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情仍处于新的量变中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说“滞后”，有人说“正到位”；有人强调“普世价值”，有人强调“姓社姓资”。无非仁智互见。要大胆敢闯，既要避免风险又要不惧风险。进一步解放思想，杀出条血路来。不能因为某些舆论把“全盘西化”等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消极观望不前；应坚持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大胆进行探索实践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之所以备受瞩目，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缘由，在于这份文件的５６条纲目，无不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国情和世情做了客观、务实的判断和科学把握,谋划了科学发展的蓝图。这份文件究竟是怎样科学把握国情和世情的呢？对此，本刊以“中国的‘变’与‘不变’”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以系列论坛文章,进行多视角探讨。敬请关注。

　　我们的国情：仍处于新的量变中　　

　　特邀嘉宾·语萃

　　朱相远（原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八届民建中央副主席）：正如邓小平的预言，要到本世纪中叶，当我国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才能由量变引起再一轮新的质变。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教授）：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事实上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事情做好了，就必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曹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是推进党务公开的重要举措；“票决制”普遍实行，成为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进展。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由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享有更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政治民主权利得到了有效的实现。

　　■“十一五”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人民和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主持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我们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那么，这些历史性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陶文昭：“十一五”以来，我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执政能力，繁荣思想文化，使现代化建设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一是推动科学发展，中国GDP总量跻身为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过去五年最突出的成就是发展。“十一五”期间，中国GDP总量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从世界第四跻身为世界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十一五”期间初步展示了这种趋势。这期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战略措施，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初步扭转了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势头。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中央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免除农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以及试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了“以工哺农”的新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二是促进社会和谐，重视改善民生，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善。“十一五”规划首次单列了社会建设的指标，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等方面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此指导下，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从2006年到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如今我国人均GDP超过3700美元。这几年，中央财政向民生领域倾斜的力度逐年增大，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财政收入虽然一度困难，但民生投入不减反增，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增长了31.7%。这切实体现了执政党重视改善民生的决心。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富有活力的流动之中，人们享有着从农村到城镇和大城市的迁徙自由。

　　三是提升执政能力，我们党和政府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十一五”期间，国际国内皆不平静：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停滞，这使已深深融入全球化之中的中国难以独善自身，尤其是与外贸相关产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国内，雨雪冰冻灾害，大旱洪涝灾害，尤其是汶川、玉树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党和政府冷静应对、果断决策，实现了最艰难之时“保八”的目标，成为国际抗击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此举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极大的社会动员力，更加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

　　四是繁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有显著的改变。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谐文化等新理念的实施，我国在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上掀起了新热潮。据统计，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达22%，高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成为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形势下，文化产业逆势上扬，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等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速，2009年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覆盖率达到90%以上。人们享有更多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享有更多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政治民主权利得到了切实的实现。那种认为“中国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的论点，显然是有违事实和站不住脚的。

　　当然，这期间也有不足：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二是民生问题。我国的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上还是偏低，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就业、上学、住房、看病等民生问题，还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面对国内国际的复杂局势，我们党牢牢掌控中国发展的航向，牢牢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显示了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

　　主持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面貌在近几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曹普：如今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具有7800万成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这几年党的自身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执政理念和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提高。面对国内国际复杂局势，我们党牢牢掌控中国发展的航向，牢牢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显示了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一五”期间党内民主扎实推进，这体现在：

　　一是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201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外宣办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等中央部门的11位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引起广泛瞩目。这标志着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此后，一些地方党委纷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与中央呈相互呼应之势。可以说，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党内情况通报制度的健全，成为执政党向民众开启党务公开、接受监督的一道闸门。

　　二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在一些县（市、区）扩大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2008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对任期制作了具体规定，目前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正在全国普遍推开。

　　三是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和党内选举办法，改进和规范选举程序和投票方式，改进候选人介绍办法。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2008年7月，贵阳市在全国首次举行“公推直选”县委书记活动。2009年7月下旬到8月底，江苏省南京市的363个社区党组织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一个省会城市、在如此之大的范围内进行基层党组织直选，这在全国是第一次。

　　四是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行和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目前，“票决制”已在干部任免中普遍实行，成为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进展。

　　■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取得巨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那么，“十一五”期间我国取得巨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

　　曹普：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执政60多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执政党。党的自身建设搞得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党领导的经济社会事业就欣欣向荣，兴旺发达；否则，就会走弯路，就会遭受挫折。“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的根本保证。

　　■中国GDP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仍是处于新质态下的渐进量变之中；我们这个大国，只是发展中国家之最大

　　主持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完成十一个五年计划（现称规划）。那么，如何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其间的变化？

　　朱相远：我认为，从“一五”到“十二五”，是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量变就是内涵不变，只是不断外延，表现为渐进的量的变化。质变则是渐进过程的中断，由旧质态向新质态飞跃，产生了新的内涵。其后，新质态事物又在自身新内涵基础上，开始新的外延、渐进与量变，直到发生下一轮的飞跃与质变。我国的“一五”至“五五”，仅是个量变过程，直到“六五”才发生了质变，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飞跃，从此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主持人：最近，也就是在“十一五”规划全面胜利完成的最后时刻，我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而居世界第二。有舆论认为，中国发生了“质变”，已成为“发达国家”。那么，到底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

