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2010-1-4
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核心提示：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近日被整理出来。谈话内容是有关科技人才培养问题。钱学森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人民日报11月5日报道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记取钱学森对这个国家的发问
昨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他一生传奇，成就卓著，荣誉无数，国人引其为科学的骄子、民族的脊梁与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朴素信仰，怀尖端科学造诣而穿越政治的波诡云谲，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居功至伟。他的离去，是中国科学界巨星的陨落，当为国人深切缅怀。
在高深的科技领域之外，晚年的钱学森为公众所铭记，还源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秉直建言。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今，科学大师离去，他向这个国家的发问，却少有人能直面回答。
钱学森的一生，其实就可观照这个“出大师”的中国难题。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的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师大附中的中学六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求学历程。自由的学风，创新的欲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环境，使他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今天人们缅怀钱学森，把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当成主线。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线索。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仅仅凭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造就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作为国人典范的钱学森，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功臣。他必定是在天赋之余，得到了一位科学家成长所适宜的土壤和空气，才有机会成为后来的科学巨星。因此，他的成才之路和感同身受，才更值得世人倾听和冥想。
这个解开了无数尖端科技难题的科学大师，把为什么中国一直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抛给了公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真的是要向大家讨要一个未知的答案，甚至，或许答案就在他的心里，而这不过是晚年钱学森的一句浩叹。2006年末，总理温家宝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钱老的这个问题求教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如此种种，不知钱老是否满意。
而就在钱学森提出大师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关心教育、关切国运的人士求解。他们说，大师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他会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无论何种模式的灵魂塑造、思想灌输，都必同于对大师的戕害。他们说，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后，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扼杀，是权力通吃对大学的污染和毒化。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几乎就是对“中国何以不出大师”这样务虚的发问最直白的回绝。
一位科学老人的逝世，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相问，衍化成我们绵长的思索，而真诚无疑应该是后人缅怀的起码前提。钱学森把他一生最精彩的部分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没有理由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去向和前途。当我们民族的智慧足以向月球迈步，如何“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应该在智力范畴内去读解，而更应该在历史正义和现实政治中去敲问。“出大师”不过是对钱学森晚年良苦用心近乎功利的概括，而记住这个问题、思索这个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寄寓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接续他对家国的赤子情怀。（摘自《南方都市报》）
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密码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10月31日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轨迹。
钱先生一生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的民族英雄；而且他走过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学术的成就还是幸福的婚姻，也都堪称典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望钱学森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是否也有值得教育界、学生父母和莘莘学子领悟和思考借鉴之处？
北京一夜入冬。11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生们早早聚集到了钱学森展览馆门外，悼念他们的杰出校友钱学森。学生们默默地将黄白菊花摆放在钱老的铜像前，附中校长刘沪说：“教育是一种传承，钱老在师大附中成长的故事会留存在孩子们的心里，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做人和做事。”
钱学森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不久前，钱老之子钱永刚先生代表钱老将他的师大附中毕业证书捐赠给母校，作为钱学森展馆的镇馆之宝。我校也精心制作了一个青铜雕塑——师大附中老校门，准备在钱老98岁生日时赠送给他。”刘沪说，没想到这时候却传来了先生逝世的噩耗。
钱先生一直情系母校。刘沪11月1日前往钱先生家吊唁时，遇到了钱老的第一任警卫。老人说，钱老每次路过附中老校址，都会指给他看，“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1955年，从美国归来刚到北京不久，钱学森就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生活，他总是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11月2日，在第一次对社会开放的钱学森展览馆里，展示了大量钱学森出国留学前的故事。这些故事给当代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
“纵观钱老的一生，德智体美无不达到顶峰。”刘沪校长说。
钱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怀一直令国人感动和钦佩。“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钱老曾经这样回忆，在他心中，祖国最重。
钱学森是中国的科技巨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10月22日，2008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谈到“国人不必为没有诺贝尔奖自卑”时举例，“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般诺贝尔奖得主”。
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这20位巨人中第一位是爱因斯坦，之后是玻耳、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是20位巨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出生于20世纪初的钱老，经历了时代变换的风云，承受了科学研究的辛劳，其生命轨迹却长达近1个世纪。刘沪认为这和他从小热爱体育运动不无关系。
