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南海經濟智庫系列 - 亞洲時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6 16:35:20
財經專題 - 中南海經濟智庫系列 2003/10/30, 週四 編者按：對２００４年中國經濟政策影響至深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１２月舉行，籌備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較早前中央領導曾邀請中國數位傑出的經濟學學者出席了高層座談會，本報整理了這批“中南海智庫”的資料，從中窺探未來中國經濟的可能走向，敬希讀者留意。
雖然中國政府在日美強大壓力下仍一直強調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但作?中南海智囊的經濟學家余永定認?：“人民幣不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
中國總理溫家寶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經濟座談會，就今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經濟工作聽取經濟學界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在這些專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兩個部門是中國政府重要決策的智囊團，邀請參加會議的專家都是中國政府決策的參謀。
在這次座談會中，負笈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余永定備受媒體矚目，余永定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方面頗有建樹。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由於近期人民幣匯率問題備受關注，余永定陡然之間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
近來美日頻頻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應不應該升值，升值將對中國經濟?生什?影響，一時之間成?經濟學界爭議的焦點。就此問題，余永定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了他的堅決立場，“我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堅定支持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就一直堅定地支援人民幣不貶值政策。”
但同時，余永定也認?，“人民幣匯率不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我們在決定自己的匯率政策時不應受其政治化觀點的影響。他還認?，當前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中心通過計算也認?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但沒有外國人說的那?多（有外電報道人民幣被低估20%-30%）。”
針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余永定表示，“經濟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最好的時機只能在事後判斷。由於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這個前提已經確定，只要能夠斷定，現在允許人民幣有小幅度升值不會給經濟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認?當前是一個好時機。一味等待則必然錯失良機。”
就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問題，余永定強調說，人民幣匯率是否升值在當前還不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會塌下來。比人民幣匯率變動更?重要的問題是匯率制度問題。雖然如此，在美日政治壓力下，中國政府已將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成?下一步經濟工作的一個重心。
在近日結束的亞太經合會首腦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拒絕了布希總統關於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的要求。但胡錦濤還表示，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中國的經濟有利，也符合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要求，胡錦濤同意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來研究人民幣如何向浮動匯率的方向邁進。
鑒於余永定在人民幣匯率研究權威，估計余永定將擔任專家小組的重要角色，專家小組的意見將影響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政策制定。中國政府在下一步的經濟工作中，對於人民幣匯率預計將繼續保持穩定的形勢，但是匯率也並非將保持一成不變，人民幣匯率將被重新估計，匯率將會穩步的上升。
余永定，1948年11月18日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余在1979-1988年開始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又曾於1988-1994年負笈英國牛津大學，1994返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至今。
近年來由於農村土地流轉不當中造成的“失地農民”現象，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警告，中央政府在農村土地流轉工作上應當循序漸進，不可拔苗助長。
經過多年爭議，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終於肯定了農村土地流轉問題。會議承認了“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又承諾要“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
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一直是中國農村問題專家，法律學者，政治學者和行政管理學者激烈爭議的題目。反對者認為容許承包土地流轉會恢復當年中國國民政府時代土地高度集中，貧富懸殊的問題；且農民知識水平一般不高，如何有效地保障農民的各項權益，也是一個難題。問題是，在這問題上中央若一直沒有定論，沒有適當的立法去把這些十分普遍的交易納入法律的框架內，只會引發更多涉及土地權益的問題。
對保守派來說，容許土地流轉也有“政治不正確”之嫌。中國共產黨過往曾推行“土地改革”，沒收大地主農地，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後來証明這套制度無法反映多勞多得的原則，且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負面影響；到鄧小平時代才下定決心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政策；及至９０年代中國市場改革如火如荼之際，農村由於土地分屬各承包戶，無法集中享受規模經濟，更遑論城鎮化。三中全會的公報，其實是為中國要加速城鎮化的發展鋪路。
會議公報指出，“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式。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三中全會的首肯無疑是對韓俊關於農村土地流轉得循序漸進觀點最高認可。
韓俊，生在1960年代，山東省高青縣一個到處是鹽鹼地、需要吃返銷糧的偏僻農村，童年記憶充斥著饑餓和貧困。年邁的父母至今仍會為當年曾湊不齊5元錢學費而熱淚縱橫。韓俊對此始終深有感觸的是，作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而更應該為9億農民說話。
6月9 日《人民日報》上，他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再次疾呼：土地流轉（指農民將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轉讓給其他單位或個人）要在長期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穩妥有序地進行，還要把功夫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上。要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合理流轉，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兩個關係。
而就“動人”和“動土”的關係而言，他指出，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實行土地流轉，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不解決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問題，片面強調土地集中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會使相當多的農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實行土地流轉，要把功夫放在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和促進城鎮化上，為農民穩定轉移出農業和農村創造條件。
韓俊分析指出，這是因為雖然現在農民外出務工經商的很多，但他們的就業並不穩定。在無法為農民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前，必須保障農民擁有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是農民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經濟基礎，也是農民最後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擴大土地規模經營的政策著力點應該在於“動人”，農村人口轉移了，“動地”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外，他還特別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所存在著些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有的在大多數農民不知情或不贊同的情況下，搞強制性的土地流轉；有的把土地流轉作為增加鄉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為地方的形象工程；有的在推進土地流轉時，只顧當前利益，不考慮未來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有的在收回農戶承包地後，甚至不對農戶作任何經濟補償等。
