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内城西北角的秘密

新“太平观荷”，位于今天北护城河西段。

北京内城没有西北角，历来有多种说法，有自然说也有风水说等不同的解释

“转河”重见天日，但走的已不是光绪年间的老路线

历史上的西直门是北京的“水门”，把守着高梁河这条生命线

这张航空照片拍摄于1948年冬天，那时的北平已被解放军团团围困。照片上弯曲的城墙可以看出当年修筑城墙时为了寻找一块坚实的地基而煞费苦心；左边护城河边有一大片稻田，元代曾经是“积水潭”的湖面的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开辟成为“太平湖公园”。远处小土丘上的建筑是纪念郭守敬的“汇通祠”；照片下部的内城西北角楼早已毁于光绪年间的战火；城脚下那一片被围住的地方是“华北剿总”的军需粮草仓库，已空空如也。

北京是一个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都，它的大气在于一丝不苟的规划，于有条不紊之中保持着像棋盘一样对称和横平竖直。但也有例外，明清北京内城的西北角就出现了一处接近30度的倾斜，从地图上看，北京城好像缺失了一个角。对于这一点，历史地理学家、水文工作者乃至“风水先生”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网上不少文章引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的如下解释：当初城墙是按矩形设计的，工匠们千方百计地想把矩形图案的对角线交在故宫的金銮殿上，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但由于自然原因，最终还是偏离了金銮殿。为避免杀身之祸，他们只好去掉一角，这就是西北角。

■西北角的缺失与城中那片最大的水面有关

如果侯仁之先生真的有上述解释，那么所谓“自然的原因”就是积水潭。

我们知道，元代漕运的终点，就是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又称“海子”）。为了漕运，郭守敬引西北诸泉之水入瓮山泊，从瓮山泊扩浚、顺直高粱河，经和义门入积水潭，从而为大都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水源。当关闭了万宁桥下的澄清闸，积水潭水面上升，面积扩大，才出现了“千帆尽入，舳舻蔽水”的漕运胜景。从元大都地图上看，元代的积水潭像一头“海马”，面积是今天积水潭的数十倍！（见手绘地图）

从公元1406年到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在前朝大都城的基础上，规划建设北京城，为迁都作准备。为了便于防御，将北城墙南缩五里，北城墙西段正好穿过积水潭最狭窄的部分，也就是“海马”的脖子，可是再往西，又要穿过宽阔的水面。我们知道，在稀软的湖底，要建中国历史上最坚固的城墙地基，谈何容易。据说，当年在建这一段城墙时“屡建屡塌”（在明以前，中国大部分城墙都是夯土筑就。）将北城墙向南倾斜，实属无奈之举。我想，如此大的举动，朱棣不会不知道。而且当年朱元璋修筑南京城时，为了避开城内外那星罗棋布的水面，也并非横平竖直。

内城没有西北角，破坏了北京城整体的对称性，面对这样的缺憾，就要靠风水先生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来自圆其说了。当时那些手拿罗盘和“先天八卦图”的先生们是如何解释的，这在史书上是很难找到了。我想无非就是只有如此，才能使龙脉千秋永续；才能点缀成北京地理风水的至高境界。其中有一种说法曰：西北系“艮位”，艮代表山，本身是突出的，所以修城墙时这里凹陷一段取其意。笔者在现代出版的明万历～崇祯年北京地图上，在内城西北角楼内（今玉桃园一区位置）找到了一处名曰“安艮厂”的院落，可能就是当年的军需工厂。

太平湖遗留下的照片不多，上一张可以分辨出湖面最窄处的木桥；下面一张的左面是城墙。

■存在十余年的太平湖，当时曾是多部影片的外景地

明内城建成以后，南方的漕船不再进入城内，澄清闸也不必下闸蓄水，导致水面下降，面积减小，元代曾经达数千亩的积水潭，就被分割成为四片水面。其中城内的三片，因在皇城之外，被称为“外三海”，就是积水潭、后海、前海（什刹海），一直保留到今天。而城外的那一片，在以后五百多年中，由湖面变为苇塘，又成为稻田，遇到战乱、雨涝又荒芜成苇塘，但在有关老北京的历史文献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记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的《北平市地图》上只标注两个字：“芦苇”，而上面那张拍摄于1948年的航空照片，又明显看出是精耕细作的稻田。

