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中八大前后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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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调到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不久,很快就随少奇同志投入到非常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

  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以少奇同志为首的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班子。不久,这个班子就开始工作了,而其中最忙、责任最大、担子最重的自然是少奇同志。

  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的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以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身心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早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像黄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思绪!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1956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主席台上。

  在这期间,我们工作人员的精神也很紧张,只要少奇同志在办公室里,我们就不能离开。吃饭时,互相从食堂带点来;解手时,得来回小跑。他写出几页,就叫我马上送到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然后再作修改。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给毛主席审阅。

  当时,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所以在此期间,他们互相来往较多。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特别是周总理,他的作息时间和少奇同志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问我们少奇同志休息了没有。有一次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我回答:“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少奇同志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我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我立即报告了少奇同志,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总理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在上楼梯时,跟在总理后面的富春同志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总理:“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总理回头朝富春同志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我把总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领到了少奇同志的卧室。这时,少奇同志正在床上坐着看东西。他们见面后,没说半句客套话,直接开门见山地谈问题。我急忙要去搬椅子,卫士也准备去沏茶,但总理一伸手,拦住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说完了。”说着总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

  工夫不大,总理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本该向右拐,出大门,可他却向左走,进了卫士值班室。卫士以为去找他们,马上立正问富春同志有什么事。富春同志一看不对,笑着说:“啊,我走错门了。”这时,总理也下来了,富春同志回头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