中央政府在下一步的農村經濟工作中，可望參考韓俊意見對現有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進行重新考慮，按照專家的意見，中央政府下一步的土地流轉工作可能會首先建立在依法、自願、有償的有序土地轉讓制度，以穩定土地承包關係；再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以促進土地流動。
韓俊，1963年生於山東高青縣。1983年畢業于山東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1989年獲得西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原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次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1993年後任《中國農村經濟》雜誌社副總編輯。1996年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2001年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
行事低調的陳東琪，其實從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就已經是政府的“智囊團”重要成員之一。他承認中國部分行業如房地產投資有過熱苗頭，另外地方上一些沒有經濟效益的“形象工程”、圈地行為也導致問題更複雜；他認為，2004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使經濟保持一個持續發展的增長趨勢，避免大起大落。
作為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的經濟形勢高層座談會，陳東琪也參與其中。
曾先後赴美哈佛大學、貝克萊加州大學等院校進修貨幣金融理論和從事博士後研究的陳東琪，過去曾提出“微調”、“穩中求進”的經濟政策主張，都為中央政府所接納，而且事實証明行之有效。
陳東琪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２００３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經濟工作，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與主張。他認為２００３年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狀況最為理想的一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使經濟保持一個持續發展的增長趨勢，可持續性發展很重要，不能大起大落。
對於鬧至沸沸揚揚的中國局部經濟過熱問題，陳東琪認為政府不應就此過分打壓經濟，而只應該採取微調的方式，要把握好力度邊看邊調。
日前，世界銀行警告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硬著陸，在2003年的“中國經濟半年報”中暗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防止地方政府讓目前全國普遍出現的投資熱繼續升溫，成為輿論的焦點。不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時，陳東琪表示：“目前還不是談硬著陸的時候，世行的觀點是根據上半年的資料作出，而從第3季度以來，中國通過貨幣和金融調控方法，一系列經濟指標已發生明顯改變”。
陳東琪認為，目前房地產、汽車、鋼材和電解鋁的快速增長，電力緊張以及信貸增長23%以上等，確實提供了一個好像是過熱的一個判斷依據，容易得出如果我們要把過熱壓下去就必須進行總體性宏觀緊縮，甚至是採取力度比較大的緊縮措施，這樣的話就會出現“硬著陸”。
對於目前投資過熱的問題，陳東琪表示，1－9月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5％，不僅是兩位數的增長，而且是30％以上的增長，速度很快，但這種增長是恢復性的增長，從最近幾個月的投資增長數位估計，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可能在28％以下，沒有太大的問題，也不能對此過分恐懼。
此前，中國銀行已採取了一些金融措施，例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有6%提高到7%，回籠了1500多億的貨幣，然後比較大力度發行票據和債券，也回籠了一些貨幣，對房地產投資的控制也有所加強，另外對地方上一些搞形象工程、圈地行為進行了一些新的管理，在擴建方面加大了限制。
對此陳東琪認為，所有這些政策都使金融市場有短期性的收緊。長期看這種局部過熱要注意引導，但如果是市場行為，不是靠財政和國有銀行的配套投資來實現，就不應該有直接打壓的方式，否則不僅不能夠解決未來的風險問題，而且有可能會強化中間的風險。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對宏觀調控的態度一向都是以穩定和連續為主。不過，面對中國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週期的新形勢，已經延續6年之久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顯然也不可能紋絲不動的，陳東琪穩中求變的思路無疑為政府所認同。
陳東琪，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現為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 198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碩士學位後，留該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4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1989-1990年和1992-1993年，先後赴美哈佛大學、貝克萊加州大學等院校進修貨幣金融理論和從事博士後研究。
中國發展經濟的一個大難題，就是發展金融證券市場，令國民有安全的投資環境，企業也有融資的渠道；第四代領導目前正全力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進一步變革，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周正慶，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幕後推動者。
經過了十多年的摸索，中國金融證券業的徹底改革和攻堅階段實在是刻不容緩。“一放就亂，一亂就收”可以說是八，九十年代中國金融證券市場的寫照：接連不斷的非法融資大案令不少百姓畢生積蓄付諸流水，中國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收緊管制，令市場環境了無生氣；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大國，一直希望中國逐步開放金融證券市場，但若無健全的制度和法規，中國隨時會重蹈９７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慘痛教訓！
更令人關注的是，中國的“特權階級”過去一直和金融證券業有千絲萬縷的瓜葛；１９９８年，“新國大期貨公司”倒閉，兩億元人民幣資金不翼而飛；當時就有受害者稱事件和某第三代領導的家人有關；２００３年爆發的周正毅案，亦有市場傳聞稱：周之這麼容易獲得問題貨款是和某第三代領導及某直轄市領導有關。
從第四代領導接班開始，金融證券改革被列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點目標。從過去３０天的工作進度，可以看出中國領導對這問題的重視，也可看出改革步伐之快速和領導焦急的程度。
１０月１４日結束的三中全會，提出中央下一步的經濟工作是要加強對金融證券的改革，在兩個星期後的１０月２８日閉幕的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立即表決通過了《證券投資基金法》；與此同時，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草案、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草案、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也進行了再次審議，但目前這三部法律草案還需繼續完善，證券業的改革已先金融業一步進入改革時代。
周正慶自86年起一直在中國的金融證券業擔任重要職務，曾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證監會，他不是一個經濟學者，但他在金融、證券、政府工作的資歷讓他能更好的溝通證券業、金融業、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中央政府經濟工作提供思路和參考意見。這也是令到周正慶在卸職證監會主席後仍受中央倚重的重要原因。
新出臺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並沒有如即將修改的《證券法》受媒體關注，就《證券投資基金法》對證券市場的意義，周正慶表示，證券投資基金法獲通過對證券市場發展是利好的消息，它的出臺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健康發展將起到重要作用。
周正慶警告外界不要誇大證券投資基金法的作用，他說：“雖然證券投資基金法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是有積極的作用的，但也不能誇大證券投資基金法的作用。目前，證券市場持續低迷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巨大的推動力，僅靠證券投資基金法是不夠的，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還是要以成熟健康的資本市場為基礎。”
對於中國證券市場更具改革意義的是《證券法》的修改，現行的《證券法》在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上做得不夠。國內的藍田、銀廣夏、大慶聯誼、中科系等事件屢屢讓投資者上當受騙。而且在上市公司造假被揭露出來之後，受損的中小股民得不到賠償，許多股民怨聲載道，給社會造成不穩定因素，目前很多懸而未決的證券官司現在都等待《證券法》做出進一步的界定。
另外，中國現行的《證券法》限制性條款太多，限制了資金進入證券場。修改後的《證券法》可望能給證券市場的融資提供更加寬鬆的環境。
不過，周正慶也承認，目前的《證券法》仍有很多問題還未納入改革範圍：周正慶日前就《證券法》的修改表示，此次證券法的修改是為了促進中國證券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對條件不成熟的問題，不納入修改計劃。周正慶說：“修改現有《證券法》是客觀形勢的需要。本次修改工作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急需解決的問題解決，《證券法》大改的可能性不大。”
專家分析，此次證券法修改沒有如國內財經媒體預料的進行大幅度的修改，並不是說中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不嚴重，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目前中國證券市場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大幅度的修改將會危及證券市場的穩定，重病之下不能下猛藥，抓住目前證券法中急待解決的問題
新的證券法修改將涉及到目前急待解決的幾個重要內容，新的證券法還將會去除一些限制性的條款，周正慶強調說：“今後二十年經濟要再翻兩番，現在資本市場的規模容量都不夠。我們應當本著前瞻性的眼光，我個人認為，對有一些限制性的條款，恐怕要做出一些必須的修改。”