解放初期，由于一到雨季，水深处就无法耕种，这片地区又逐渐变成苇塘。据这地区的老住户回忆，那时的湖面有几百亩，周围还有不少稻田。1958年，北京市政府在疏浚北护城河河道的同时，把这片水面整治成一个没有围墙的水景公园。当时附近的不少机关、学校到新街口豁口外，参加了建设公园和公园植树的义务劳动。由于这里属南太平庄的管辖范围之内，遂起名叫“太平湖公园”，成为附近居民休闲、垂钓的好去处。

太平湖东西长约八百米，南北最宽处约二百米，湖水面积有四五百亩。位于北太平庄附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曾多次利用太平湖作为影片的外景地。例如：1959年上映的《水上春秋》，不少镜头就是在太平湖完成的；还有我国第一部描写海战的彩色影片《无名岛》中，几个海战的场景，就是拍摄于太平湖。记得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一名家住豁口外的同学跑去看《无名岛》中“炸艇”镜头的拍摄，回来告诉大家说，原来都是用一米长的小模型，在湖边拍摄的。据说，北影厂拍摄的《祝福》，八一厂的影片《柳堡的故事》也都曾在这里拍外景。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曾经到太平湖公园过队日，公园的野趣和满湖盛开的荷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不少人在一座木桥下捞鱼，摸蛤蜊，以解决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说，“太平观荷”是新的“燕京八景”之一。

1966年8月24日，人民艺术家老舍由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和凌辱，沉太平湖而自尽，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也使太平湖蒙上了悲剧色彩。人们说，在那几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投湖自尽的冤屈者。

太平湖只存在了十余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地铁二号线建设中，湖水被排干，成为了现在的太平湖地铁车辆段和修配厂。

几年前，北京在整治北护城河时，将新街口豁口以西的一段较宽的河道，种植上荷花，起名叫“新太平观荷”，以使人们回忆起这里曾经有过一片“水草丰美”的“雁鹜之地”。

20世纪初的高梁桥

■失而复得的转河曾是北京城市水系重要的输水通道

转河西起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向北转了一个“几”字形的湾，东部与北护城河的西端汇合。转河的历史并不久远，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挖，到1977年被填埋，改为暗河，21世纪初又重见天日，至今仅仅有103年的历史。但是它却是现代北京城市水系的一个重要的输水通道。

光绪三十一年，詹天佑授命修建从丰台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民国时称平绥铁路），而钦定的西直门火车站及车辆段的选址，正在高梁河与北护城河交汇的三叉河口处。当时满清政府考虑到慈禧太后等可从颐和园沿高梁河水路到火车站，既可以顺京张铁路西行，也可以取道丰台，沿京奉铁路东到天津、奉天。为了保证铁路的安全运行，和高梁河的正常输水，将高梁桥以东的长河改道向北拐，经娘娘庙至净土寺以南向东，过京张铁路桥及车辆段铁路桥，从索家坟再折向南，到东小村以南分成两股，入北护城河及西护城河，全长2公里左右，被人们称为“转河”。

高梁桥又称“高亮桥”，在转河的最西端，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当时进京的一个重要通道。元代以前为一个不大的石板桥，明代重修改为石拱桥，建设京张铁路时将桥面拓宽，民国时再次拓宽。一千多年前的公元979年，宋太宗攻打幽州，在高梁河畔与辽军开展了争夺几个桥梁的“高梁河之战”，双方各投入了十几万兵力，鲜血染红了高梁河，结果是宋军大败。在老北京，高梁桥还有一个“高亮赶水”的美丽的传说。在清代和民国初年，高梁桥一带是北京的烟叶集散地。

民国年间，转河圈内和右岸大部分地面被铁丝网圈占，归西直门火车站及西郊粮库使用。左岸（今北京海洋馆地区）则为大片的稻田，稻田的用水则来自高梁河岸的泵站。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工农业用水的增加，到解放初期，经高梁河流到转河的水量，已明显减少。

解放后，随着永定河引水工程和“双紫支渠”（双槐树——紫竹院）的建成，高梁河的水量大增。1958年首钢第一轧钢厂落户护城河北岸，转河逐渐被变成暗河，到1977年，转河全部在地面消失。

为了把北京变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改善北环水系的生态环境，2002年5月，市政府决定综合治理转河、高梁河及北护城河。共耗资十多亿人民币，使转河重见天日，共开挖河道3.7公里，新增水面5.7万平方米。使长河、转河、北护城河实现“水清、流畅、岸绿”。