　　朱相远：这本是料中之事，我们一直以低调泰然面对。然而，国外却借机掀起一番狂热的炒作。其中，善意赞扬者有之，酸意妒忌者有之，惧意警惕者有之，恶意捧杀者有之。那些早就存在异议的领土纷争、汇率调整、稀土出口等等，皆被炒成中国发生了“质变”，变得财大气粗、过于自信、盛气凌人、武力威胁，简直就要同美国争霸世界了。这种貌似赞扬的炒作热议，在国外，能误导某些周边国家的紧张与疑虑；在国内，也会引发一些人的自满情绪。一个长期仰人鼻息，后又埋头追赶的民族，常常经得起打压，却经不起吹捧。一旦得到国外舆论如此的热捧，很容易产生扬眉吐气的亢奋，甚至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狂躁。对此，我们必须以东方的大胸怀与大智慧，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管你如何赞扬、妒恨、热捧、疑惧，我们仍坚守邓小平的遗训，韬光养晦，专心致志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因为，自“六五”以来，我们已完成由旧质态向新质态的飞跃，一直处于新质态下的渐进与量变中。我们的人均GDP、经济效率、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力、文化软实力、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力等，依然很低，有的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我们这个大国，只是发展中国家之最大。切莫因GDP总量超过日本，产生错觉而飘飘然起来。有史为鉴，我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出口强劲，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因脱离全球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综合国力不堪一击，后竟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可见，经济总量的排次又有何用？看来，正如邓小平的预言，要到本世纪中叶，当我国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才能由量变引起再一轮新的质变。

　　■惟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才是以量变求质变、从渐进到飞跃的不二路径

　　主持人：迎接新一轮的质变，很让人振奋，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应抱什么样的心态？

　　朱相远：我们要做到自信而不自满，自豪而不自傲，还必须坚持以往一贯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感”；我们应时刻警醒地意识到吊在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悬剑——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突发性事件频发不止，腐败照旧蔓延，就业同样严峻，诚信未有改观，资源更加匮乏，等等。就在我国经济总量刚跃升世界第二的同时，我国的“企业受骗率”，也刚好超过巴西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无处不在的欺诈行为，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我们在意识到西方舆论硬给中国贴上“发达”标签时，还要清醒地觉察到，眼下有股暗潮正在涌动，这就是有些异常的“移民潮”。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正常现象，但我国移民中出现“结构偏移”：过多的中产富裕阶层与学生尖子，争相移民欧美、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等国。他们带走的是财富、资金与人才，留下的却是担忧与不信任感。他们仍抱期待的观望心情，企盼国内能稳定发展，以便再作选择。面对如此冷峻的现实，我们切不可因赞扬而忘乎所以。惟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这才是以量变求质变、从渐进到飞跃的不二路径。令人鼓舞的是，“十二五”规划建议案中，对此已作出了部署。

　　总之，应记住一句俗话：“不挨骂，长不大”。我们应专心追求在量变过程中，不断出现阶段性的小质变，最后导致飞跃性变革，终将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这才是古老东方文化大国应有的气度与境界。

　　■不能因为某些舆论把“全盘西化”等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消极观望不前；而应坚持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实践

　　主持人：当前，社会上对政治体制改革议论较多，意见也不尽一致。我们注意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对此该怎么看？

　　朱相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说“滞后”，有人说“正到位”；有人强调“普世价值”，有人强调“姓社姓资”。无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有个进一步统一认识的问题。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稳妥”，更要“积极”，因积极放在稳妥之前。所谓稳妥，无非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现实经济基础，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不能脱离大局稳定。我们当然不能盲目硬搬、模仿西方的各项政治制度，而忘掉坚持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但在稳妥的基础上，更要积极。积极者就是要大胆、敢闯，既要避免风险，又要不惧风险。进一步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不能看到国外某些舆论鼓吹“全盘西化”来等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因此消极观望不前，而应积极坚持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大胆探索实践。

　　■“十二五”规划建议突出行政体制改革，强调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重点，这是深谋远虑和切实可行的举措

　　主持人：“十二五”规划建议就未来五年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明确的部署，第41条还集中归纳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这其中蕴涵着怎样的深意？

　　许耀桐：这体现了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的鲜明特点。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强大动力。为此，建议指出，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表明我国的体制改革就其宏观性而论，涵盖到四大领域，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在四大改革之下，还有方方面面的改革，构成一个改革系统。行政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它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重点。突出行政体制改革，强调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重点，应该说是深谋远虑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党政关系、党法关系等等重要方面。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有了坚实的支点和牢靠的抓手，也更加务实，更加稳妥。

　　主持人：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精神，今后一段时间里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重点，那么，具体该怎么着手推进？

　　许耀桐：一是转变政府管理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转变，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二是转变管理重点，解决政府职能的“越位”问题，要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坚决移交出去，实现“退位”；解决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按照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管理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实现“正位”；解决政府职能的“缺位”问题，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必须努力解决，而且要坚决管住管好，实现“补位”。

　　三是转变管理方式，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保留下来的必须是必要的行政审批，也要规范审批行为，完善审批方式，明确审批责任，提高审批效率；还要加快转变政府市场监管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方式。改进市场监管方式，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完善市场运行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规范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等等。

　　四是提升管理效能，要着力改进政府运行效率低、成本高的状况；全面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实施工作目标责任制，严格考核奖惩和监督，加强责任追究；进一步优化政府结构，减少行政层级，实行省管县体制；等等。

　　不难看出，上述内容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事实上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事情做好了，就必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也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更大发展奠定基础。（主持人：李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