雖然隨著《證券投資基金法》的出臺和即將修改的《證券法》，把中國的證券市場推向規範、健康化的發展，但分析家指出，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原封不動，“特權階級”仍然無法無天，金融證券市場的進一步改革將會困難重重。
周正慶，1986年10月至1993年擔任6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任職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書記、常務副行長；1995年6月至1997年5月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至1998年3月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證券委主任、中國證監會主席；1998年3月至2000年2月獲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2003年3月至今為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中國稅務制度的漏洞令國家每損失數以百億計的收入，未能及時完善稅制，竟成為退任總理朱鎔基未竟全功的遺憾。對此，中國著名財稅專家高培勇應該深有體會；因為，他本人正是在新一屆政府繼續推動新一輪稅制改革的中堅份子。
中國現行稅制在１９９４年開始實施；過去１０年中國市場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中國的稅務制度亦因此被不法份子濫用，不少中國富豪亦以稅務不健全為藉口少交了巨額稅款；１９９９年，中紀委揭發了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及偷逃國家稅款300多億元人民幣；２００２年底，著名影星劉曉慶也因為涉及偷逃稅逾1400萬元人民幣而被判入獄。
為了加強稅收徵管、規範稅收秩序，退任總理朱鎔基在國務院早於１９９５年決定實施“金稅工程”。但基於不少逃稅的“大款”都有有勢力人士“撐腰”，“金稅工程”可謂未竟全功。光是查辦一件遠華案，就幾乎把全個廈門市領導都揪了出來；可想而知，在中國要加強稅收徵管和規範稅收秩序要有多麼的困難！
曾在中國國務院於10月20日召開的經濟座談會上被邀為座上貴客的高培勇認為，中國新一輪的稅制改革，應當也可以搭上繼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這條大船，儘快起航。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稅務專家，他的話對中央領導自然有一定份量。
在此外前，高培勇曾對《中國稅務報》警告：若不對稅收制度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稅收制度肯定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高培勇直言不諱，中國稅改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稅務官員“惟恐稅收收入因此減少甚或稅收收入增幅因此下降” 。指望財政的日子寬裕起來再實施企盼已久的稅制改革，不僅會使改革變得遙遙無期，而且將經濟社會發展因此遭受的拖累計入賬冊，從宏觀層面看，很可能得不償失，眼下必須為此創造條件、尋找契機。
高培勇認為，當前中國稅務當局不能再迴避以下一連串問題：“稅收實際增收率有了極大提升之後的實際稅負水平，究竟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稅負水平？是不是與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由此帶來的企業和居民所承擔的稅費總體負擔的加重，我們又該採取什麼樣的舉措來應對？本應植根於一定的經濟社會體制環境並應隨著經濟社會體制環境的變化而相應調整的稅收制度，是不是應當做出與時俱進性的調整？”
高培勇曾在《經濟》雜誌發表文章表示，任何一個國家的稅收制度，總要“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做相應調整”。他認為，這10年來，中國現行稅制雖然免不了修修補補，但基本的格局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比之下，中國經濟社會環境所發生的變化絕對可以用“巨大”來形容。
高培勇表示：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最大難題，就是稅收因此減收以至財政赤字加大，但他補充指出：“以改革促增長，以改革促發展”的繼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安排，顯然是一個適當選擇。
日前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實施稅收制度改革，輿論認為這預示著新一輪稅制改革即將啟動。
高培勇，男，1959年1月生於天津市，漢族。1991年至199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兼任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財政理論。
在中南海智囊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無疑是最有分量的經濟學者之一；吳敬璉不拘泥於研究市場經濟，自2002年以來，他把精力致力於法治和憲政研究，他的文章和言論中越來越多地出現法治、憲政、民主這樣的關鍵字。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不少內容其實都涉及“法治”的範疇：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保護公私財產權等。吳敬璉即表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現階段應該放在法治建立的基礎上，否則中國隨時會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沼。
吳敬璉日前接受中新社訪問時指出，中國的市場經濟已進行了２５年，很多子系統已經建立起來，但整個經濟的運轉還有很多問題，多年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也仍在積累，給中國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發展帶來隱憂。他認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現階段應該放在法治建立和健全的基礎上，否則就會出現打亂仗的局面，變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但“好的市場經濟”並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法治環境。
他分析說，要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需要做幾個方面的工作，其核心部分是要建立一套法律體系，在統一的法律框架下，一切人的行動不服從任何其他權威，只服從法律。但有法律不等於就有了法治，一方面，要使法律符合公認的正義，要符合人類歷史上形成的所謂政治文明所規定的最重要的準則，同時還要保證規則要透明；另一方面則要保證執法的公正、公平與公開；此外，還牽扯到公民力量及社會輿論監督等。
雖然以前有許多中央領導對他提出的看法往往並不以為然，但他所提出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張，例如如1984-88年間的反通貨膨脹主張，1989-1991年期間的“市場整合解決法”等，都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吳敬璉親歷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大、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報告的擬定。
吳敬璉是中國經濟理論界“市場經濟論”和“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 他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堅定支持者，早在90年江澤民執政時期的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上，由於88年的通貨膨脹問題，有經濟學者提出經濟改革還是必須堅持計劃取向、堅持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當時吳敬璉旗幟鮮明的指出，出問題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是次會議後，吳敬璉就多了個外號——“吳市場”。
和一般的經濟學者不同，吳敬璉沒有把經濟和政治割裂開來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他高屋建嶺的分析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他認為，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中國迫切需要做好兩件事：努力保持起點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他認為這是中國避免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沼的惟一路徑。
自97年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以來，已經有6年，法治建設仍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法治國家的建設必然會觸及中共的執政，這是不為中共所允許的，吳敬璉關於建設市場經濟必須法治的理論必然會被中共所排斥，雖然建設法治國家目前來看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中共為維護其執政，也必然會在一定限度內的建設法治國家。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生於江蘇南京市。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多項議決，以排除一些妨礙市場發展的”體制障礙”，在產業政策方面的建議，不少都是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劉世錦。
三中全會上通過：要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中國產業政策權威劉世錦，早在2002年3月26日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經合組織聯合舉行的專題國際研討會上已經提出類似建議。
劉世錦說，加入世貿後，政府保護市場的傳統方式基本上不再適用；政府支援國內產業，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方式必須改變，政府必須改變過去保護市場，直接補貼等辦法，將重點轉向促進改善企業治理結構。
從事產業經濟研究廿多年的劉世錦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在維護公平競爭、保護與鼓勵技術創新、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等方面努力；他指政府涉外經濟管理的角色和方式必須轉變，從以往單純的管理者轉變為管理與服務並重。
同時，劉世錦也批評不少政府官員未有足夠的法治觀念，他認為政府人員必須依法行政，克服管理的隨意性。隨著政府涉外經濟職能的轉變，政府涉外經濟管理的機構設置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因此他認為，入世後，政府的職能應該轉入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實行市場的規制，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促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