同时，钱老喜欢画画，而且画技不俗，还擅长吹圆号、吹口琴。热爱艺术的钱老一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2005年7月29日和今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刘沪校长说，钱老与歌唱家蒋英一生伉俪情深，而艺术是二老夫妻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
“教育的成果是滞后的。”刘沪认为，从钱学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的教育是成功的。
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 不搞考前突击和死记硬背
“钱学森学生时代没有那么重视分数。”刘沪介绍，考试前，大家都在操场上打球，不到天黑不回家。
据钱老回忆，当时师大附中对考试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学生临考试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如果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同学们反倒瞧不起。
钱老甚至蔑视分数。
据介绍，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刘沪说，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它只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
像钱学森这样举世公认的创新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通过钱老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的故事可以看出，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其实他们的“玩”就是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制作标本，钱先生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很带味”；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先生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先生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钱老1984年4月20日接受北京师大附中教师访问时说，当时附中的选修课很多，“每天中午大家吃了午饭，在教室里互相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什么都有……”
老师们也是这样教育学生，著名数学教师傅仲孙先生提倡创新，在给学生的测验评分时独出心裁，如果出5道题，学生都答对了，但解法平淡，只给80分；如果答对4道，但解法有创新，就给100分，还要另加奖励。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流行大学基础课下移到中学开设，并把成绩作为选拔大学生的重要条件。而80多年前的北师大附中就已经在开设大学课程了。像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等知识，或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或单独开设选修课；文史哲等方面的课程，更是广博、精深；外语课的教学标准高，培养的学生能力强，还开设了多个语种。钱老上高中时，有些课的老师就用英语授课了。高二时，钱老选择德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钱老曾向附中的老师回忆：“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了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钱学森的父亲也给他在课外找老师补课，扩大知识面。当时，教育家林砺儒是钱老的校长，却不是他的任课老师。为此，钱学森的父亲特地找到林校长，请他额外辅导自己的儿子。
林校长并没有答应下来，而是出了几道题，要考考小学森。两个大人正在聊天，却发现小学森跑出去玩了，而他的答题卷子却放在桌上。他的解答深得林校长认可，于是，林校长收下了这个学生，教授他伦理学。
教育家办学深深影响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中学时代的6年里，他虽没有跳过级，但是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德智体美均衡发展，为以后的大学、研究生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学森回忆母校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教过他的老师。他时常回忆起中学时代的情形：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讲附中那时的情景，有点像神话，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给钱学森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教几何的傅仲孙老师。
一次，傅老师说：“你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他一再强调，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拿到火星上去它也是如此。钱老回忆，傅老师为了强调几何理论的正确，还诙谐地说，不但人相信，鬼也得相信，连鬼的儿子都得相信。
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大师的培养模式能否复制
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也有人悲观地说“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既然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曾经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人，那么这样的教育理念能否复制，当年培养钱学森的理念是否过时了呢？
“其实，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各类人才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刘沪说，也就是，各种资质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现在和过去是差不多的。按照刘沪校长的理论进行推论，过去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现在也应该能培养出大师。
但是，大师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
这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刘沪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的教育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竞争意识、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对子女更高的期待、全社会的舆论环境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教育变得更加功利了。
学校的北大、清华录取率不高，没有考出个状元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学校不行了”，学生考试没考好，哪怕是一次没考好，学校和家长都会不答应。
钱老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善于主动学习，而在如今这种分分必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下，学生哪有时间博览群书、醉心实验呢？
人们忘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我们现在太强调‘不能输在起点上’、‘不能输在跑道上’，但其实，只有真正跑到终点的才是胜利者。”刘沪说。
晚年的钱老，始终关心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杰出人才的培养。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钱老的关心，总理的焦虑，正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按照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西安交大办了钱学森班，以期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而先生一直忧心而且一直反对的中学教育的唯分数论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许是钱老一生最大的遗憾。
大师走了，他的遗憾成了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待解的难题。（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