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军在德国：集体强暴德国妇女狂潮

核心提示：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这张享誉世界的照片其实是摆拍，正因为三名红军士兵手上戴着的“赃物”而穿帮（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访谈录》，作者：朱维毅，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但是，正视历史的人也无法回避苏军士兵的另一种表现：酗酒闹事、抢劫平民、强奸妇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关进驻东北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后，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处理平民大量投诉的苏军抢劫事件，以至于我军必须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严肃纪律”的要求。同年12月，刚刚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在遭遇苏军士兵的抢劫时竟然被对方开枪打死。巴顿将军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苏军：“具有严格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

苏军的战场纪律是极为严格的。在两军交战时，军方对违令撤退者一律用机枪直接扫射。但是在作战行动之外，苏军的军纪却是时紧时松。对于一支整体文化素养较差的军队，纪律约束的稍许松弛极易导致大面积的恣意胡为，当这支军队面对敌对国平民的时侯尤其如此。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了苏军摧残德国平民的行为：文化和道德水准低下的兵痞行径，对德军在苏联犯下罪行的复仇心理，军队指挥员对士兵越轨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其中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没有高层的纵容，这支处于严厉管控之下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在进入敌国后混乱到这种程度。在柏林休战时还是个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诉我，俄国人真正开始变得规矩起来是在停战三个月以后。历史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德国军队全面放下武器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苏军各部队中偶尔有约束士兵放纵行为的指令下达，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肃军纪却是始于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在8月3日下达的整肃军规命令。这道命令指出：“这些行为（注：意指抢掠、人身暴力和“可耻事件”）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由此可见，捍卫荣誉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帅下决心治理军纪的两大原因。但是这两点在此前就不重要吗？难道苏军高层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们都对德国平民做了些什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在采访柏林的洛特老人时，我认真地参观过他家的小独楼，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有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座小楼里住过。小楼有3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厅加书房，三楼是卧室。当年，那一群俄国人就住在二楼，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楼。

“在这群俄国人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哥哥险些就被他们抓走‘处理’了。哥哥当时22岁，这个岁数的德国男子在战争结束时还能不残不伤地留在家里是很难想象的。俄国人坚信他是德国兵，一定要把他带走。哥哥分辩说自己是话剧演员，俄国人听不懂，还是要捆他，最后哥哥忽然想起了‘艺术家（Artist）’这个词。那个下士班长听懂了，便表现出了几分敬佩之意，但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就让我哥哥弹奏一曲钢琴给他们听听。我哥哥的钢琴水平比我强3倍！您想，我当时的钢琴水平都已经能够进柏林电台去演奏了，他能差吗？他弹奏了一首美国舞曲，是他在战前学会的。俄国人听完后确信了他的身份。这下他有事做了，下士班长命令他给那个伤兵演奏钢琴，没有命令不能停止。这样，哥哥用他的钢琴演奏连续慰劳那个大胡子伤兵达4个小时，他后来常和别人说，这是他这一辈子弹得最长的一次钢琴。

“那时苏军在柏林全城到处强奸妇女，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70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放过。我妈妈当时已经是52岁的老太太了，但面对住在自己家里这10个俄国大兵，她也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吗？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脾气暴躁，永远都在唠唠叨叨的老主妇。您看见我家二楼客厅的那个手工雕刻的老橱柜了吧？有一次，苏军的伙夫把一盆满满的菜汤放在橱柜的顶上，溢出来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妈妈怎么办？她揪住那个伙夫就骂，一个下午没有停嘴。这样一个多事难缠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让那些俄国小伙子联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长吗？对这样的老大妈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对其产生性要求就更谈不上了。我妈妈的这一自我保护方法很成功。

“但是麻烦并不是没有。俄国人住进我家一个月后，有一天一个士兵用刚刚学会的德语对我哥哥说：‘你，去找姑娘来。’很明显，他认为哥哥以他演员的身份必定会和很多女孩子交往。哥哥说他不认识什么女孩子，苏兵拍拍枪说：‘去找！’哥哥出去后就没敢再回来，他在朋友家一直躲到美军接管了我们居住的坦波豪夫区。按四大战胜国的约定，柏林由4国共管，我们家这个区被划进了美军的管辖范围。美国人也不怎么文明，但毕竟是有文化的军队，军纪比苏军要好得多。他们不住在市民家里，而是住在坦波豪夫机场。”