三中全會肯定了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又稱要“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這恰恰就是劉世錦一直建議的方向。
三中全會又決議要“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而其中兩大主要任務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
劉世錦多次強調，要加強住宅、汽車等行業的產業政策。他認為中國政府任務繁多，應優先推進那些與高增長行業發展直接相關的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有市場需求，能夠帶來顯著的增長效應，能為其他方面難度較大的改革創造條件。
劉世錦表明，中國政府應該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逐步將增長經濟動力的重點轉到高增長行業。
11月6日，在珠海舉行的世界經濟發展宣言大會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要求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簡化外商投資審批程式，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為投資者創造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經營環境。這說明當前中國政府注重經濟體制改革中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也再次肯定了劉世錦的觀點。
劉世錦，男，1955年1月。1994年4月加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任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宏觀調節研究部副部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局長。
金融體制改革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攻堅戰中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堡壘”，也是擺在新一屆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戰。中國人民銀行（央行）金融穩定局長謝平認為，這場改革的突破，就是要完成政銀分開，清除其本由政府擔負的社會職能，讓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按照現代商業銀行的運營機制運行。
中國國務院在10月20日召開的經濟座談會，謝平是其中獲邀的學者之一。同日，謝平被委任為中國人民銀行（央行）首任金融穩定局長。據瞭解，金融穩定局作為央行新設部門，金融穩定局職責新穎複雜，極具挑戰性。該局的主要職能在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協調發展、研究金融業的改革發展規劃、對金融系統的風險進行評估、研究並實施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措施等。
謝平近日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採訪時提到了日後中國金融業改革的重點：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推進銀行監管體制改革；加速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
謝平表示，在加入ＷＴＯ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金融業改革已初步取得一些成效。但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日後的金融改革仍將將面臨艱巨任務。
事實上，中國官方也肯定了謝平在這方面的觀點：中國官方《瞭望》周刊不久前發表文章稱，“我們無法否認，改革面對著巨大的體制障礙，存在著明顯的遲滯，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速度和效率。”
《瞭望》文章認為，改革以來中國金融資產在數量上增長驚人，但從質的角度考察，問題突出表現在金融機構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經營活動高風險、高成本、低效益。加上政策性職能與商業職能相混淆，導致金融資產質量不斷下降。
不過，該文章也警告，金融秩序很不穩定，稍有風吹草動就能引起市場波瀾。文章認為，政府往往就不得不加以干預，但在穩定秩序的同時也抑制了市場的正常發展。
謝平認為，從銀行目前的不良資產情況、國有銀行的改革、銀行監管水準來看，中國銀行業風險的問題，可以說是在好轉。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步伐和內部管理在加強，不過他同時也承認，國有銀行的改革仍須繼續深入。
其中針對國有銀行的改革，謝平提出，爭取用５年時間，按照商業化、股份制和現代化的要求，分步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綜合改革。同時，繼續規範股份制商業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推動部分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上市；鼓勵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市場原則進行業務聯合，促進城市商業銀行把業務重點轉向為中小企業、個人提供金融服務；
前不久謝平在《上海證券報》上撰文表示，當前金融體制改革應重點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就是深化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完善銀行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這是提升金融業生產力的關鍵一步；要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處理不良資產、核銷損失；補充銀行資本金；要完善商業銀行改革的各項配套政策措施。通過股份制改造,有條件的可以上市。
有評論認為謝平的官方身份由此發生重大轉變：由學術研究型官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轉換為決策行政官員金融穩定局局長。按照經濟學常識，金融是經濟的血脈，央行是金融的心臟，這就意味著48歲的謝平被推到了中國經濟關鍵部門的關鍵崗位。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中國的金融改革，謝平絕非局外人。
謝平，1955年7月出生在中國浙江省溫州市，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
營企業問題，一直是一個難以理順，糾纏不清的問題：新一屆中國政府似乎要著手處理這個燙手山芋；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從法律上確立非公經濟的地位，甚至要把私有產權的合法權益寫入憲法；這都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一直提倡的觀點一致。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一系列決策：“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無疑是一大突破：在未來的20年，解決中國龐大的人口就業問題，非公有制經濟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呂政早於前總理朱鎔基時代已經被公認是研究民營經濟的翹楚：朱鎔基曾邀請呂政參加2002年6月24日在中南海召開的經濟工作座談會。2002年11月，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採訪時，他就已提出：中國的就業（問題）必須靠民營經濟（才能解決）。今年10月20日，呂政也再次成為新任總理溫家寶的座上貴賓。
中國過去產權不清晰，部份政府資本的代理人通過各種巧取豪奪的手段，把公有財產據為己有；另一方面，不少公家機構亦利用產權不明確的漏洞，侵吞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多年努力的成果。在社會主義中國，推進民營企業發展畢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問題。
但正如呂政所指，中國政府必須明白，民營經濟才是真正釋放資本力量，解決中國高失業問題的最後答案。目前官方承認的失業率已達到4.2%，比2001年的4.0%又高了一些；但這還把未有登記或不在城鎮的農村失業人口計算在內。
在2002年，當時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鼓勵和引導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問題研究》課題組組長的呂政指出：應該給私營企業以平等產業准入待遇，當務之急是要向私企開放更多的產業投資領域。
呂政當時已經建議，中國私企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頭等問題就是“融資難”；所以，政府必須完善對私營企業金融支援的法律法規建設。
他指出，中國政府必須完善中國銀行體系建設，設立專門面向中小企業的銀行（這種銀行最好是民營銀行）；發展各種類型的企業貸款擔保機構；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建立健全私營企業金融支援社會輔助體系。
呂政建議：中國政府應該把目前的一些壟斷行業的企業變成上市公司，藉此民間資本可以通過購買股票的方式參股；或是將這些大型壟斷行業企業變成股份公司，公司是國有的，但同時允許民間資本進入；他還分析指出，中國的民航、港口、鐵路等行業都出現自然壟斷，只有通過上述才可讓民資有機會進入市場。
呂政提出的問題，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均有所回應；全會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准入”和“同等待遇”問題，並提出：“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
《決定》又說明：要“放寬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並指出“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中國新任總理溫家寶主理的政府，決定要支援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做強做大。
2001年，前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呼籲民營企業家入黨，但中國涉及民企剝削員工權益的醜聞不斷；2002年，中國影星劉曉慶的公司涉瞞稅超過一千萬人民幣；2003年上海又爆發周正毅案；上海商人周正毅涉及不正常銀行貸款及不公平房地產交易，而所謂“官商勾結”的問題又再浮上卓面。
對於這方面的問題，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指出：“非公有制企業要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保障職工合法權益”。
