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個人儲蓄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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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希望剩余储蓄流向发展中国家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03日 09:46  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发言 中国网 杨佳摄
周小川行长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首次“全球智库峰会”。借此机会,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国际经济可能出现的调整和政策应对等问题。
一、要充分重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方面的成因并加强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我们听到有些地方过多强调宏观方面因素的作用。但我们看到,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盯市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杠杆率过高和公司治理等问题,衍生产品发展过度、发起配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存在混乱,等等。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应高度重视,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二、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分布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宏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在危机中究竟起多大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其中包括全球经济不平衡所起的作用。按照中国人历来的哲学观念,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反而是相对的。但这次不平衡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的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
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时不宜轻易夸大两个国家所能起到的作用。目前尚找不到全球储蓄流动的分布图,但我们找到一张各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的分布格局图,这也是今年2月10日我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演讲时用过的。
这张图表明,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终究只是全球顺差的一部分,更不是全部,而产油国、日本、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份量也不轻。从经常项目逆差或低储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一家非常突出,除此之外,只有中东欧国家在全球逆差中占小部分。其他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
这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进行了很多讨论,分析的重点则从国际收支顺差转到储蓄过剩的问题。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这能否代表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谨慎判断。一般来说,结构调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美国医疗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图:1990-2007年有关经济体经常帐户余额。(年度数,10亿美元)
三、中国储蓄的分布
关于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国外可能了解的还不太够。一般认为,中国消费太低,应该增加消费。我这里有一张图,可以说明中国的问题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
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
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储蓄高,是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这实质上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劳动力成本始终是相对较低的。此时,农村劳动力决定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它方面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中方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可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当然要找到有效的方向并能防止浪费,那么,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储蓄剩余)就不会那么大,不致对国际上造成显著的影响。显然,工业投资过多会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城镇化发展,它为未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毕竟,中国的城镇化是未来将持续多年的发展趋势。

图为中国储蓄率(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变化
四、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的情景分析
全球经济不平衡通过调整,走向再平衡可能有几种情景。对不同情景的分析和政策取向也有所不同。
情景1,是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即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这是最理想的。但结构调整会涉及许多难题,并不容易。同时,不能根据刚拿到手的短期数据,就认为这个问题能轻易得到解决。
情景2,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降低,就业下降,使中国进入GDP低增长阶段。我们应力争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情景2的一个变种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调整。
