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趋势与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36:39



  世界大趋势与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 作者:《人民论坛》

  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1)

  ■ 高祖贵

  从当前正在发生、显露苗头和即将发生的事态看,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具体为:

  一、全球经济转型,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多未知的风险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切实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创新、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且开始体现到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发展实业,大幅推进“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反全球化势力与倾向明显走强;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进入调整深化的新阶段,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生产、贸易与消费结构开始改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大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济发展向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增大,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将有所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控职能将有所增强,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规则可能变得更加严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作为地区性货币的作用可能进一步上升,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区域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升级,欧盟、北美自贸区、东亚共同体、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整合都将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经济格局中板块鼎立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实现突破并得以大规模应用,这将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形成国际分工、贸易、投资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绿色经济”理念将成为主流,低碳、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所有这些变革、调整和转型都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能实现。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高通胀和高成本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位置依然处于低端,各自的经济转型都可能发生曲折和失误。新兴大国在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由于此,围绕新的产业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市场规则制定的国际较量将变得异常复杂,摩擦和博弈激化势必产生新的动荡和风险,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将遭遇新的不确定因素。

  二、多极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催化,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在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占据“一超”地位,“多强”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一超”与“多强”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的意愿、能力和实力都不同程度地增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攀升,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中国因素”更加突出。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2)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是牵动新一轮大国关系重组的重要因素。中美日关系寻求平等化和协作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中俄印巴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使整个大国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新气象:积极理性的成分增多,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竞争与合作都进一步加强,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制日益突出。

  但竞争不仅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面,而且在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变得更加激烈。主要国家将持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诸如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等等。地缘战略角逐向亚太这个新中心转移,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太空开发战略投入增大,军民综合利用保持主导,但军事用途仍属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向空间战发展,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趋于激烈多变。

  三、国际秩序进一步重构,权力博弈持续深入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国际秩序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大致沿着上一个十年的轨道继续和平渐变,新旧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交织、并存和竞争,各种机制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日益多元化、网络化与机制化,呈现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

  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历经强化、调整、改革,逐步嬗变超越。在全球层面,促进大国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二十国集团( G20 )机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四国”峰会朝机制化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话语权增大。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的监管。安理会改革可能取得进展,职能进一步转变。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专门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在地区层面,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推进地区治理。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欧盟以《 里斯本条约 》为新起点,加强体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体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上海合作组织巩固扩大,东盟一体化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东亚峰会( “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强化实际功能。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提升整体影响力。阿盟寻求整合*世界。

  其次,各种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响持续扩大。除了经济领域的节能、低碳、绿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断发展,从主张“管理全球化”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有力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全球社会”, 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等。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化程度和运作成本增加。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3)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意味着权利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将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中的话语权等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四、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亟待创新

  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深入发展,国际秩序新旧交替转换加快,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势必造成权力真空和动荡,增加混乱无序和不确定因素,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高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尽管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战争,但因领土领海和资源权益争端处理不当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却难以完全排除。同时,核问题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核裁军风生水起,但推进曲折艰难;核军控形势趋于严峻,扩散危险更加突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废料污染及民转军用带来的风险巨大;核恐怖主义被美等西方国家视为“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其危险性仍在上升。

  在低端,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2011年即达70亿,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不断变化,导致种族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冲突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各类国家不同程度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多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不稳定期。同时,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自然安全问题,也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确保能源安全仍将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成为激起诸多国际国内矛盾的重要因素。全球粮食短缺严重,饥饿人口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可能愈演愈烈。大规模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继续威胁人类。地震、海啸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大。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上一个十年的国际安全首要威胁仍将继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发酵,多国社会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这就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

  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急需创新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

  (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

  中国大趋势: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 大趋势 》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新力作《 中国大趋势 》站在全球的高度,首次提出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不仅给了中国信心,也给了世界信心。

  本书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深深吸引着这个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描绘着中国的未来,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谈到这本书,奈斯比特说:“我没有任何成见,只对中国一刻接一刻新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有学者指出,预测中国发展趋势很难,奈斯比特却勇敢地走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检验预测的准确程度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亦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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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变局(1)

  ■ 李宗桂

  2010年是世界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逐渐走出的一年。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将是世界经济重整的十年。与此相应,世界文化格局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从而在文化的层面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既成事实。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态势下各自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不仅是世界文化发展应有的价值理性,而且正在成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实际行动。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充满自信,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持多元、平等的看法,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对民族文化沙文主义,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文化战略,将是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的整体发展趋势之一。提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增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拓展人类文化发展的世界胸怀和全球意识,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基督教文化、*文化、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态势下,各擅所长,各有其位,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异彩纷呈,相得益彰,“ 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且正在逐渐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

