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叫襄樊还是叫襄阳好？

　　200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襄樊何不称襄阳》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讨论，参与争鸣的人中既有知名人士，也有许多关注文化的热心读者，我们在此将各家之言汇聚一堂，以使您对这一问题能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编者

　　李辉：襄樊何不称襄阳

　　金秋时节，数以万计的各方客商、游客，云集湖北襄樊市，参加在这里举办的诸葛亮文化节和中西部经贸洽谈会，这使位于汉水之滨的历史文化名城，着实又热闹了一番。

　　在开幕式晚会上，人们见到了毛阿敏、韩红、张信哲、郭富城等一批明星的身影。主持晚会的是扮演过诸葛亮的唐国强、电视节目主持人周涛。周涛的主持很到位、得体，但当她提到东道主时，却多次把“襄樊”说成了“襄阳”。

　　不能怪周涛的口误，与几十年前才出现的“襄樊”这个新地名相比，“襄阳”这个地名实在是历史太悠久、名气太大、文化底蕴太深了。可以说它早已溶进了中国文化的血液，溶进了中国人的记忆。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120回《三国演义》有31回的故事便在这里发生。刘备马跃檀溪、水镜先生举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襄阳郊外的隐居地隆中发表著名的“隆中对”，诸多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喜爱诗歌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这里出生并在郊外鹿门山隐居，人称孟襄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千古绝句，吟诵于此。王维在游历襄阳后，也欣然写下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诸葛亮文化节开幕式晚会定名为“襄樊好风日”，可见当地人对王维诗句情有独钟，却又因为地名已改，不得不套用之。

　　喜欢书法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旅居襄阳多年，号“襄阳漫士”，人称“米襄阳”。米公祠至今矗立汉水边。至于喜欢读金庸的人，对襄阳更不会陌生。从郭靖、黄蓉到杨过、小龙女，一个个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发生。

　　襄阳隔汉水与樊城相对，襄阳的故事从来与对岸的樊城密切相关。“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民间流传的这个俗语，固然是从军事角度来谈两座城，但也说明隔江相对的襄阳、樊城，实际上是连为一体的。50年代襄阳与樊城合并为一个城市，但不知为何舍弃襄阳、樊城如此具有历史影响和文化含蕴的地名不用，却各取头字，起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襄樊。

　　不可否认，经过当地政府多年的努力，襄樊作为一座新城市，有了一定名气。但它又怎么可能取代“襄阳”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呢？当地官员也时常感到使用新地名的不便利。一位官员说，他们到外地或海外，每当提到襄樊，对方总是不知所云，而一提到襄阳，几乎无人不晓。这便是地名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一个地名的历史影响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此次襄樊举全市之力再度举办诸葛亮文化节，借历史人物的名声来扩大地方影响，吸引八方来客，取得可喜效果，可见当地深谙打好历史牌的妙处。据介绍，诸葛亮文化节今后每年都将举办。那么，何不也打好“襄阳”这张同样具有价值的牌呢？

　　几年前，湖北的荆州与沙市合并时，曾一度沿用襄阳、樊城合并时采用过的办法，起名为“荆沙市”，结果引起各方人士异议，认为舍弃有着历史价值的荆州不用实在遗憾。可喜的是，有关方面最终恢复了荆州的大名。这说明，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遵循地名规律，挖掘历史文化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继承历史传统。

　　襄樊有无可能改称襄阳呢？新地名虽然用了40年，但与两千年相比，40年一瞬而已。(《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09日第十二版)

　　陈礼荣:何劳新声唱老调

　　读《人民日报》10月9日李辉的《襄樊何不称襄阳》一文，笔者不敢苟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老襄阳的人文传统渊源久远，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有多少多少回都提及过它，果真了得。诚如李辉所称：“这个地名实在是历史太悠久、名气太大、文化底蕴太深了。”然而，在全国现行行政区划的名称中，是不是但凡老地名够得上这个边的，如会稽之于绍兴、芝罘之于烟台、汴梁之于开封、彝陵之于宜昌等都须下功夫努力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呢？李辉没有说。想来他大约也只是在到襄樊浏览过一些地方志之后，为其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所震慑才顿生感慨的吧。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以在下之孤陋寡闻，大略也知道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中原大地便有13州、183郡、1344个县。有些地方，特别是各地名都大邑、水陆要冲、津梁通道、山川锁钥之处，千百年间不知迎送过多少挥旌挥麈之士、笔走龙蛇之客。堪为鸿篇巨制的一套二十四史，其所涉雄关重镇，不知凡几，而其间因政令更迭致使地名变化者，更比比皆是。但倘若各地皆恢复古地名以大力“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属国家民族之大幸，可如此一来，历史文化倒是昌明至盛了，却只是黎庶人等又不知得添几多繁劳！

　　若论地名的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倒是曾被《禹贡》列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竟至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掉价”为山东一个县的名称。由此可见，李辉所列关于“挖掘历史文化价值”的依据和道理，于地名及其当地的社会进步和发展而言，基本上可说是关系不大。

