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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建香港式廉政公署是灾难

中国很多人看到了香港的廉政公署在反腐败上的斐然成绩，香港政府通过廉政公署直接向港督最高权力负责，以禄养廉高薪招聘与旧势力没有利益往来的海外归国人员，一个1000多人的机构把香港原来的各种腐败和潜规则基本清除，使得600万人口的香港进入了现代法治社会。这样的成绩让人羡慕不已，很多人认为中国内地也需要建立这样的机构清除腐败，中国内地可以很好的进行借鉴香港的经验，但是本人从历史经验出发，可以发现这样的做法结果会是灾难。

中国很多时候是似是而非的，中国对比香港等地区以及小国的经验是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管理成本差别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是1000人监督600万市民，按照这样的比例和效率进行计算，中国以12亿人口，就需要香港的200倍大的机构，也就是要20万人的一个组织，这里还没有计算中国与香港地域大小的差别影响，若以面积论香港1100多平方公里的大小是中国的几乎万分之一，而且香港没有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和民族、贫富的巨大差别，以此规模来计算需要的人数还要多很多倍，变成一个百万人的机构也不过分。对于这样的规模差别，管理成本不是线形的增长200倍，而是要急剧增加远远不止200倍的，仅仅是这样的人数，也是财政重大的费用支出，但是社会的隐形支出成本就更加可观了。

我们对于一个1000人的机构，每个案件小组是10个人，那么负责人可以熟悉和管理到每一个小组长和认识每一个人，而负责人下面的部门负责人平均管理100人左右也可以熟悉和关系每一个人，这样的组织是非常高效的。而对于中国同样效率需要建立的20万人，那么对于一个负责人而言，要认识熟悉下面的1000人的大部门负责人都是繁重的工作，这样的机构的管理效率是堪忧的，而对于反贪这样的工作，复杂程度是每一个案件都要个案管理的，10人的专案组就不少了，这样的管理是肯定不能中央负责的，这样的组织一定要有很多层次出来，这些管理不到位就会在内部产生巨大的腐败。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有历史经验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腐败横行的明朝，也是香港式的廉政公署最盛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为皇帝监察官员腐败，直接对于皇帝负责的机构是最为复杂的，在政府系统，都察院是专门监察六部等官员的，设有六科，七品的给事中专门监控六部的运行，对于监察官员显然不能与行政官员平级别，因为不能有那么多的高官的，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低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将来必须与高官勾结，成为了内阁阁臣的私人工具，这样的监察反而形成了结党营私的黑暗。

由于政府的监察系统与官员的勾结，导致监察的失效，这样朱元璋就设立了著名的锦衣卫，而锦衣卫的残暴和贪腐，又是更加的肆无忌惮，这个问题不绝于史书就不用再论述了。因此在锦衣卫出现问题了以后，明朝又设立了由宦官控制的东厂和西厂，而宦官一旦介入，以宦官伺候人的心态和道德水平，一切是以溜须拍马水平高低为提拔标准的宦官一旦掌握了国家最高的监察体系，宦官危害朝纲的事件就一再发生了，这样的监察体系完全成为了国家的祸害，历史上对于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危害是详加论述也罄竹难书的，而这些组织都是为了反对腐败而建立的机构，都是直接向最高领导负责的高薪团体，这样的灾难是历史有公论的。

而对于这样的机构泛滥，首先就是在过度监察下争吵不断，官员人人畏祸而不敢任事，多干事情被挑毛病的地方就多不干事情反而没有错误，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造成效率极其低下，国家的发展陷于停滞。其二就是这样的监察过度以后就造成了政治斗争的过度，国家的政局也非常不稳，因为每一个机构都要为了他们的存在找到理由，因此这些机构会极力挑起各种政治斗争而不是平息政治矛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监察人员也有个人享受欲望，对于给他们的高薪虽然已经高出常人很多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但是人性是欲壑难平，监察官员多了以后算上这些官员贪污的人更多，贪污的需求也更多更大，最后这样的结果全部要转嫁给全社会，变成老百姓承担的，这还是要老百姓买单的。

对于我们的中国现行体制，我们已经有了政府内的审计监察，司法部门也有反贪局、枉法侦查局，而党里面还有中纪委和各个地方纪委、政法委和地方政法，我们的各级人大和政协也是积极监督，军队里面还有军纪委，中国的安全情报机构对于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也参与监督，同时我们还有信访办等机构下情上达，论起这些机构来，比起明朝的体制也不为少。但是现在民众对于腐败的愤恨已经到达极点，所以中国的腐败横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这些机构很多也是向最高领导负责的，某种意义也是有廉政公署的味道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廉政公署可以解决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本质上看到中国的管理成本问题，小国的经验不能照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管理成本，而且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内部差异之大是有特殊性的，民族多和地区差异、贫富差异等等都是增加管理成本的，体制的腐败的恶果最终也是体现在管理成本的剧增上，因此建立降低管理成本的体制是关键，因此对于中国高香港式的集权式的监督，再度加强中央的集权来监督是不成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你此路不通了，不能因为香港的成功就抛弃历史经验，中国的事物要着眼于降低管理成本的方式上，需要的就是要发展限制权力的博弈机制，发展社会监督限制的机制，而不是加强集权式的监控。香港的经验要深入分析背景的差异的，不能似是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