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与考古

 
程美云
春秋战国至秦以前，印章称为“鉩”或“”。秦统一六国，皇帝的印信称为“玺”；官、私所用的均改称为“印”。至汉代，官印中始有称“章”或称为“印章”。唐代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后，认为“玺”音近“死”不吉利，遂改名称“宝”。此后至清代，凡是皇帝所用的印章一般都称为“御宝”，或称为皇帝的凭信。唐以后，官、私所用印别有“记”、“朱记”、“关防”、“图章”等名称。元代的印章一般上刻有楷书姓氏，下刻有“八思巴文”或“花押”，因此元代的印章亦别称“元押”。最原始的印章是用粘土制成的，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章，后有牙、角、水晶等，元以后石章盛行。印章的文字形制，随时代而变化，风格各有特点。
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物件、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而官印又是权力的象征。后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印章改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品。古印章是历史考古的重要物证，一直被人们誉为“方寸的刻字史书”。印章的作用多种多样，对考证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人名、籍贯、字号，生卒年、月、日等，均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仅列举几个实例，佐证古印章在历史考古中的作用。
一、证实中、日交往历史的“汉倭奴国王”金印
1784年，日本有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水田的泥土里，偶然拣到一方五个阴文篆字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汉光武帝)赐以印绶。此印绶即“汉倭奴国王”金印。因倭奴国的“倭”字，可省笔作“委”，故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即为印绶。可见，我国史书的记载与日本国金印实物的出土是相吻合的。这就强有力地佐证：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始于汉代，迄今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1931年，日本国将此印正式定为国宝，现藏于日本国福冈市美术馆。
二、纠正误记南越国王之名的金、玉印章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几方印章。其中，有一方金印阴刻“文帝行玺”四个篆字，另一方玉印阴刻“赵目未”二个篆字。此墓主人赵目未是我国西汉初期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三中的《南越历传》记载：南越王文帝名“赵胡”。而墓中玉印刻的则是“赵眛”。这就十分有力地佐证：南越王文帝的原名应为“赵眛”，而《史记》却将其误为“赵胡”。误记迄今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南越国王之名，终于得到了纠正。
三、考证名人卒年时间及字号的藏书古印
莆田明代著名篆刻家魏植的生年清楚，但卒年不详，或说法不一。如199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记：“魏植生于(1552—?)字楚山，一字伯建，莆田人，善刻印”；方去疾编著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记：“魏植生于(1552—1629年)尚健在，卒年不详……”；而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篆刻字典·印人小传》则记：“魏植，字楚山，一字伯建，福建莆田人，生于(1552—1630年)尚健在，卒年不详……”其中魏植的卒年均为约略的推测。
但在清朝末年，莆田城内秀才、碧藏楼主人、古印收藏家游定远，收藏有一方魏植为邑人著名藏书家林铭几篆刻的阳文“林铭几印”。该印边款刻有：“乙亥余月篆，八十四叟魏植”的款识。据查，“乙亥”为明崇祯八年(1635年)，“余月”为4月。此印可以证实：至1635年4月间，魏植仍然健在，比有关书籍所约略推测的卒年时间延长了5岁。这是目前发现最接近于魏植卒年的一方古印。
清代篆刻家黄士陵，字牧甫。有关书籍对魏植去世的月、日不清楚，曾出现误记。如在1986年第1期《书法》杂志的《黄士陵家乡所见》一文中记载：黄士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正月初四逝世”。而上海著名篆刻家、玺印鉴定专家韩天衡却征集到一方黄士陵为著名书法家方文寯所刻的阴文石印，印文为“新安方文寯字彦伯印”九字，其中印的边款有黄士陵自刻的“戊申五月”的款识。这毫无疑问地确定：黄士陵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五月份时，还在为人刻印，并非“正月初四逝世”。而且，从“新安方文寯字彦伯印”的印文中，还可以获知方氏又字“彦伯”，这也填补了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与199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等有关书籍所记：“方文寯，字啸琴”之不足。
四、解开大西王朝铸造钱币之谜的铜印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著名古钱币专家丁福保编著的《古钱大辞典》记载：“西王赏功泉(钱)，乃张献忠所铸，分金、银、铜三种，用以赏功者……惟‘西王之宝’独未发现，岂‘西王赏功’即所谓‘西王之宝’欤?是尚待考证也”。
张献忠究竟是铸“西王赏功”和“西王之宝”二种钱，或者“西王之宝”就是“西王赏功”钱，连古钱币研究专家只能猜测，无法作出明确的结论，因为迄今为止还未发现“西王之宝”钱实物，所以张献忠有没有铸“西王之宝”钱一直是古钱学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1998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印章目录》一书，在其中的《明末农民起义政权官印》里收有一方张献忠大西政权所使用的阴文铜印“西王之宝”。据此可证，原来张献忠所铸的“西王之宝”是铜印，并不是钱币，几百年的钱币之谜终于被一枚铜印所解开。
五、标明名人出生籍贯与族系的石质篆印
据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飞鸿堂印谱印人传》中记载：著名篆刻家“林皋，字鹤田、又字鹤颠，籍贯常熟”；《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一文中也记述：“林皋，(清)，字鹤田、又字鹤颠，江苏常熟人。工篆刻……”。以上二文均认为林皋原籍是江苏常熟人。但是，从林皋自刻自用的一方阴文石质篆印即“莆阳鹤田林皋之印”八字与一方阳文石质篆印即“九牧后人”，却标明了林皋原籍是福建莆田人，后徙居江苏常熟，而且林皋还是莆田唐“九牧林”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