　　说到襄樊最好称襄阳的理由，李辉非议前者的重要观点，是不该在襄阳、樊城合并为一座城市时，取两地的头一个字予以命名。他大约不应忽视，就在与其同处一省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建市称之为“武汉”的这多年间，可有听说过这座名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曾经蒙受过几多妨害？况且，二地合名、双邑并称也是世界各国出现类似情况时为新城命名的一个通例，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和日本的会津若松市便都是如此。 (《人民日报》 2001年11月06日第十二版)

　　袁鹰：襄阳，徽州，还有其他

　　李辉为某些不伦不类至少考虑欠周的改地名发出呼吁和建议，不止这一次。因为批评在理，得人心，所以能得到回应。湖北“荆沙”恢复荆州和沙市原名，便是一例。

　　襄阳，同许多历史名城一样，早就载入史册，深入人心。我从少年时代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就记住这个具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的地名。40多年前编报纸副刊时，有一次接到一位老诗人来稿，附信上说他“于×月××日夜入襄阳”，本是一句极其普通的书信用语，但那个“入”字用在襄阳地名之前，便平添不少古意。仿佛见到荧荧灯火之中，一位远来的旅人提着简单行李进入古城，徘徊旧街上寻找住处。这种具有风霜色彩的画面，只能同襄阳、荆州和类似古城名称联系，若是换作“入广州”、“入宁波”、“入石家庄”，便没有那种韵味。从那时起，一见到襄阳这地名，我便会想起诗人信上那三个字，到现在还记得，虽然我至今未曾去过襄阳———那个已被改为“襄樊”的城市。

　　中国许多以“州”、“城”、“阳”等字命名的城市，都经历过久远的沧桑岁月，也是悠久文化的见证。就说“阳”字吧，本来是依山筑城、傍水而居之意，表明城市的诞生史。以“阳”为名的城市很多：辽宁的辽阳，河北的饶阳，山西的晋阳（太原），河南的安阳、淮阳、信阳，湖南的岳阳、衡阳，福建的建阳，比比皆是，都同山和水有关。襄阳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建郡，再过七年便已拥有两千年历史。都是有根有底，随意改动不得的。

　　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有些地方，曾经将邻近的城镇合并成一个城市，各取一个字合而为名，那是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建国以后，就陆续取消了那些具有临时性的地名，例如旅大市就恢复了大连市的原名。由于城市迅速发展，改动一些地名自属必要，由于市、县、区等行政区域的设置、改变、升级，使不少地名显得不够规范，例如地级市管辖县级市，大市下有小市，外地人是不清楚的，也是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必然。我以为，对“州”这个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的使用，便多少有些混乱。十多年前，山东益都恢复从《禹贡》时代就得名、有很古远历史的青州名称，是有道理的。京东的通州（因为江苏有南通州，故又称北通州），划归北京市后，市下称州，有所不妥，故称名通县，同其他郊县并列，也还合适。如今撤县为区，称“通区”太拗口，只好改为“通州区”。州和区都是行政区域称谓，不免重床叠屋。又如四川万县，本来也是旧名，“万县惨案”载入现代史的。后升称为市，改为万州市，现在划入重庆直辖市，只好又改为万州区，名称叫区，却管辖原来一个地级市的辽阔范围，总觉有点别扭。

　　但我以为最需要商榷的，是安徽的徽州。徽州从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设州，由于处于水陆交通要地，商业繁荣，逐渐成为东南大郡，元代升为徽州路，明代改名徽州府。清代置行省，就是从安庆、徽州两个大城市的名字各取一字合称安徽省。同样情况，还有江宁（南京）、苏州之于江苏省，福州、建阳之于福建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之于甘肃省。然而，就这样一个具有千年历史、名闻天下的古郡，突然间改名为黄山市。据说是为了“打黄山牌”。“黄山牌”当然是要打的，事关开发旅游发展大计。但是打这张牌，就非要先将徽州或屯溪改名不可吗？如果依此类推，“打西湖牌”或者“钱塘江牌”，就要先将杭州改名西湖市或钱塘江市，“打浦东牌”就要先将上海改名“浦东市”，岂非笑话奇谈？

　　我接触到至少有两位皖籍名家，都写过文章表示了非议。一位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欧远方同志，一位是原江苏作家协会主席艾煊同志。他们虽然都不是徽州人，却都时刻萦怀于那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它悄然失去又都不能已于言。欧公曾著文《徽州何时失而复得？》（载1999年2月7日《新民晚报》），殷切呼唤“我们安徽失去徽州已十几年了，何时能失而复得呢？”“复得”的倩影尚在虚无渺杳之中，欧公却已带着这个永远的企盼远行。艾煊兄感慨于徽州被轻易改名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的做法，我是亲耳听到的。他执着地坚持“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的韧劲，可惜他也在几个月前抱着遗憾而远去。看来徽州“失而复得”只能留到梦里了。与莎士比亚同时的汤显祖，毕生神往于徽州风物，写了杰作《玉茗堂四梦》之后，曾经怅然吟过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他会料到400年以后，竟然会“梦中无处觅徽州”吗？

