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 马云飞         公元1959年4月27日。 
　　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刘少奇的政治生涯中，这一天都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坐落于中南海内的怀仁堂隆重举行。
　　4月27日，大会进入新的议程——选举国家机构领导成员。下午，代表们开始投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投票和检票，到5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彭真庄严宣布了选举结果：
　　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执行主席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掌声中，身穿深色中山装的刘少奇，习惯性地用手梳理了一下几乎全白的头发，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缓缓站起来，微笑着接受代表们的祝贺。
　　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10岁生日的前夕，在全体代表热烈祝贺的掌声中，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继毛泽东之后，成为共和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巧合的是，这一年，刘少奇刚刚度过60岁的生日，同毛泽东5年前担任这个职务时同龄。
       一封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提名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是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做出的，但其中的酝酿过程却可以追溯到5年前，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由他出任初创的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众望所归。从年龄上说，那一年毛泽东刚过6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际。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呢?
　　当选国家主席后，作为一国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参加国家活动，出席各种外交礼仪。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他希望摆脱这些杂事的干扰，希望在藏书颇丰的书斋中静静地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的想法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多次说过。
　　多年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充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
　　然而，这个想法，在党内更大范围内能够得到理解吗?党外人士、全国人民中间又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对此，毛泽东心中没有底。他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当的契机，以期求得各方的理解。
　　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是由陈叔通、黄炎培的一封信引起的。
　　1957年春季，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同以往的国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则显得别具特色。时间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而地点则定在天安门城楼上，除应邀出席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知名人士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全部到会。仅此安排，便足以显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
　　会上，毛泽东真诚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从共产党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谈起，讲到官僚主义的危害，讲到政权建设的前景，讲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多年形成的互相监督、肝胆相照的密切关系。他诚恳而诙谐的讲话，使与会者深受感动，博得满堂掌声。
　　出乎与会者的预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
　　可以明显感觉到，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感到了某种震动和不安。
　　果不其然，散会后，参加了会议的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黄炎培，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都是资深望众的著名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与毛泽东也交往颇深。
       陈叔通和黄炎培的信写得真挚而恳切：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任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不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节，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予秘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与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都有这样必要。如蒙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披沥直陈，统希亮察。
　　顺致
　　崇敬!
　　陈叔通 黄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
　　5月5日，毛泽东仔细阅看了陈、黄的来信，提笔在信中作了多处批注：
　　在来信谈及台湾尚未解放及国际间两大阵营尚在激烈斗争处，毛泽东写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的，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在信中谈及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处，毛泽东写道：“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仍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在信中谈及全国人民可能引起种种惶惑处，毛泽东写道：“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写完批注，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批语中除赞同信中修改宪法的建议外，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订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对陈、黄信的批语并未按照惯常的做法直接交给陈、黄本人，他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
　　在写下上述批语的当天，毛泽东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阅，并在写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毛泽东意犹未尽，在信上又加写了以下批语：
　 “请小平同志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
　　看来，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并且要大张旗鼓地向党内外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上述批语中，这一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同时，在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间，也传阅和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
　　在这之后，毛泽东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吹风，在同一些外国使节的谈话中他也多次谈过这件事。 
　　西方的一些通讯社敏锐地捕捉了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很快在一些消息中披露出来。
　　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从不同渠道中了解到外界传说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消息，这时宦乡还没有听到国内正式传达，他深感这事重大，赶忙向外交部作了报告。
　　7月31日，毛泽东在看了宦乡的电报后马上亲笔回了一封电报，不仅证实此事，并且嘱托宦乡相机在国外“放出一点空气”。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如下：
       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国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做谣言，而当作事实。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这封电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志阅后，发往中国驻英使馆。
　　经过新华社记者的工作，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终于在党内外逐渐取得了理解和赞同，对国外舆论也作出了适当的铺垫。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写道：“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
　　决定在最后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事就这样确定了。那么，由谁来继任毛泽东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德高望重的朱德继任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中共党内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也确曾有过这种考虑。
　　这种考虑可以从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得到印证——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
　　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候选人人选，其中，刘少奇仍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的。
　　这就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是朱德了。
　　朱德阅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也明白了中央的考虑。然而，朱德不同意中央的这种安排。
　　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朱德的提议。
       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经过充分酝酿，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4月5日，总书记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在紧接着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
       “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谈的是关于国家主席候选人问题，却道出了当时在党外人士中还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在中共党内，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并在毛泽东不在中央时代理毛泽东工作的是刘少奇，这是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的。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有过正式记载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谈。行前，毛泽东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当年在延安还有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临行前，曾在党内交代，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毛泽东的这些话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也无从考证，但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听到过这些话。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
       1949年12月，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于12月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
       这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情况各不相同，但足以说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毛泽东的长远考虑：刘少奇就是“接班人”在考虑国家主席人选时，毛泽东为什么要重提这段历史呢？显然，毛泽东对由谁出任国家主席一职有着更为深层的考虑。
       毛泽东这次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适合”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种种情况表明，毛泽东是在考虑“接班人”问题，并希望用某种形式使之确定下来。
       尽管毛泽东有这种考虑，但是，在1959年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之前，毛泽东在正式场合中却一直没有谈论过接班人问题，更没有明确说过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这样的话。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一次交谈，算是接触到了这个话题。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957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典礼时，赫鲁晓夫忽然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考虑没有？”赫鲁晓夫的问话很唐突，毛泽东回答得也很含糊：“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在我之后，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话题到此为止，没有继续下去。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这个问题逐步明朗了。1961年，即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两年以后，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对“接班人”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关于这次谈话，蒙哥马利在回忆毛泽东时说：“接着，我就问到他的继承人的问题。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人是很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将是谁呢，他说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自己将会同马克思在一起了，他们在中国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毛泽东还就他与蒙哥马利的谈话，向周恩来等人发了一番议论：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户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于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或者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叫“继承人”）这层“薄薄的、乡下糊窗户”用的那种“窗户纸”，就在武汉东湖宾馆的那间简朴的会客室里，在68岁的毛泽东同74岁的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捅破了，并且由这位英国元帅的那本小书捅向了全世界……        （本文选自《百年潮》杂志  作者：马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