谈到苏军在柏林的军纪情况时，洛特告诉我：“俄国人违反军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他们最喜欢抢的东西就是手表，因为德国手表对这些来自东方的穷苦农牧民来说确实是以前只能在梦中能见到的奢侈品。我亲眼见过俄国大兵一人的手臂上戴着十多块手表。他们叫手表是‘乌利’。”

现住麦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迈尔老太太第一次面对苏军士兵的时候年仅20岁，是在她跟随一群难民从家乡布吕绍向西逃亡的路上。

她回忆道：“追上我们的队伍的第一批苏军是坦克兵，这些士兵挺富有人情味。他们告诉我们要及早藏身，后续部队可能会对我们不利，然后他们留下几个面包就继续前进了。很快，我们就和后面跟进的苏军步兵遭遇了。那些士兵来自苏联西亚地区，面孔具有东方黄种人的特征。他们冲进难民的队伍，开始劫掠财产。我们的首饰要摘下来，皮靴要脱下来，最受欢迎的还是手表，必须全部交出。夜色降临后，强奸行为开始蔓延，到处是女人的哭喊声。一个穿皮上衣的苏军政委模样的人向我扑来，被我的父亲拦住。结果那个家伙一拳打掉了父亲的两颗门牙……

“在继续西进的路上，后面的苏军源源不断地赶到。一队新来的苏军截住了我们，并命令男女分别站在两处，说要在几分钟内处死所有的人。然后就见一个拿手枪的俄国人突然叫道：‘乌利，三块乌利。’他说的是手表。大家立刻明白了，现在能救命的只有手表。但此时多数人已经被劫掠一空，再也没有手表了。这时，我轻轻掏出了一块一直藏在内衣里的金表，接着又有人献出了第二块、第三块。俄国人凑在一起把那3块手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互相拍着肩膀，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关于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最醒目的曝光恰恰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要当事人是苏军在“二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随军摄影记者——叶夫根尼。哈尔捷伊。他跟随反攻的大军从莫斯科城下一直到柏林，拍摄了很多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的“二战”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展现了苏军士兵在帝国大厦楼顶上打出苏军战旗的场面。对那次的拍摄过程，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做过专门的描述。大致情况如下：

1949年5月2日，柏林的战斗彻底结束了。苏联塔斯社随军摄影记者哈尔捷伊来到了刚刚被攻克的帝国大厦前。望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纳粹德国的象征性建筑，他突发灵感，决定拍摄一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照片。他进入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焦糊气味的大厦，在大楼的底层他找到了3个军人，提出要请他们合作来拍摄一张历史性的胜利照片。3名军人欣然同意，他们挎上了武器，又找来一面鲜红的战旗，然后随同哈尔捷伊一起爬到了帝国大厦建筑的顶层露台。在选好照相位置后，哈尔捷伊对那3名军人的站位和动作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然后一口气拍完了整整36张照片，冲洗出来后，他选出其中最满意的一张对外公布了。这张在帝国大厦上挥舞胜利旗帜的照片在苏联各大媒体上登出后，立即引起了全球性轰动，以致它最终成为苏联征服纳粹德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经典历史镜头。

美中不足的是，在照片引起轰动的同时也有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图中那个举着双手支撑打旗士兵的军官居然在两手上各戴着一块手表。这对于以抢劫德国居民手表而闻名的苏军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尴尬的穿帮镜头。

哈尔捷伊说：“我接到了一个修改照片的命令。以后人们看到的那个军官就只有左手上的一块手表了。”欲盖弥彰。如果不修改，苏军原本是可以对最初的那张照片做一些解释的。比如说：军官的右手戴得不是手表，而是军用指南针云云……

 “那时苏军在柏林全城到处强奸妇女，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70多岁的老奶奶都不放过。我妈妈当时已经是52岁的老太太了，但面对住在自己家里这10个俄国大兵，她也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您能想象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吗？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不修边幅，脾气暴躁，永远都在唠唠叨叨的老主妇。您看见我家二楼客厅的那个手工雕刻的老橱柜了吧？有一次，苏军的伙夫把一盆满满的菜汤放在橱柜的顶上，溢出来的油水滴了一柜子。你猜我妈妈怎么办？她揪住那个伙夫就骂，一个下午没有停嘴。这样一个多事难缠的老大娘不是很容易让那些俄国小伙子联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在管教自己的老家长吗？对这样的老大妈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对其产生性要求就更谈不上了。我妈妈的这一自我保护方法很成功。

核心提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本文摘自《揭起岁月的尘封：寻访“二战”德国兵》，作者：朱维毅，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