　　经历了千百年沿革的地名的改动，事关历史、文化、地理、社会、民俗等等诸多因素，还是走群众路线，多多倾听各方专家和老百姓的意见，慎重施行为好，这总比凭少数人意旨匆忙决定更稳妥些。我热切希望：如同青州市、荆州市名字恢复那样，襄阳市、徽州市的名字也能恢复，还有其他……(《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30日第十二版)

　　冯骥才：地名的意义

　　一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被荡涤一平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这地名有名无实，空泛无用，改掉便了。于是，许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对自己的“革命”总是这样干净彻底。

　　有名无实的地名这样毫无意义吗？

　　近日读了李辉和袁鹰二位先生由于襄阳与徽州易名而发表的真知灼见，更引起对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唐山与大地震的灾难，平型关与平型关大捷，罗马与罗马史。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比如扬州和扬州画派，苏州和苏州园林，上海与海派文化，法兰克福与法兰克福学派，佛罗伦萨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城市成了一种文化的属性。如果这些城市随随便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此后，这些城市发生了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地名里。这一切一切，还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只要走出这地名一步，就不再属于这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

　　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

　　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

　　当然，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袁鹰先生所指出的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一改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

　　那么，谁来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 2001年11月13日第十二版)

　　刘德鸿：也说襄樊与徽州

　　先后拜读了李辉、袁鹰两位先生的《襄樊何不称襄阳》和《襄樊，徽州，还有其他》两文后，佩服两位先生心思的绵密，能于别人疏虞之处剖毫析芒。但对其中的一些论点，我并不完全认同。

　　襄阳之所以改称襄樊，是因为它与隔汉水相望的樊城两镇合并为一个城市，襄阳只是这个新城市的一部分，如果仍用襄阳旧名，则使樊城平白地被消泯了。要说襄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远，樊城就不悠久、不深远吗？早在周代，分封仲山甫的樊国都城就建在此地。此地与襄阳连为一体，唇齿相依，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包括历代正史和《三国演义》在内的古代文献和文化作品，凡是提到襄阳的，大多忘不了樊城，认为两地休戚相关，总是连带涉及或相提并论。

　　徽州改称黄山市的情况与襄阳、樊城合并而称襄樊不同，除袁鹰先生讲的徽州文化底蕴深厚等理由外，我以为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徽州改称黄山市前，已经有隶属于徽州地区的黄山市（县级），徽州地区改称黄山市（地级）后，将原黄山市改为黄山区（仍为县级），这样就形成了黄山市下有黄山区，黄山区里有黄山风景区的格局。打算到黄山风景区旅游的人若问黄山在哪里，答案是黄山在黄山市的黄山区，使人感到十分别扭。二是改为黄山市的徽州地区（驻屯溪）离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黄山还有不短的距离，不明就里者往往会产生诸多误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例如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往黄山旅游的人，登机乘车赶到黄山市，却看不到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要看到这些景致，尚需打点行囊继续奔波。诸如此类的尴尬，自然是将徽州改称黄山市造成的。

　　我不赞同将徽州改称黄山市，但并不主张一概恢复旧名。近年来，有一股盲目改名之风。一方面是追逐新潮，将地区级的城市改名为“市”，同时又把县政府所在地的“县”也改为“市”，结果是大市下面有小市，市管辖市，张市长是李市长的下属，不仅外地人弄不明白，就是当地人说起来也拗口，如说“张市长陪同李市长来本市视察”等等。另一方面，又有复旧情结，有人认为只有恢复旧名才能招徕游客，吸纳海外投资，于是不顾已经时过境迁，将地名恢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远古。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靠更改地名来谋求发展，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吕可吉：新声老调又何妨

　　读《人民日报》11月6日陈礼荣质疑《襄樊何不称襄阳》的《何劳新声唱老调》一文，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陈文在逻辑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不认为《襄樊何不称襄阳》就一定表示其主张“但凡老地名够得上这个边的（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都必须下功夫努力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然，如陈文所言“堪为鸿篇巨制的一套二十四史，其所涉雄关重镇，不知凡几，而其间因政令更迭致使地名变化者，更是比比皆是。”但这同样不能证明襄樊改回襄阳这个例子就一定是错误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看待、评论某一事物时，自然也应持一种辩证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固然，在历史上许多地名频繁更迭，迁延至今无从稽考者，不计其数，如果都要按图索骥，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岁月淘洗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古都、名镇、名城，确也不乏其例。洛阳、开封、咸阳、荆州，当然也包括襄阳，等等，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吗？不管是通过史书，还是通过古典文学作品，也不管在那之前它们曾经叫过什么名字，这些历史悠久、深具文化底蕴的古城名字，业已深入人心并为一般人耳熟能详，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也看不出恢复这些古地名，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会为“黎庶人等”“添几多繁劳”！名字都是现成的，不用费劲劳神地去查，改回去就是，何劳之有！

　　至于说到取两地的头一字为一地命名，陈文列举了不少国内、国外的例子。对此，我只能说这依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伪因果推断，想借此来证明将襄阳改称襄樊的正确性，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