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提议把林彪名字写进党章 称要使全国人民放心

核心提示：这个建议，最初是江青提出的。

早在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的时候，江青就提出：

“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上！”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再次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在九大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作了如下的说明：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负责党章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的张春桥，更是第一个响应江青：“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本文摘自《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 马祥林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大预备会上，为推选大会主席团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生了意外的小插曲。

毛泽东突然提议，推举坐在身边的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

本来这个位置是非毛泽东莫属的，林彪丝毫没有精神准备，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慌忙喊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再次向台下的代表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这次不等代表们回答，林彪就先喊道：

“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说完，林彪带头把手高高举了起来。

于是，人民大会堂内的全体代表，除了毛泽东之外，全都高高举起了手。

毛泽东一看，也就同意自己当大会主席，并立即提议林彪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也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

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后，按照大会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共分成8个部分，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与实践。

从4月2日起，至14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4月14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了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讲了话。这预示着，讲话的5个人将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赞扬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开拓了前人没有探讨过的各个领域，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为我们而欢欣鼓舞，帝、修、反、蒋匪却为之胆战心惊”。

康生先是介绍了新党章的起草和修改经过，然后用大量篇幅称赞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康生还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新修改的党的章程中，破天荒地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党章。

这个建议，最初是江青提出的。

早在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的时候，江青就提出：

“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上！”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再次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在九大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作了如下的说明：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负责党章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的张春桥，更是第一个响应江青：“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同意把这件事写进党章。他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的。”

报告的起草者向毛泽东汇报说，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说：

“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于是，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名字赫然写进了党章第一篇。九大制定的新党章，将林彪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未来的5位常委，还有几位工农兵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

他们是：代表军队的黄永胜、代表工人造反派的王洪文、代表农民的陈永贵、代表珍宝岛前线解放军官兵的孙玉国、代表妇女界的尉凤英、代表革命干部的纪登奎等。

其中孙玉国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当时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代表们听了孙玉国介绍的前线解放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事迹后，非常激动。毛泽东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带头热烈鼓掌，并与孙玉国握手，还发表了即席讲话，强调要发扬50米拼搏的革命精神，准备打仗。

最后，大会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得势的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的阶段性成功，也是这两个集团为争夺权利而分裂斗争的开始。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属于林彪集团系列的干将及其盟友达12名之多，占60％，稳操多数。

九大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以外，另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这关系着今后由谁来主宰中国命运的问题，因而历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

“党的选举必须能够充分表现选举人的意志，党的组织和选举人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并且必须切实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不选和调换第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这些保障党员和党代表民主权利的规定，在九大修改之后的党章里都找不见了，而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把协商放在选举之前，并取消了“无记名投票”的规定，从而为阴谋家和阴谋集团玩弄权术、操纵选举开了方便之门。

1969年4月15日，九大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发出了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加候补中央委员的总人数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的比例，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2人，以及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73人被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为53人。这样，大多数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被选举权就被剥夺了。

在各小组酝酿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也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即使是造反派内部，各阵营之间也争得不可开交。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力为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金祖敏等争得了候选人的资格。

而一些没有造反背景的代表，如纺织工人出身的郝建秀，是著名的劳动模范，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才能，本来山东代表团提名她为候选人，但康生等却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为由，坚决反对把她列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

4月11日，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毛泽东的意思是把一批老干部列入候选人名单。结果，经过有意的安排，一些老干部当选了中央委员。

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比原计划要选的要多，这是因为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达到279人，超过计划29人。经过投票，这279人全部当选，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

4月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林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形成了政治上极富暗示性的局面。

选举结束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随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4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除这5人常委之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大作了这样的评价：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1年9月1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召开的中央会议，实际上已经陷于停顿。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林彪身上。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乘火车去南方视察。他每到一个省、市都要找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几次谈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

毛泽东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就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重申了“三要三不要”的观点：“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的周恩来，已经接到叶群不久之前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要动一动，并谎称山海关机场没有专机，而事实上林彪的专机256号，就停在山海关。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22分，林彪的红旗轿车从北戴河住地，飞速驰到山海关机场，直接停到了林彪的专机三叉戟256号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等人就跳下来，慌慌张张地从驾驶舱门底下，攀着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上了飞机。

时针指向13日零时3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飞机还没加满油，机组人员还没上齐，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飞机，甚至机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机场的滑行灯也没有开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请示，毛泽东沉痛地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1点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又过了一会儿，256号飞机在雷达的荧光屏上消失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三叉戟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的现场发现了9具尸体，后来经过辨认，有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其他6个人。

9月13日下午，当中国外交部接到从蒙古国传来的消息，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国境内失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刚刚服过安眠药，在人民大会堂里入睡，周恩来按习惯要4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

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被工作人员叫醒。

随即，周恩来交办的几件事，要外交部立即去办。

周恩来的指示分3点：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启；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日下午5点58分，符浩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人民大会堂北门，把周恩来要的文件交给站在走廊等候的王良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已经齐聚人民大会堂，就连平时不参加会议的董必武也来了。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林彪飞机坠毁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进行现场观察。

9月18日凌晨1时，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蒙古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孙一先被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他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拿出，交给符浩，马上进行了冲洗。

当天晚上11时许，符浩和姬鹏飞、韩念龙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他们尽量在离周恩来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汇报了有关问题。

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被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和他握手，孙一先汇报完情况后，时间已是22日凌晨2时多了。

大会堂餐厅的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周恩来叫服务员另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吃过宵夜，会接着开下去。

周恩来派人把李德生、邝任农、吴法宪等人找来，把大使馆拍下的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让他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

杨德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此时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再根据孙一先带回的使馆汇报材料，一致认为飞机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时，不慎坠毁的。

凌晨4点多钟，杨德中又转回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分析结果。

周恩来命人把蒙方提出的两份文件稿子各抄写一份，字要写得大一些，然后亲自将稿子和那些现场的照片，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泽东主席。

等符浩他们走出人民大会堂北门时，东方的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回头望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周恩来仍在不倦地工作着。

10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对林彪的同党进行逮捕。

9月24日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都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大会堂福建厅。邱会作是周总理在机场亲自告诉他的，所以他紧跟着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只有吴法宪磨蹭到了9点10分，才进入福建厅。

黄、吴、李、邱都是军人，为了防止他们反抗，警卫战士在行动前就把福建厅里的烟灰缸、茶杯都拿走了。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总理对他们说：

“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据中央警卫局当时的副局长邬吉成回忆，林彪事件之后，中央警卫部队进入甲级战备。因为得知林立果小舰队曾策划谋杀毛主席，方案中有利用空军从空中进行袭击的设想，为了防备来自空中的打击，中央核心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防空能力，新成立了一个由高射机枪、高炮部队组成的“机炮”大队，并在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领袖办公及住所附近布防。

机炮大队原准备分布两处：一处在故宫，一处在钓鱼台。预定将机枪和高炮架设在故宫的西华门边上的屏风楼上，在实施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钓鱼台的点部署比较顺利，高射武器就架设在国宾馆的南面。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受刺激和震动，害了一场大病。这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做了反复的审视和思索，曾几次做出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并亲自提出对一些冤、假、错案要予以纠正。例如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让一些老同志恢复工作等等。

林彪集团的覆亡，宣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