  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增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越来越成为世界文化不可分离的部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诸多国际间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往往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因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经济文化化甚至政治文化化,使得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在文化的层面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内容,强化了文化的价值。无论人们如何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特质,甚至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但最终都必须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通过文明对话而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相反。

  二、普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仍然存在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对于普世价值有颇为不同的见解。从对普世价值内涵和内容的认识,到普世价值本身的有无,都有见仁见智的阐释。但如果彻底否认普世价值,则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沟通的价值基础,就缺乏合理的证明和沟通的平台。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普世价值,关键在于如何诠释普世价值,谁掌握普世价值诠释的话语权。*、法制、*、平等、和平、公平、正义,这些经过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检验并已成为人类基本精神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普世价值。而中华文化所长期坚持的和而不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厚品德,当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少,是可供借鉴的人类文明的重要资源。

  当今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自然更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道理十分简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时代,如果不建设和谐世界,难道要去制造恶斗的、分裂的、动荡的世界吗?发达国家需要在微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更上层楼,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进程中需要奋起直追,二者都需要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在饱受全球金融风暴吹袭之后,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赢得时间治疗经济创伤,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略,推动自己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因此,未来十年内,普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

  多元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变局(2)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仍然存在,但势头将有所减弱。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源自西方,经过数百年发展后的西方,挟强大的经济优势,在文化方面也引领世界*,甚至攫取了文化方面的话语权。即使在近年西方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势下,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其文化强势依然存在。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凭借其发达的技术和成熟的大众文化制作的经验,横扫全球,影响极为深刻。至于遍及全球的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之类的非常生活化、人性化的大众文化,以及正在进一步扩张的迪斯尼游乐文化,其制作方式、传播手段和发展理念,都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好好学习、认真借鉴。而学习、借鉴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要根据本民族情况,从自家国情出发,以我为主而博取众长,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10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将依然存在。不过, 由于世界格局这些年来的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将使西方文化的强势有所减弱。

  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的碰撞继续存在。无可讳言,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有意识形态的纠结。在未来的十年发展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将是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进行,以双赢以至多赢为目标,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彼此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三、文化民族主义的声调将进一步高涨,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阐扬

  民族主义的情怀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印度民族、中华民族,各有其民族的立场和价值追求,各有其民族利益。挺立民族自我,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核心价值,是文化多元化的正当表现和逻辑要求。未来十年的世界文化发展,不会也不可能消解民族主义。相反,在全球化多元竞争的格局下,在新一轮的世界发展中,民族主义的情绪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展示了在发展问题上的中国模式的价值,而这个模式逻辑也包含文化发展模式在内。换言之,中国最近30年来的高速而又和平的发展,其内在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都不能不看到中国和平发展中的这些文化因素,从而使得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阐扬,在世界上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 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者也会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使文化中国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作者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

  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

  ■ 李德顺

  据调查,“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人们的复杂心态。这里说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由党和国家倡导与执行的*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些人基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得出的预测或警告,值得我们大家、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给予重视和反思。

  那么这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表现在哪里?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这里有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并非来自西方价值观或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挑战与冲击,而是来自“主流价值”体系本身的弱化;因此,最终能否克服这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主流价值观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到位。

  其实,“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并不适用于*主义目前的总体情况。众所周知,*主义并非从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它至今还不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人类历史上,*主义恰恰是以非常“边缘化”的地位,凭借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和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价值,向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所以它从来不怕与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交锋。相反,它倒是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既要防范和反复摧毁,又无法回避的主要对手和梦魇而存在着的。*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处境仍然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主流和社会上多元的价值观,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证实自己的威力和魅力,并经过一个必然漫长、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最终从“边缘”走向“主流”。

  在中国,*主义也并非从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当代的主流价值观,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科学性,通过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得到应用和证实;二是它的价值观,与现阶段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实践需要相吻合。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的*主义者即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以旗帜鲜明的宗旨立身,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并在实践中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从一支原本“边缘化”的、弱小的政治队伍发展为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命运的执政党。

  其实应该说,我国目前行之有效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人们习惯了其话语套路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那个引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凸显和丰富起来的新型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即以全体中国人民为主体,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富强、*、文明、和谐为目标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它实际上是*主义基本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回归和创新形态。无可争议的是,它正在引导中华民族走上重新振兴之路,它对于改变中国人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意义,也正在为历史所证实。

  当然,这个价值观念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升华、发展和落实。但至少,我们应该从观念上认定它作为我们的主导价值观,去积极地建设它。而不是放下它,企图到西方话语或古代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去寻找现成的解释,或干脆把它归于中外某种传统模式的门下。

