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立场』草根生本色，自然出诗人

                                                                                   吴昕孺  发表日期：2010-11-23 10:09:33　　前不久，收到李少君的新著《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和《在自然的庙堂里》，心情颇激动。这种激动里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上次收到少君的著作怕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少君由一名湖南湘乡出去的武汉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名刊主编；由一名虎头虎脑的校园诗歌爱好者，壮大为引领新世纪诗歌理论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活动家。然而，这期间不见少君出一本书！他编了很多书，我大多读过；我很想读到他自己写的书，却没有。好不容易，等了二十年，我终于收到少君寄来的两本新书，让我熟悉而又意外的是，这是两本薄得仿佛中学生练习簿的书。
　　说熟悉，是因为二十来年前，少君出的书就是又薄又小的那种，莫说那时他刚起步，影响不大，写得也少；如今他在中国诗坛声名赫赫，如日中天，大可搜肚刮肠，出一本又一本“巨著”，无论稿费、版税均可占不少便宜——可他捧出的依然是两本薄薄的小书。以我对少君的熟悉，也不能不略感意外，同时为之击掌喝彩——少君还是那样的诗人本色！——浪漫恣肆，做人却不含水分；古道热肠，帮人则不求回报。我以为，少君的本色，正好比2003年他提到的一个关键词：草根。
　　1989年春天，临近大学毕业的我慕名前往武汉大学访友，高中同学杨海文介绍我认识少君。那天，少君穿着牛仔裤、T恤衫，一颗圆圆的大头架在脖子上，笑得像窗外樱花似的。我站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感受到他内心嗞嗞作响的火焰，仿佛面对一头蛰伏的猎豹。我对海文说，这家伙会是个探险家。果然，四个月后，他便只身远走当时仍是一片文化荒漠的海南。
　　1991年，我去海口游玩，少君将自己唯一的一间斗室腾出来给我住，将一把海南日报社食堂的饭菜票塞给我，并送给我一本张承志的《心灵史》。物质的、精神的，他都给我准备好了；不，他还不忘补上一样，思想的。他带我在两边排列着高大椰树的大街上漫步，语调铿锵地说：“你知道吗？海南，就是中国的‘西部’！”我顿时一怔，旋即明白了，会心地说：“那你就是拓荒者，是斗牛士了。”从海南回来，我挥笔写了一篇《海南牛仔李少君》，收录在我的随笔集《书生本色》里。
　　少君，这棵孤傲的湖南草，就这样扎根边陲海南了。奇怪的是，少君对命运的孤傲与对人事的谦和反差极大。在少君看来，草既是孤傲的又是谦卑的，不孤傲无以面对艰险环境，不谦卑无以求得大地庇护。
　　在海南日报做了多年记者后，少君转战《天涯》。我以为，少君是做《天涯》这种思想性杂志的最适合人选，因为，在他身上，理想与事功是那么天衣无缝地吻合在一起。以草取譬，理想是根，事功则是那蔓延的绿色，随着春风，盎然地染遍大地；即便身处严冬，绿意黯淡，也只是团身养晦，根的坚定牢牢不改。
　　所以，我们看到，“贵”为名刊主编的少君，却不遗余力地推动民间写作和网络写作。他深知，无论思想传播还是文学创作，光靠几本主流刊物是行不通、走不远的。早在1999年，他便利用《天涯》和《八面来风》杂志所拥有的优质资源，倡导建立网络思想库，著名人文网站“天涯之声”于是诞生。多年来，我的博客一直驻扎在天涯网站，从未挪过窝，我喜欢这一块生生不息的人文净土，较少娱乐明星的俗艳和商业恶少的胡诌。
　　所以，我们看到，已是知识精英的少君，却一再反戈，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寡廉鲜耻”进行无情批判。
　　“我接触过不少早已跻身于富人行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题中很少谈到穷人，即使有，也是以嫌恶的口气。比如有些拥有汽车的知识分子，他们谈到穷人时不是嫌过马路的民工慌张迟疑的畏缩，就是指责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妨碍他们不能从容幸福地一路顺畅毫无阻隔……有时我想，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算是知识分子吗？他们整天打扮精致，追逐时髦，热衷交际，闭门造车。如果他们是作家、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东西又怎会有自然、朴素与美？如果他们是学者，他们又怎能获得第一手真实的资料？如果他们是政策研究制定者，他们又如何了解底层的困境、现实的问题，如何反映百姓疾苦、缓解社会危机？……当前知识分子中间，一种新的投降主义大面积地传播，争先恐后自动投怀送抱，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一种包装过的‘二奶主义’大行其道，还引以为荣，说总算傍上了大款，攀上了富门，总比连门都摸不着要好吧。如果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与良知尚且如此，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与前途呢？”（《印度的知识分子》）
　　所以，我们看到，行迹跋涉十余个国家、视都市机场车站如菜园门的少君，却愈益投身于自然，一头扎进古典中国的怀抱。
　　少君认为，东西方诗歌存在着根本分野。在西方，诗人直接听命于上帝，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因此产生了“对抗”与“个体”，上帝与魔鬼、天堂与世俗、精神与物欲的对抗，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更多的是强调“超越”与“和谐”。
　　“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达到自我调节、内心和谐。”（《在自然的庙堂里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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