呂政，1945年出生，1981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現任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工業研究與開發促進會副會長。
雖然中國政府在日美強大壓力下仍一直強調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但作?中南海智囊的經濟學家余永定認?：“人民幣不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
中國總理溫家寶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經濟座談會，就今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經濟工作聽取經濟學界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在這些專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兩個部門是中國政府重要決策的智囊團，邀請參加會議的專家都是中國政府決策的參謀。
在這次座談會中，負笈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余永定備受媒體矚目，余永定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方面頗有建樹。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由於近期人民幣匯率問題備受關注，余永定陡然之間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
近來美日頻頻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應不應該升值，升值將對中國經濟?生什?影響，一時之間成?經濟學界爭議的焦點。就此問題，余永定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了他的堅決立場，“我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堅定支持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就一直堅定地支援人民幣不貶值政策。”
但同時，余永定也認?，“人民幣匯率不應該永遠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變化，我們在決定自己的匯率政策時不應受其政治化觀點的影響。他還認?，當前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中心通過計算也認?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是低估的，但沒有外國人說的那?多（有外電報道人民幣被低估20%-30%）。”
針對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余永定表示，“經濟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最好的時機只能在事後判斷。由於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這個前提已經確定，只要能夠斷定，現在允許人民幣有小幅度升值不會給經濟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認?當前是一個好時機。一味等待則必然錯失良機。”
就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問題，余永定強調說，人民幣匯率是否升值在當前還不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會塌下來。比人民幣匯率變動更?重要的問題是匯率制度問題。雖然如此，在美日政治壓力下，中國政府已將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成?下一步經濟工作的一個重心。
在近日結束的亞太經合會首腦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拒絕了布希總統關於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的要求。但胡錦濤還表示，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中國的經濟有利，也符合亞太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要求，胡錦濤同意成立一個專家小組來研究人民幣如何向浮動匯率的方向邁進。
鑒於余永定在人民幣匯率研究權威，估計余永定將擔任專家小組的重要角色，專家小組的意見將影響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政策制定。中國政府在下一步的經濟工作中，對於人民幣匯率預計將繼續保持穩定的形勢，但是匯率也並非將保持一成不變，人民幣匯率將被重新估計，匯率將會穩步的上升。
余永定，1948年11月18日出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和國際金融。余在1979-1988年開始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又曾於1988-1994年負笈英國牛津大學，1994返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至今。
近年來由於農村土地流轉不當中造成的“失地農民”現象，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警告，中央政府在農村土地流轉工作上應當循序漸進，不可拔苗助長。
經過多年爭議，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終於肯定了農村土地流轉問題。會議承認了“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又承諾要“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
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一直是中國農村問題專家，法律學者，政治學者和行政管理學者激烈爭議的題目。反對者認為容許承包土地流轉會恢復當年中國國民政府時代土地高度集中，貧富懸殊的問題；且農民知識水平一般不高，如何有效地保障農民的各項權益，也是一個難題。問題是，在這問題上中央若一直沒有定論，沒有適當的立法去把這些十分普遍的交易納入法律的框架內，只會引發更多涉及土地權益的問題。
對保守派來說，容許土地流轉也有“政治不正確”之嫌。中國共產黨過往曾推行“土地改革”，沒收大地主農地，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後來証明這套制度無法反映多勞多得的原則，且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負面影響；到鄧小平時代才下定決心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政策；及至９０年代中國市場改革如火如荼之際，農村由於土地分屬各承包戶，無法集中享受規模經濟，更遑論城鎮化。三中全會的公報，其實是為中國要加速城鎮化的發展鋪路。
會議公報指出，“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式。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三中全會的首肯無疑是對韓俊關於農村土地流轉得循序漸進觀點最高認可。
韓俊，生在1960年代，山東省高青縣一個到處是鹽鹼地、需要吃返銷糧的偏僻農村，童年記憶充斥著饑餓和貧困。年邁的父母至今仍會為當年曾湊不齊5元錢學費而熱淚縱橫。韓俊對此始終深有感觸的是，作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而更應該為9億農民說話。
6月9 日《人民日報》上，他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再次疾呼：土地流轉（指農民將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按照“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轉讓給其他單位或個人）要在長期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穩妥有序地進行，還要把功夫放在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上。要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合理流轉，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兩個關係。
而就“動人”和“動土”的關係而言，他指出，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實行土地流轉，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不解決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問題，片面強調土地集中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會使相當多的農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實行土地流轉，要把功夫放在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和促進城鎮化上，為農民穩定轉移出農業和農村創造條件。
韓俊分析指出，這是因為雖然現在農民外出務工經商的很多，但他們的就業並不穩定。在無法為農民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前，必須保障農民擁有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是農民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經濟基礎，也是農民最後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擴大土地規模經營的政策著力點應該在於“動人”，農村人口轉移了，“動地”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外，他還特別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所存在著些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有的在大多數農民不知情或不贊同的情況下，搞強制性的土地流轉；有的把土地流轉作為增加鄉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為地方的形象工程；有的在推進土地流轉時，只顧當前利益，不考慮未來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有的在收回農戶承包地後，甚至不對農戶作任何經濟補償等。
中央政府在下一步的農村經濟工作中，可望參考韓俊意見對現有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進行重新考慮，按照專家的意見，中央政府下一步的土地流轉工作可能會首先建立在依法、自願、有償的有序土地轉讓制度，以穩定土地承包關係；再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以促進土地流動。
