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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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的历史原因

 

2005-03-28 炎黄春秋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但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写给林彪?要弄清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的影响。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

 

同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冈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到武汉,参加了织布厂的工作。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毛泽东早在1920年至1921年就同恽代英、张浩有交往。他对恽、张都很器重。

 

到了60年代,恽代英和张浩早已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学生和弟弟林彪还在。毛泽东所以把这封信写给林彪,不仅因为林彪是当时军队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把林彪引为同志和知己。在他的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尽管1917年互助社成立时,林彪实际上只有9岁,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已是互助社的成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