安部门工作而转业到一所中学当主任。尽管三十多年后她已经过世的祖父又被改划为中农，但她悲剧性的一生已无法再得到改变。我对这种挖祖坟、查三代的做法实在反感和不解，我知道许多中央领导都不是工农出身，何以他们的子女就是红卫兵，而我们的父亲都是共产党员，照理说也都是革命干部，怎么我们就成为“黑七类”了呢？这些年，我们没少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但从没见过有关自来红的理论。女同学对我说，他父亲曾对她讲，目前这种对学生的迫害绝对不是党的政策，总有一天会有变化的。我实在搞不清她父亲的话到底对还是不对，他所说的那种变化到底要多久才会出现。直至十几年后，我和那名女同学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戏剧性的改变，我才更加了解了她的父亲，她父亲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处世却极为精明干练，有着极好的素质和气度，使我从内心对其深深地钦佩不已。

随着我对那名女同学的不断了解，使我对其的不平遭遇深感同情。我有时不禁感到命运对人的捉弄的可笑和滑稽。眼下我们在这里无拘无束的谈着话，很难想象，只是在几个月前，我为了能和她说上几句话而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啊！事情的原委还要从三年前说起。三年前，也就是初一的下半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班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坐在我前排、学习成绩非常一般、平时也没见有什么惊人之举的她竟然入了团，并且在转年又发展了两批团员后成为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须知在那个年代，入队、入团、入党几乎是每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的必经之路。而我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以外，根本搞不懂要想入团还要去做什么。眼看着初中就要毕业了，母亲不断的指责和督促我：“你要找许++谈次话！”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说话，我是在多次犹豫后，才鼓足勇气找了一个没人的机会和她谈了一次话，我记得当时她满脸笑容，灿烂而阳光，说了一些要求我多为班集体做些好事，多写一些要求进步的思想汇报之类的话。当我在毕业考试前终于入了团并且在支部大会前要求能否把我祖父是富农这条省略不念时，许很生气：“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不敢暴漏自己的家庭！”她当时那种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犹如从天而降的狂飙，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到全体中国人的面前，红色恐怖的风暴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的命运。自从我被化为“黑崽子”的另类队伍后，我仿佛就像被这股大潮所抛弃的残渣，看着别的同学穿着黄军装，一批又一批前往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一生以后将怎样渡过。我为我不能成为一名红卫兵从而失去了保卫敬爱领袖的权利而痛心疾首，看到他们讲述如何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的检阅的激动样子，我除了羡慕和嫉妒外还有一丝莫名的怨恨。但多年的家庭教育却又令我维持着最后的一点尊严。我拒绝唱“黑崽子”歌，拒绝侮辱性的体罚，拒绝批判对我一直非常照顾的老师，甚至拒绝去领下乡劳动时专为我们这些另类准备的窝头。我目睹了一幕幕殴打老师的惨剧，目睹了抄家时对所谓的黑帮家庭成员的迫害，看到有些同学揪斗完老师后的欢愉和满足，我不止一次的在心底自问，难道要革命就不能要起码的人性和以打人为乐吗？眼前这名女同学大概是想在红卫兵面前显示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曾拿着剪刀把一名梳辫子的青年女性追过几条街而我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看到有的学校的学生在进校门前羞愧万分的悄悄戴上写有“黑崽子”的自己制作的黑色胸牌时，我就感到万分的恐惧，深怕这种做法传到我校。我知道，一旦让我戴上这种胸牌，我的人格尊严就会消失殆尽，心底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就将彻底崩溃！临近的一些学校甚至对学生也进行了殴打和迫害，有的学生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但历史却往往并不总是公正的，许多当年以打老师、打同学为乐的人，如今却高居各级政府的要职，对这种现象，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去解释。

在和那名女同学的交谈中，大概是同病相怜的原因吧，我不知不觉对其产生了理解和同情，我不知道是否在那时候就对其产生了好感。共同的命运使两颗受伤的心灵逐渐走到一起。国庆节后，从北京串联回来的同学带回了一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之零破碎的讲话，明确指出“血统论”是一种反动的理论，要停止对出身不好的学生的迫害，并允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我校的红卫兵也效仿首都红卫兵的做法，对划为“黑七类”的同学进行甄别和分类，那些他们认为表现好的可以在红卫兵的带领下参加串联，但个别表现不好的则仍得继续留校改造。我班甄别的结果就是留下了我和那名姓许的女同学，所以把我划为没有改造好的黑七类自是缘于我对红卫兵的大不敬和不合作态度，而她被留下我认为基本是缘于她担任团支部书记时没有批准许多同学的入团要求因而积怨过深。最后，班里红的、半红不红的及半黑和全黑的同学全都在“大串连”的名义下到全国各地游山逛水去了，只留下我俩在学校继续改造。不能免费去串联游玩自是让我懊恼不已，但在这间只有两个人的教室里，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了人格歧视的屈辱，倒也乐得逍遥自在。

但这种轻松自得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由于全校同学都去串联了，总不能让留下的这些没有改造好的牛鬼蛇神们肆意逍遥吧，于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决定把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以及那些被划为黑七类分子的教师统统集合在一起，一面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面进行劳动改造，选派一些最坚定、同时又已经多次串联过的红卫兵来管理，其实就是一所变相的牛棚。我还清楚的记得，一名初二的女红卫兵是这个牛棚的副班长，他家与我家从太原到H市都是在一个大院里居住，他哥哥和我是很不错的伙伴，但她自己却因患小儿麻痹而不幸成为一名残疾人。就在我写此文的前十几天，我陪我爱人去街道卫生所输液，还碰到她也在输液，我们闲聊了很久。她哥哥后来和我都在一个机关工作，早早就因肝癌去世了，而她本人也离了婚，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工作，她目前是孑然一身，日子并不太好过。

在这个牛棚里，我和那名女同学的接触自是基本受到了限制，令我痛心和浩叹的是这些留下来的，有着相似命运、同样饱受歧视和屈辱的人却仍在相互攻击和揭发，也使我的心情再次跌入了郁闷的低谷。再后来，对“血统论”的批判不断深入，牛棚被迫解散，我们这些最后的另类分子终于得到解放。当时，大串连已经接近尾声，全国几千万师生的所谓革命大串连已经使原本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不堪负重的铁路运输更是几乎陷入瘫痪，就连前苏联途径我国运往越南前线的军用物资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央不得已发出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号召。我拒绝了红卫兵让我徒步去延安串联的要求，找到那名女同学，她表示坚决不会在我班红卫兵的带领下去串联。于是我找到了临班和我从小就在一起的如今是红卫兵的同学，在他的带领下，我和那名女同学终于迎着凛冽的西北风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串联回来后，我俩又都加入了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一起参加了面对荷枪实弹军队的我区文革史上有名的“东纵”保卫战，一起接受了一次生与死和剑与火的考验，再往后，我俩又一起插队下乡，一起选调回城，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岁月和光阴中一起携手面对生活和命运。尽管我们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生活过得也不很富裕，但我却无怨无悔，我为我此生能遇到一名相互同情、相互理解，能在一起去承受生活的风风雨雨的伴侣而欣慰。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愈加珍惜我俩之间的情感和经历，同时也愈加愿意回首我俩共同走过的人生轨迹，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那间给了我俩莫大欢欣、快乐、眼泪和荣辱的两个人的教室。

                        （2008年8月18日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