韓俊，1963年生於山東高青縣。1983年畢業于山東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1989年獲得西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原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次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1993年後任《中國農村經濟》雜誌社副總編輯。1996年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2001年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
行事低調的陳東琪，其實從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就已經是政府的“智囊團”重要成員之一。他承認中國部分行業如房地產投資有過熱苗頭，另外地方上一些沒有經濟效益的“形象工程”、圈地行為也導致問題更複雜；他認為，2004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使經濟保持一個持續發展的增長趨勢，避免大起大落。
作為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開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的經濟形勢高層座談會，陳東琪也參與其中。
曾先後赴美哈佛大學、貝克萊加州大學等院校進修貨幣金融理論和從事博士後研究的陳東琪，過去曾提出“微調”、“穩中求進”的經濟政策主張，都為中央政府所接納，而且事實証明行之有效。
陳東琪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２００３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經濟工作，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與主張。他認為２００３年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狀況最為理想的一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使經濟保持一個持續發展的增長趨勢，可持續性發展很重要，不能大起大落。
對於鬧至沸沸揚揚的中國局部經濟過熱問題，陳東琪認為政府不應就此過分打壓經濟，而只應該採取微調的方式，要把握好力度邊看邊調。
日前，世界銀行警告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硬著陸，在2003年的“中國經濟半年報”中暗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更嚴厲的措施，防止地方政府讓目前全國普遍出現的投資熱繼續升溫，成為輿論的焦點。不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採訪時，陳東琪表示：“目前還不是談硬著陸的時候，世行的觀點是根據上半年的資料作出，而從第3季度以來，中國通過貨幣和金融調控方法，一系列經濟指標已發生明顯改變”。
陳東琪認為，目前房地產、汽車、鋼材和電解鋁的快速增長，電力緊張以及信貸增長23%以上等，確實提供了一個好像是過熱的一個判斷依據，容易得出如果我們要把過熱壓下去就必須進行總體性宏觀緊縮，甚至是採取力度比較大的緊縮措施，這樣的話就會出現“硬著陸”。
對於目前投資過熱的問題，陳東琪表示，1－9月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5％，不僅是兩位數的增長，而且是30％以上的增長，速度很快，但這種增長是恢復性的增長，從最近幾個月的投資增長數位估計，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可能在28％以下，沒有太大的問題，也不能對此過分恐懼。
此前，中國銀行已採取了一些金融措施，例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有6%提高到7%，回籠了1500多億的貨幣，然後比較大力度發行票據和債券，也回籠了一些貨幣，對房地產投資的控制也有所加強，另外對地方上一些搞形象工程、圈地行為進行了一些新的管理，在擴建方面加大了限制。
對此陳東琪認為，所有這些政策都使金融市場有短期性的收緊。長期看這種局部過熱要注意引導，但如果是市場行為，不是靠財政和國有銀行的配套投資來實現，就不應該有直接打壓的方式，否則不僅不能夠解決未來的風險問題，而且有可能會強化中間的風險。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對宏觀調控的態度一向都是以穩定和連續為主。不過，面對中國經濟迎來新一輪增長週期的新形勢，已經延續6年之久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顯然也不可能紋絲不動的，陳東琪穩中求變的思路無疑為政府所認同。
陳東琪，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現為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 198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碩士學位後，留該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4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1989-1990年和1992-1993年，先後赴美哈佛大學、貝克萊加州大學等院校進修貨幣金融理論和從事博士後研究。
中國發展經濟的一個大難題，就是發展金融證券市場，令國民有安全的投資環境，企業也有融資的渠道；第四代領導目前正全力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進一步變革，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周正慶，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幕後推動者。
經過了十多年的摸索，中國金融證券業的徹底改革和攻堅階段實在是刻不容緩。“一放就亂，一亂就收”可以說是八，九十年代中國金融證券市場的寫照：接連不斷的非法融資大案令不少百姓畢生積蓄付諸流水，中國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收緊管制，令市場環境了無生氣；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大國，一直希望中國逐步開放金融證券市場，但若無健全的制度和法規，中國隨時會重蹈９７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慘痛教訓！
更令人關注的是，中國的“特權階級”過去一直和金融證券業有千絲萬縷的瓜葛；１９９８年，“新國大期貨公司”倒閉，兩億元人民幣資金不翼而飛；當時就有受害者稱事件和某第三代領導的家人有關；２００３年爆發的周正毅案，亦有市場傳聞稱：周之這麼容易獲得問題貨款是和某第三代領導及某直轄市領導有關。
從第四代領導接班開始，金融證券改革被列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點目標。從過去３０天的工作進度，可以看出中國領導對這問題的重視，也可看出改革步伐之快速和領導焦急的程度。
１０月１４日結束的三中全會，提出中央下一步的經濟工作是要加強對金融證券的改革，在兩個星期後的１０月２８日閉幕的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立即表決通過了《證券投資基金法》；與此同時，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草案、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草案、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也進行了再次審議，但目前這三部法律草案還需繼續完善，證券業的改革已先金融業一步進入改革時代。
周正慶自86年起一直在中國的金融證券業擔任重要職務，曾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證監會，他不是一個經濟學者，但他在金融、證券、政府工作的資歷讓他能更好的溝通證券業、金融業、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中央政府經濟工作提供思路和參考意見。這也是令到周正慶在卸職證監會主席後仍受中央倚重的重要原因。
新出臺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並沒有如即將修改的《證券法》受媒體關注，就《證券投資基金法》對證券市場的意義，周正慶表示，證券投資基金法獲通過對證券市場發展是利好的消息，它的出臺對證券投資基金的健康發展將起到重要作用。
周正慶警告外界不要誇大證券投資基金法的作用，他說：“雖然證券投資基金法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是有積極的作用的，但也不能誇大證券投資基金法的作用。目前，證券市場持續低迷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巨大的推動力，僅靠證券投資基金法是不夠的，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還是要以成熟健康的資本市場為基礎。”
對於中國證券市場更具改革意義的是《證券法》的修改，現行的《證券法》在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上做得不夠。國內的藍田、銀廣夏、大慶聯誼、中科系等事件屢屢讓投資者上當受騙。而且在上市公司造假被揭露出來之後，受損的中小股民得不到賠償，許多股民怨聲載道，給社會造成不穩定因素，目前很多懸而未決的證券官司現在都等待《證券法》做出進一步的界定。
另外，中國現行的《證券法》限制性條款太多，限制了資金進入證券場。修改後的《證券法》可望能給證券市場的融資提供更加寬鬆的環境。
不過，周正慶也承認，目前的《證券法》仍有很多問題還未納入改革範圍：周正慶日前就《證券法》的修改表示，此次證券法的修改是為了促進中國證券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對條件不成熟的問題，不納入修改計劃。周正慶說：“修改現有《證券法》是客觀形勢的需要。本次修改工作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急需解決的問題解決，《證券法》大改的可能性不大。”
專家分析，此次證券法修改沒有如國內財經媒體預料的進行大幅度的修改，並不是說中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不嚴重，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目前中國證券市場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大幅度的修改將會危及證券市場的穩定，重病之下不能下猛藥，抓住目前證券法中急待解決的問題
新的證券法修改將涉及到目前急待解決的幾個重要內容，新的證券法還將會去除一些限制性的條款，周正慶強調說：“今後二十年經濟要再翻兩番，現在資本市場的規模容量都不夠。我們應當本著前瞻性的眼光，我個人認為，對有一些限制性的條款，恐怕要做出一些必須的修改。”
雖然隨著《證券投資基金法》的出臺和即將修改的《證券法》，把中國的證券市場推向規範、健康化的發展，但分析家指出，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原封不動，“特權階級”仍然無法無天，金融證券市場的進一步改革將會困難重重。