  事实上,每种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它的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即它是否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把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也没有人是被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的。因此,我们的价值观的命运,最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要由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决定。

  (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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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波科技浪潮下的国力竞争(1)

  ■ 许正中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思维创新和社会演进共同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史,当前,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一、“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要素耦合作用模式转变

  人类前进历程折射出发展的规律,科技进步助推产业的兴起与壮大,产业壮大支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又涌动着制度和文化的创新,由此科技——产业——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相互耦合,相互推进,共同凝聚形成前进的车轮。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跨入知识社会、生态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商业运行模式、科技革新模式、思维模式、生产要素作用模式等持续的转变,这一系列发展模式的演化和进步,奠定了经济、社会、文明全面跃升的平台。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自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农业社会时期、工业社会时期和知识社会时期( 见表1 )。

  表1 经济形态与生产要素对应表

  经济时代的转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人的思想解放引发的,并以社会结构的变换作为保障。纺织技术和蒸汽技术的突破促使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社会结构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转变为同代人为主的小家庭结构;信息技术的突破又促使工业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结构也以20世纪90年代为转折点,我们将它称为“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只有拥有了大量的资本,才能够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现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是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活动进行资本积累,为其国内的经济生产提供基础。在这个阶段中,资源、人才等都是资本的附属物。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之处还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开始逐渐受到以家庭为单元转变为以独立的创造者团队为单元的影响。

  第一阶段主要处于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劳动力经济阶段”,此阶段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

  第二阶段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到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

  第三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在正向人们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一般认为,美、德、英等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社会,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做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生产流程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 economics of scale )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 economics of scope );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人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非其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通过可分享信息的网络呈现平面和对角线式的特征,而非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呈现科层结构的特征。

  二、科技革新模式转变:科技革命第四波已经到来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波科技浪潮下的国力竞争(2)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扑面而来,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突破已显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发展,新技术产业化转变越来越快。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三、纵观人类发展史,全球经历了科技革命的四次浪潮

  第一次科技革命以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点燃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导火索,在美、法、俄、德等国的工业生产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突飞猛进。蒸汽机的发明,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但蒸汽机技术对经济社会呈现的是线性推动的作用。

  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19 世纪60、70年代,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在本次科技革命中,科学与技术结合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电气、电子技术对经济社会起到了平面推动作用。

  第三次科技革命指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以及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化的革命。信息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对人类的贡献十分明显,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社会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及人类生活的技术、信息技术被誉为本世纪最有前途的、领导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跨学科技术,将是本世纪前50年保持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先地位必不可少的新兴技术。谁先捕捉到科技革命第四波的技术并快速投入科技革命第四波的浪潮中,谁就能取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势和领先地位。科技革命第四波为先发国家领导全球经济格局,进行全球产业的立体分工、生产要素及资源实现全球化配置和作用方式是立体渗透。

  当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认知科学 )成为21世纪的先导技术,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以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或可再生资源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为指导思想,成为科技革命的第四波。

  第四次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形式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先导性技术和产业的高度融合、交叉、全方位渗透,其中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度渗透融合形成社会复合资本,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 见表2 )。

  表2 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沿革

  四、如何把握未来趋势占得先机

  科技第四波中的纳米技术、生物流动创造了机遇,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先发国家高居产业链的高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导的知识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或是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为其产业重点,试图将后发国家置于产业链的低端,成为他们的能源、制造加工基地。后发国家要在全球化进程中避免产业的低端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持续动力并赶上先发国家,必须立足于新一轮的技术、新一轮的产业、用新一轮的创意催化经济发展。

  未来10年, 中国必须融入全球第四波科技浪潮,发展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柱的先导产业,打造先导产业集群,领军亚洲板块崛起。

  (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

  “后美国世界”的主角博弈(1)

  ■ 崔洪建

  人类的智商显然越来越不足以应付迅速变化、纷繁复杂的现实,表现之一就是在界定国际形势变化的某个阶段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后……”的概念。金融危机终结了我们眼前这个自冷战结束以来延续了近20年的“后冷战”时期。人们含蓄地将接踵而至的年代称作“后危机”时期,而美国人忧患意识强烈,将其命名为“后美国世界”—— 一个新兴大国纷纷崛起、群雄逐鹿世界的时期。

  一、“他者的崛起”——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跻身于世界舞台的中央

  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仿佛在验证着这种说法: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曾经主宰世界经济的“七国集团”正有被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取代之势;“金砖四国”正从高盛公司的经济预测变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现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基础四国”又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主角。