情景3,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两者之合力使过剩储蓄及其外流充分下降。在此过程中,可以设想城镇设施、住房和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对未来的消费和就业形成支撑。这也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但要对城镇化的投融资方式和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多年来都在讨论的市政债券等议题。
情景4,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一部分产能,包括制成品出口产能。从南北关系来讲,这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其未来消费的提升。这一情景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届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再是主要矛盾,而美国是否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持大额贸易逆差将成为一个重大考验。
情景5,美国总储蓄率的提高并不那么顺利和持续,包括健保改革或许会不顺利,公共消费仍居高不下;而中国的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对外贸易实现比较平衡,或者尚存的过剩储蓄不再流向美国,而是分流到其他国家。此时,美国可能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和产油国仍存在贸易不平衡和储蓄流动问题。
情景6,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当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
总之,可能还有多种多样的情景,我们不一定都能穷尽,最后也可能出现某些情景的混合。我个人认为要看到难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我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以使全球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带来更普遍的全球增长。同时我们也强调,这种增长应是绿色的增长。另外,从人口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也将是全球总需求的重要来源。
五、倾向性的个人认识
一是全球经济不平衡是需要重视、同时也是有难度的议题,但在解决金融危机时,千万不能忽视微观机制方面的问题以及改进监管的作用,防止聚焦跑偏。
二是要分析全球不平衡的原因、特征,它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各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的互作用关系。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轻易实现结构调整。
三是沿着上述情景分析,应力求情景1,避免情景2和6,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情景3、4、5。为此,还需要沿着可选的方向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并推动改革,以实现相应的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多年来创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已涉及到这些改革和调整的方方面面,包括以人为本、扩大消费内需、环境友好、城镇化、发展服务业、投资贸易便利化等等。危机以来,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为减缓危机的负面冲击、维系可持续发展做了大量的努力。尽管在具体规律和路径上还需不断探索、试验和认识,我深信,世界各国共同探索,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途径并走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本文是周小川行长2009年7月3日在“全球智库峰会” 上的讲话)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若干观察与分析
周小川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发言
http://www.21jrr.com/wenku/yinhang/2009/0211/917.html
图3:根据美国国民收入账户和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1927-2007)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图 4. 经常账户余额 (年度数)(1990-2007,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贸易统计》及欧洲央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李迅雷:個人儲蓄率下降背後的財富效應
http://www.jrj.com  2007年02月25日 07:27  《新財富》
1980年以來,在房地產和股市雙雙上漲的財富效應帶動下,美國的個人儲蓄率雖不斷下降,但居民消費支出仍大幅攀升。如今這一故事在中國重現,雖然中國的個人儲蓄率自2001年以來並未上升,但由房地產和股票牛市所推動的資產增值遊戲還在繼續,其財富效應已反映在居民的餐飲娛樂及旅遊等消費的增長上,並有望繼續帶動中國的消費升級,具有定價能力的茅臺等國內頂級品牌將從中獲益。
李迅雷/文     國民儲蓄率高企誰之過     中國的宏觀調控似乎已經成為常態,但經濟增長的速度在過去幾年中越來越快,很多經濟學家預測2007年GDP增速會略微放慢,但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在年中上調他們的預測呢?誰都知道中國經濟高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推動,而投資過熱又得到了高儲蓄率作保障。很多人把中國的高儲蓄率歸咎於老百姓有錢不肯花,而不肯花的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大家存錢是為了買房、醫療或養老之需。     然而,如果我們把國民儲蓄率作分解,即國民儲蓄等於個人儲蓄加政府儲蓄再加企業儲蓄,就會發現國民儲蓄率攀升至50%以上的原因並不是居民儲蓄率的上升。事實上,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中國的個人儲蓄率自2001年以來並沒有上升,拉動國民儲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是企業儲蓄率和政府儲蓄率的逐年提高。經濟高速增長、企業盈利能力的提高,是政府和企業儲蓄率攀升的誘因,政府和企業總儲蓄才是國民總儲蓄的主要構成部分,佔了國民總儲蓄70%左右。而個人儲蓄率只有15%,個人總儲蓄僅佔國民總儲蓄的30%左右(圖1)。中國國民儲蓄率及其構成變化(圖片來源:《新財富》)  為何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能夠持續提高呢?經濟的高速、持續增長可以解釋其中的主要原因,如GDP規模的增長必然導致稅收總收入的提升,但同時也有結構性的原因。如1994年開始的財政分稅體制改革,調整了地方和中央兩級稅收關係,使得中央財政收入大大增加。