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戴季英(一)---人物政治

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戴季英（一）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此后，戴季英后半生似乎人间蒸发了。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说明戴季英此人绝非普通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好像一个谜。笔者根据大量资料，试图还世人一个真实的戴季英……

一

戴季英，又名继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松树岗程维德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7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11月13日晚10点钟，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14日凌晨4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11月 18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1928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担任第7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10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1929年12月，他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74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1933年3月4日，红25军侦悉敌马鸿逵（西北二马之一）第一○五旅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八十九师换防，决定趁马部由西北新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3月5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30公里，拂晓到达郭家河。此次战斗，以第74军为主力的红25军大胜，红军仅伤亡30余人，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毙敌二○七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二○五团团长马鸣及其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多人落荒而逃。

1933年4月8日，“颇有战将之风”的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的师兵力，共歼国民党军1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郭家河战斗”、“潘家河战斗”已载入军史，戴季英的参与决策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二

经此两战，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25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5月 2日，红25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43天不下，被迫撤围。此役红25军伤亡6000余人，实力大损。7月，敌人调集14个师、4个独立旅共 10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3个师扼守要道，另以2个师又5个旅重兵合围，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 

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25 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25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15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74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将士28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16日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北上长征。

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初期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该军军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25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进入伏牛山区后，红25军领导发现，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同样很困难。因此，军领导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25军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25 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湖北、陕西3省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适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丁、抗夫”的五抗斗争，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鄂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讨论部队战略方向和行动议会。针对一些干部、战士认为“红25军无法孤军在鄂豫陕边界独立创建根据地，应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思想情绪，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吴焕先力主、戴季英支持下，中共鄂豫陕省委终于统一思想，继续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3月10日，吴、戴指挥红25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警备第2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5个营，毙伤敌200余人，敌旅长张飞生受伤，俘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乘胜开辟了华阳革命根据地。4月9日，又一举击溃警备敌第3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蒋介石正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根据地的红军。为反击敌军“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6月，当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时，他们挥师首先北上商洛，奔袭“鸡鸣三省”（鄂豫陕）的古镇荆紫关，打乱敌军部署。7月，他们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1旅，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取得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的重大胜利。继而，部队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兵锋直抵西安城南10 余公里之韦曲（长安县境内），使敌人大为震惊。至此，宣告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

三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25军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这关键时刻，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和敌情动态全面分析，主持工作的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领导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25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以吴焕先、戴季英为代表的红25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7月16日，红25军 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政治动员，戴季英等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

8月初，红25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25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红25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25军。这样，红25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8月15日，吴焕先、戴季英率部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铺。兴隆铺一带是回民居住地带，吴、戴通过调查了解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造成民族纠纷，汉回隔阂严重。因此，他们专门为部队规定了过回民区必须坚决执行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把猪肉都作了处理，并派出手枪团和一部分回族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铺，张贴标语、传单、布告等，进行宣传。部队进入兴隆铺后，吴、戴亲自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举行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及民族政策、纪律等，讲明红军只暂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解除群众顾虑。随后，吴、戴等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红25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换来了回民的一片赞颂。后来，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这里时，面对热情的欢迎，始知是吴焕先、戴季英及其领导的红25军种下的“善果”，对吴、戴称赞不已。

经过3天休整，在回族乡亲摆设香案的隆重礼送下，红25军离开兴隆铺，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8月21日，红25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宫塬，徒步涉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上游河水陡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及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223团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时，敌第三十五师二○八团1000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田宫塬突然袭来，企图把红25军后卫部队压在河边吃掉。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这位卓越的青年将领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政委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军上下极度悲愤，战友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纷纷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全歼尾追之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