如今大家所看到的新转河（为了躲开已经建成的住宅楼，其路线有较大变化），蜿蜒穿越北京北部的高楼住宅区，将历史的文脉与现代化都市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以人为本、人水相亲的新治水理念。并精心营建了“历史文化园”、“生态公园”，“滨水游廊”、“绿色航道”等景观，塑造了绿色长廊式的城市河道新形象。

　■几度变迁的内城西北角

下围棋讲究“金角银边”，古代的城市却正好相反。城根和城墙角以内，属于“偏远地区”，两面城墙围堵，又离市中心远，交通相对不便，有权有势的人，是不住到这一地区的。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只有内城西南角被称为“金隅”（那里也有一处“太平湖”），内城其余三个城角，只居住少数穷苦百姓。其余就是庙宇、兵工厂和教场，内城西北角也不例外。

在明代，西北角城内有前面提到的“安艮厂”，那是以生产兵器为主的作坊。明天启六年（1626年），位于阜成门内的王恭厂火药库，发生了一次大爆炸，造成重大伤亡。当局就把火药局迁移到安艮厂东面，当地人称为“炮局”。此外，这里还有明代的皇家御马监和草料场，今天的东教场胡同以西，就是明代的兵营和教场。

到了清代，这一片归正黄旗管辖，基本没有改变这里是练兵场和生产兵器火药的格局。今天这里有一条桦皮厂胡同，桦皮厂是做什么的呢？满清人的祖先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一带的游猎民族，习惯使用随处可得的桦树皮做生活用品和军需品。清内务府在这里设桦皮厂，主要是用于储存产于辽东拉发附近生产的桦树皮（那里也有一处“桦皮厂”，见清代出版的《京师坊巷志》）。桦树皮生产军用马鞍、刀鞘，还有弓套、箭壶及士兵遮阳帽子的衬里等。与牛皮相比，用桦树皮做的东西，成本低，重量轻，透气性好，适于轻骑兵使用。

说到庙宇，明清时代，这里佛、道、儒庙齐全，最大的要数位于今天西章胡同一带的“崇玄观”。明代帝王尊崇武当派，于崇祯初年，派宦官曹化淳，仿照武当山崇玄观建此道观。明代不少“阉人”自称“道人”，退出皇宫后，来此出家，那时很多人管太监叫“老公”，故又称“曹老公观”，清代改名“崇元观”。

崇元观在清代最有名的是每年一度的庙会，阴历每月初一、十五开庙两天；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庙半个月。各种小吃干果、百货杂陈，供人购买，游人络绎不绝。晚间还办有“奇巧花灯认不明”的灯会。清末，国力衰败，崇元观也香火不再。此外，明代这里有“广济寺”、“永泰寺”，清代这里有“黑塔寺”、“玉佛寺”等等，这里还曾经有过一条“观音庵胡同”（老舍先生的母亲曾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胡同里有一座“松树庵”。

民国时期，这一块地区居民开始增多，原来的作坊、寺庙变成了胡同，于是这里出现了几条“新开胡同”、“新开路”，但城根把角一带，仍然是政府的粮库。破败不堪的崇元观也于1912年改造成“陆军大学”，成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很多抗日将领如：吉鸿昌、卫立煌、李铭鼎等，都就读过这所大学。1932年该校迁往南京，1937年又迁重庆。

1948年的西直门

■“西直门”自元建大都以来几乎一直是这个古都的“水城门”

元代的“和义门”，变成明清的“西直门”，它一直是这个古都的“水城门”。自从忽必烈建立大都以来，就以高梁河为首都城市水系的总源头。历史上的西直门外河泊密布，沟渠纵横，清澈的玉泉山水，沿高梁河西北角的水关注入玉河、护城河、积水潭。几百年来，一队队插着黄旗的马车，日复一日地从西直门进城，把玉泉水送进皇宫，成为这个古都独特的风景线。

解放初，西内大街以北地区，人口急剧增加，胡同一直延伸到城墙根，造成深处的居民出行不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墙的拆除，和二环路的开通，使”城里”、”城外”没有了区别，人们从各个方向都可以“出城”，出行方便了许多，但也破坏了老北京城廓的整体格局。

今天，这里成为现代化社区和房地产的黄金地段，也是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虽然还保留了一些胡同名、可真正意义上的胡同已所剩无几，人们在享受快节奏、舒适、方便生活的同时，也感到老北京胡同文化在这里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