  当前的变化是“后冷战”时代汹涌的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大国之间相对的和平状态,确保了以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技术转移和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推广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经济议题主导全球事务,使得全球财富出现爆炸性增长和扩散,蛋糕越做越大了。尽管美欧等传统大国仍居于生产和贸易分工、技术开发和财富分配的顶端,但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使得财富的国际分配相比以往更加均衡。同时,新兴经济体向财富金字塔顶端攀升的努力,正导致建立在财富生产和分配基础上的权力结构——分蛋糕的方式出现变化。

  国际力量的对比也因此出现“非对称”的态势:由于财富的重新分配或转移是以经济合作、贸易等方式进行的,美欧等传统力量在财富总量、技术领先、规则制定和话语权等方面仍保持优势,但由于数量、规模和活力上的劣势,难以阻挡财富向非西方国家转移的趋势。而新兴力量在积累更多财富、在经济事务上赢得更多主动的同时,尽管在其他领域尚未具备相应的实力,但它们代表的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潜力和趋势,是塑造未来世界的主要力量。

  所有这一切现象被美国人归纳为“他者的崛起”——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跻身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映衬出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相对衰落、欧洲的停滞和日本的消沉;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更严重的是,财富和权力从来都是一对双生子,财富从西方向非西方的流失必然引发权力的转移。

  二、当前格局转换的动力来自于渐进的发展而非以往驱动人类历史的战争

  美国学者认为,近500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一次权力转移是始于15世纪止于18世纪末期的西方崛起进程,第二次权力转移是19世纪末期美国的崛起。目前经历的是现代历史上第三次权力转移,即西方以外的“他者的崛起”。

  这一景象让西方的智者们忧心忡忡:在世界格局变换的地平线上,一条新的分界线正隐然出现,在维护既得利益的传统大国和要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新兴大国之间,一场围绕资源、能源、市场和财富的激烈的权力争夺即将或者已经展开了,正在被分裂的世界将重回“大国争雄”的纷争年代,也许波澜壮阔,但却绝不浪漫。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后美国世界”的主角博弈(2)

  我们却不必那么悲观。由于当前格局转换的动力来自于渐进的发展而非以往驱动人类历史的战争,不是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绝对实力衰落的结果,而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集体崛起的产物;更由于国家间政治和文化差异并未因经济的相互依存而消解,伴随着新兴力量自信心的增强,经济一体化的趋同与政治多元化的分立成为格局转换中并行不悖的趋势。

  正是在此基础上,一种积极、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建构成为可能。当然,人类也有可能再次犯错,那就是滑向一种“坏”的多极化:国家利益远远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之上,以邻为壑、竭泽而渔,无序竞争和对抗取代合作,危及人类甚至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命运,让“2012”式的灾难性预言一语成谶。

  三、未来十年是国际体系的主角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期,我们应当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

  为避免噩梦成真,传统大国和新兴力量必须合作,在格局转换之初就为它的未来确立游戏规则,为大国之间的博弈建规,为变化中的格局立制。我们主张的“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化”和“和谐世界”只是一种状态、趋势和理想的描述,但在实践中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又怎样保持”的问题。如同*需要健全的法制作为基础和保障一样,世界发展与和平需要规则和法制来加以维护,国际行为体的权利和义务也需要加以界定。

  尽管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国际规则的落实程度难以预期,唯其如此,才更应该加以重视和强调。当然,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建立起具有充分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或许还只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但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国际机制进行自我更新和调节,以包容种种变化。

  当前为国际格局变化建规立制的原则应当包括:

  一是对原有机制和规则的继承性。当前格局转换的动力是发展而非战争,国际机制和规则的变化也应当是和平、渐进而非革命性的。因此,对联合国等现有机构和组织应着眼于改革和提升,而不是简单地另起炉灶、取而代之。

  二是新的规则和机制应当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传统大国的稳定作用和来自于新兴力量的改革动力应当兼容并包。

  三是彼此在双边多边合作中寻求必要的妥协和利益平衡。

  身为新兴大国重要代表的中国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给出自己的答案,坚定自己的立场。

  中国正处于国力蒸蒸日上但内外问题交织的关键时期,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在逐渐增强,国际形象受关注度更大,但各种问题也更容易被放大,国情的限制和政策的短板也会暴露得更多。

  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学界、舆论界甚至政界隐隐出现了一种躁动情绪,似乎认为中国已经“借机”上了一个台阶,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也已是指日可待,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少些顾忌了。且不说这是“唯GDP论”在国际观和外交观上的翻版,更陷入了我们长期加以批判的“强权政治”的狭隘观念。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以五千年生存智慧为底蕴的发展道路,在世界观和国际观上也应当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我们的文明传统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崇高的道德自律,有“天下为公、协合万邦”的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有“韬光养晦、和为贵”的深刻的政治智慧,完全有能力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不仅只是GDP增长的更大的财富。

  (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