周正慶，1986年10月至1993年擔任6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任職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書記、常務副行長；1995年6月至1997年5月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至1998年3月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證券委主任、中國證監會主席；1998年3月至2000年2月獲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2003年3月至今為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中國稅務制度的漏洞令國家每損失數以百億計的收入，未能及時完善稅制，竟成為退任總理朱鎔基未竟全功的遺憾。對此，中國著名財稅專家高培勇應該深有體會；因為，他本人正是在新一屆政府繼續推動新一輪稅制改革的中堅份子。
中國現行稅制在１９９４年開始實施；過去１０年中國市場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中國的稅務制度亦因此被不法份子濫用，不少中國富豪亦以稅務不健全為藉口少交了巨額稅款；１９９９年，中紀委揭發了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及偷逃國家稅款300多億元人民幣；２００２年底，著名影星劉曉慶也因為涉及偷逃稅逾1400萬元人民幣而被判入獄。
為了加強稅收徵管、規範稅收秩序，退任總理朱鎔基在國務院早於１９９５年決定實施“金稅工程”。但基於不少逃稅的“大款”都有有勢力人士“撐腰”，“金稅工程”可謂未竟全功。光是查辦一件遠華案，就幾乎把全個廈門市領導都揪了出來；可想而知，在中國要加強稅收徵管和規範稅收秩序要有多麼的困難！
曾在中國國務院於10月20日召開的經濟座談會上被邀為座上貴客的高培勇認為，中國新一輪的稅制改革，應當也可以搭上繼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這條大船，儘快起航。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稅務專家，他的話對中央領導自然有一定份量。
在此外前，高培勇曾對《中國稅務報》警告：若不對稅收制度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稅收制度肯定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高培勇直言不諱，中國稅改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稅務官員“惟恐稅收收入因此減少甚或稅收收入增幅因此下降” 。指望財政的日子寬裕起來再實施企盼已久的稅制改革，不僅會使改革變得遙遙無期，而且將經濟社會發展因此遭受的拖累計入賬冊，從宏觀層面看，很可能得不償失，眼下必須為此創造條件、尋找契機。
高培勇認為，當前中國稅務當局不能再迴避以下一連串問題：“稅收實際增收率有了極大提升之後的實際稅負水平，究竟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稅負水平？是不是與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由此帶來的企業和居民所承擔的稅費總體負擔的加重，我們又該採取什麼樣的舉措來應對？本應植根於一定的經濟社會體制環境並應隨著經濟社會體制環境的變化而相應調整的稅收制度，是不是應當做出與時俱進性的調整？”
高培勇曾在《經濟》雜誌發表文章表示，任何一個國家的稅收制度，總要“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做相應調整”。他認為，這10年來，中國現行稅制雖然免不了修修補補，但基本的格局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比之下，中國經濟社會環境所發生的變化絕對可以用“巨大”來形容。
高培勇表示：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最大難題，就是稅收因此減收以至財政赤字加大，但他補充指出：“以改革促增長，以改革促發展”的繼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安排，顯然是一個適當選擇。
日前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實施稅收制度改革，輿論認為這預示著新一輪稅制改革即將啟動。
高培勇，男，1959年1月生於天津市，漢族。1991年至199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兼任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財政理論。
在中南海智囊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無疑是最有分量的經濟學者之一；吳敬璉不拘泥於研究市場經濟，自2002年以來，他把精力致力於法治和憲政研究，他的文章和言論中越來越多地出現法治、憲政、民主這樣的關鍵字。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不少內容其實都涉及“法治”的範疇：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保護公私財產權等。吳敬璉即表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現階段應該放在法治建立的基礎上，否則中國隨時會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沼。
吳敬璉日前接受中新社訪問時指出，中國的市場經濟已進行了２５年，很多子系統已經建立起來，但整個經濟的運轉還有很多問題，多年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也仍在積累，給中國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發展帶來隱憂。他認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現階段應該放在法治建立和健全的基礎上，否則就會出現打亂仗的局面，變成一種“壞的市場經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但“好的市場經濟”並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法治環境。
他分析說，要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需要做幾個方面的工作，其核心部分是要建立一套法律體系，在統一的法律框架下，一切人的行動不服從任何其他權威，只服從法律。但有法律不等於就有了法治，一方面，要使法律符合公認的正義，要符合人類歷史上形成的所謂政治文明所規定的最重要的準則，同時還要保證規則要透明；另一方面則要保證執法的公正、公平與公開；此外，還牽扯到公民力量及社會輿論監督等。
雖然以前有許多中央領導對他提出的看法往往並不以為然，但他所提出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張，例如如1984-88年間的反通貨膨脹主張，1989-1991年期間的“市場整合解決法”等，都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吳敬璉親歷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大、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報告的擬定。
吳敬璉是中國經濟理論界“市場經濟論”和“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 他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堅定支持者，早在90年江澤民執政時期的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上，由於88年的通貨膨脹問題，有經濟學者提出經濟改革還是必須堅持計劃取向、堅持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當時吳敬璉旗幟鮮明的指出，出問題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是次會議後，吳敬璉就多了個外號——“吳市場”。
和一般的經濟學者不同，吳敬璉沒有把經濟和政治割裂開來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他高屋建嶺的分析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他認為，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中國迫切需要做好兩件事：努力保持起點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他認為這是中國避免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沼的惟一路徑。
自97年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以來，已經有6年，法治建設仍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法治國家的建設必然會觸及中共的執政，這是不為中共所允許的，吳敬璉關於建設市場經濟必須法治的理論必然會被中共所排斥，雖然建設法治國家目前來看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中共為維護其執政，也必然會在一定限度內的建設法治國家。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生於江蘇南京市。195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多項議決，以排除一些妨礙市場發展的”體制障礙”，在產業政策方面的建議，不少都是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劉世錦。
三中全會上通過：要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中國產業政策權威劉世錦，早在2002年3月26日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經合組織聯合舉行的專題國際研討會上已經提出類似建議。
劉世錦說，加入世貿後，政府保護市場的傳統方式基本上不再適用；政府支援國內產業，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方式必須改變，政府必須改變過去保護市場，直接補貼等辦法，將重點轉向促進改善企業治理結構。
從事產業經濟研究廿多年的劉世錦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在維護公平競爭、保護與鼓勵技術創新、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等方面努力；他指政府涉外經濟管理的角色和方式必須轉變，從以往單純的管理者轉變為管理與服務並重。
同時，劉世錦也批評不少政府官員未有足夠的法治觀念，他認為政府人員必須依法行政，克服管理的隨意性。隨著政府涉外經濟職能的轉變，政府涉外經濟管理的機構設置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因此他認為，入世後，政府的職能應該轉入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實行市場的規制，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促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