同時,由於稅收制度的不斷完善和執行力的提高,偷稅漏稅的現象不斷減少,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卻沒有相應增加,如美國政府的收入中大概40%是用於轉移支付,中國肯定沒有這麼多。比如對農村醫療衛生的保障體系建設方面投入太少,衛生服務不同於一般的商品市場,要求政府的參與程度很高。政府的醫療衛生投入佔GDP的比重,發達國家一般在5-7%,中國只有2%左右。至於企業儲蓄率提高的緣由也很簡單,中國企業收入的增加部分,大半是由國有大中型企業實現的,這些企業往往分紅很少,大部分利潤用於投入。且從總體上看,國內的中外企業對社會的捐贈佔其利潤的比例也很少。     因此,中國儲蓄率高企不是居民的責任,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並不比其他國家低多少,倒是政府應該在降低國民儲蓄率上有所作為,如加大對教育、衛生方面的投入規模,增加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對企業則要求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如上海可以從目前的每月600元最低工資提高到800元)、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福利條件。     美國個人儲蓄率下降原因何在     我們經常說美國人透支消費,統計數據也表明,目前美國的個人儲蓄率是負的,但在1982年以前,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卻維持在10%左右。可以發現的一個重要事實是,美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個人可支配收入相對穩定的背景下,個人支出卻持續大幅攀升,表現為個人儲蓄率從原先的10%下降到1993年前的8%以下,最終跌至今天的負值(圖2)。    美國的個人儲蓄率與房市、股市走勢比較(圖片來源:《新財富》)     究竟是美國人突然改變了多年的消費習慣,還是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了呢?這些解釋似乎都缺乏說服力。最直接的解釋還是統計方法的“缺陷”所致:大概所有國家在統計個人可支配收入時,在薪酬收入之外,只加入了利息收入和紅利收入這兩項資產收入,而沒有計入資本利得收入。但從圖2可以看到,美國自1980年以來,特別是2000年以來,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大幅上漲導致的個人(家庭)資本利得收入的大幅增加,才是“名義”個人儲蓄率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由此聯想到中國,從2000年以來,中國的房地產出現了持續上漲,而股市也從2005年以來開始上漲,這是否也算中國的個人儲蓄率不再上升的一部分原因呢?由於缺乏個人儲蓄率方面的統計數據,我們只能試圖從居民儲蓄增幅的變化來考察其與股市的相關性。     通過分析從1996年至今股價指數和居民儲蓄的關係,發現它們之間有明顯的逆相關性(圖3)。如在1996-2001年這五年的股市上漲過程中,儲蓄增幅從46%降到6%,而當股價指數在2001年開始下跌後,儲蓄增幅又開始逐步回升,最高到20%。從2006年開始的最新一輪牛市,也同樣使得儲蓄率增幅回落到現在的15%左右。儲蓄率與股市漲跌的相關性如此之明顯,說明中國股市的主要資金來自居民(基金管理的資產也主要來自個人投資者)。所以,新一輪牛市勢必會降低儲蓄率,同時其財富效應也會促使消費增加。股指走勢與居民儲蓄增幅逆相關(圖片來源:《新財富》)    樓市、股市財富效應帶動消費升級     最近一項關於中國千萬富豪消費傾向的調查顯示,中國的富豪們幾乎都傾向於國外的品牌類消費品,如寶馬、賓士等,對國內品牌消費品的認同度較低,上榜的僅有中華牌香煙、五糧液、茅臺和水井坊等,均為名牌煙酒。現實中也印證了這些品牌所帶來的鉅額收益,如酒類中茅臺酒最為緊俏,一般銷售渠道難見其蹤影,而且茅臺酒每年漲價,公司的議價能力很強。當中國幾乎所有的商品都供過於求、且產能可以迅速擴張的時候,茅臺卻是提價又擴產能,且仍供不應求。     同類的產品,品質也差別不大,但由於品牌的不同,其價格卻有天壤之別,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過剩經濟所帶來的品牌價值的提升,此外,經濟持續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增加也加速了消費升級步伐。收入的增加不僅體現在中產階層的崛起(如有人統計中國最富裕群體的平均收入水準和人數相當於南韓的人均收入和人口),還表現在政府部門財政收入的增加而相應增加的政府消費上。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政府行政管理支出佔到了同期政府消費的25%,為同期GDP的3.6%,可見政府的消費也是跟著GDP水漲船高的。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虛擬經濟的高漲所創造的財富效應,也會提升個人的消費能力。正如圖2中揭示的,美國個人儲蓄率正是在房地產和股市雙雙上漲的過程中不斷下降的。中國從2000年開始的房地產牛市,已經使得很多人的資產得到了大幅提高,財富效應也促進了居民的餐飲娛樂以及境內外旅遊等消費增長迅猛。     同時,股市的財富效應也絲毫不遜色于房地產。2006年一年A股市場上漲了130%,可流通A股的總市值從2006年初的1.1萬億增加到如今的2.87萬億元(2007年1月15日),表明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裏,二級市場的投資者財富增加了1.77萬億元;如果從股市總市值的增加幅度看,市值則增加了近7萬億元,意味著各級國資部門在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方面已經完勝,其他法人投資者的財富增值也同樣相當可觀。如果從全社會的資產增值角度去看,則更為壯觀了。因為虛擬資本的增值,必然會對實業資產的交易價格起到拉動作用,目前不少私人股權投資的資產交易價格已經比前期大幅提高,實際上也是股市作為一個影子價格在起作用。有人估計全國實體經濟中凈資產有50萬億元,按30%的溢價估計,則可以增值15萬億元。總之,由股市和房地產牛市所推動的資產增值遊戲還在繼續,這種紙上富貴雖然不能很直接增強國力,但卻不能認為它是完全虛擬的。因為財富效應會擴張消費能力,刺激消費慾望。可見,消費升級未必需要通過提高薪酬水準來實現。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財富增值過程中的結構變化,就會發現財富增值過程就是貧富差距拉大的過程,而財富縮水則是貧富差距縮小的過程。如甲和乙分別擁有100萬元和10萬元的資產,假如都增值100%,則甲和乙方的貧富差從原來的90萬元擴大到180萬元。因此,在經濟增長和資產增值的過程中,貧富差距的擴大,可以傳遞到消費領域,也導致消費品的兩極分化。中國目前已經迅速變成了全球奢侈品消費的第三大國,而中國人均GDP水準的排名只有第128位。國內頂級煙酒品牌,由於富裕階層資產的大幅增值以及商業和非商業活動的需要,其需求量非常可觀,而這些名牌的生產廠商也因此贏得了定價能力,可以和寶馬、賓士等國外名牌一起,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和資產增值所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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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业化大国家庭储蓄率变化(1998-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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