三中全會肯定了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又稱要“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這恰恰就是劉世錦一直建議的方向。
三中全會又決議要“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而其中兩大主要任務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
劉世錦多次強調，要加強住宅、汽車等行業的產業政策。他認為中國政府任務繁多，應優先推進那些與高增長行業發展直接相關的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有市場需求，能夠帶來顯著的增長效應，能為其他方面難度較大的改革創造條件。
劉世錦表明，中國政府應該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逐步將增長經濟動力的重點轉到高增長行業。
11月6日，在珠海舉行的世界經濟發展宣言大會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要求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簡化外商投資審批程式，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為投資者創造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經營環境。這說明當前中國政府注重經濟體制改革中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也再次肯定了劉世錦的觀點。
劉世錦，男，1955年1月。1994年4月加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任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宏觀調節研究部副部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局長。
金融體制改革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攻堅戰中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堡壘”，也是擺在新一屆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戰。中國人民銀行（央行）金融穩定局長謝平認為，這場改革的突破，就是要完成政銀分開，清除其本由政府擔負的社會職能，讓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按照現代商業銀行的運營機制運行。
中國國務院在10月20日召開的經濟座談會，謝平是其中獲邀的學者之一。同日，謝平被委任為中國人民銀行（央行）首任金融穩定局長。據瞭解，金融穩定局作為央行新設部門，金融穩定局職責新穎複雜，極具挑戰性。該局的主要職能在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協調發展、研究金融業的改革發展規劃、對金融系統的風險進行評估、研究並實施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措施等。
謝平近日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採訪時提到了日後中國金融業改革的重點：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推進銀行監管體制改革；加速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
謝平表示，在加入ＷＴＯ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金融業改革已初步取得一些成效。但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日後的金融改革仍將將面臨艱巨任務。
事實上，中國官方也肯定了謝平在這方面的觀點：中國官方《瞭望》周刊不久前發表文章稱，“我們無法否認，改革面對著巨大的體制障礙，存在著明顯的遲滯，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速度和效率。”
《瞭望》文章認為，改革以來中國金融資產在數量上增長驚人，但從質的角度考察，問題突出表現在金融機構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經營活動高風險、高成本、低效益。加上政策性職能與商業職能相混淆，導致金融資產質量不斷下降。
不過，該文章也警告，金融秩序很不穩定，稍有風吹草動就能引起市場波瀾。文章認為，政府往往就不得不加以干預，但在穩定秩序的同時也抑制了市場的正常發展。
謝平認為，從銀行目前的不良資產情況、國有銀行的改革、銀行監管水準來看，中國銀行業風險的問題，可以說是在好轉。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步伐和內部管理在加強，不過他同時也承認，國有銀行的改革仍須繼續深入。
其中針對國有銀行的改革，謝平提出，爭取用５年時間，按照商業化、股份制和現代化的要求，分步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綜合改革。同時，繼續規範股份制商業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推動部分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上市；鼓勵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市場原則進行業務聯合，促進城市商業銀行把業務重點轉向為中小企業、個人提供金融服務；
前不久謝平在《上海證券報》上撰文表示，當前金融體制改革應重點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就是深化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完善銀行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這是提升金融業生產力的關鍵一步；要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處理不良資產、核銷損失；補充銀行資本金；要完善商業銀行改革的各項配套政策措施。通過股份制改造,有條件的可以上市。
有評論認為謝平的官方身份由此發生重大轉變：由學術研究型官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轉換為決策行政官員金融穩定局局長。按照經濟學常識，金融是經濟的血脈，央行是金融的心臟，這就意味著48歲的謝平被推到了中國經濟關鍵部門的關鍵崗位。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中國的金融改革，謝平絕非局外人。
謝平，1955年7月出生在中國浙江省溫州市，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
營企業問題，一直是一個難以理順，糾纏不清的問題：新一屆中國政府似乎要著手處理這個燙手山芋；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從法律上確立非公經濟的地位，甚至要把私有產權的合法權益寫入憲法；這都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一直提倡的觀點一致。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一系列決策：“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無疑是一大突破：在未來的20年，解決中國龐大的人口就業問題，非公有制經濟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呂政早於前總理朱鎔基時代已經被公認是研究民營經濟的翹楚：朱鎔基曾邀請呂政參加2002年6月24日在中南海召開的經濟工作座談會。2002年11月，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採訪時，他就已提出：中國的就業（問題）必須靠民營經濟（才能解決）。今年10月20日，呂政也再次成為新任總理溫家寶的座上貴賓。
中國過去產權不清晰，部份政府資本的代理人通過各種巧取豪奪的手段，把公有財產據為己有；另一方面，不少公家機構亦利用產權不明確的漏洞，侵吞了一些民營企業家多年努力的成果。在社會主義中國，推進民營企業發展畢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問題。
但正如呂政所指，中國政府必須明白，民營經濟才是真正釋放資本力量，解決中國高失業問題的最後答案。目前官方承認的失業率已達到4.2%，比2001年的4.0%又高了一些；但這還把未有登記或不在城鎮的農村失業人口計算在內。
在2002年，當時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鼓勵和引導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問題研究》課題組組長的呂政指出：應該給私營企業以平等產業准入待遇，當務之急是要向私企開放更多的產業投資領域。
呂政當時已經建議，中國私企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頭等問題就是“融資難”；所以，政府必須完善對私營企業金融支援的法律法規建設。
他指出，中國政府必須完善中國銀行體系建設，設立專門面向中小企業的銀行（這種銀行最好是民營銀行）；發展各種類型的企業貸款擔保機構；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建立健全私營企業金融支援社會輔助體系。
呂政建議：中國政府應該把目前的一些壟斷行業的企業變成上市公司，藉此民間資本可以通過購買股票的方式參股；或是將這些大型壟斷行業企業變成股份公司，公司是國有的，但同時允許民間資本進入；他還分析指出，中國的民航、港口、鐵路等行業都出現自然壟斷，只有通過上述才可讓民資有機會進入市場。
呂政提出的問題，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均有所回應；全會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准入”和“同等待遇”問題，並提出：“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
《決定》又說明：要“放寬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並指出“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中國新任總理溫家寶主理的政府，決定要支援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做強做大。
2001年，前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呼籲民營企業家入黨，但中國涉及民企剝削員工權益的醜聞不斷；2002年，中國影星劉曉慶的公司涉瞞稅超過一千萬人民幣；2003年上海又爆發周正毅案；上海商人周正毅涉及不正常銀行貸款及不公平房地產交易，而所謂“官商勾結”的問題又再浮上卓面。
對於這方面的問題，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指出：“非公有制企業要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保障職工合法權益”。
呂政，1945年出生，1981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現任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工業研究與開發促進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