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史话

我国的印章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便有了印的前身——“鉥”。“鉥”最早是用作标志，后来因为实用，就拿来作交易上的信物、官方授与权柄的代表物，此功能一直延续至今。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称天子，并用玉做“鉥”，称为“玺”或“玉玺”。从此，原本无贵贱之别的“鉥”开始尊卑有序了。“玺”成为天子之“鉥”的专用词，士大夫及平民阶层便以“印”字代替“鉥”，于是，后世通称的“印”应运而生。到了汉代，等级制度更加严格，食朝廷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吏为了显示与一般人的区别，其“印”便改称为“章”，这就是后世“印章”合称出现的前奏。
后来，印在各个朝代又有了不同的名称，如，因为纸的出现，在白纸上加盖朱红的印章，非常悦目，即“濡朱”，于是印又被称为“朱记”，或简称为“记”。而宋代时，许多人开始在自己收藏的字画、书籍上加盖印章，因为加盖的对象是“图”和“书”，合称“图书”，所以，印章后来又有了“图章”之名。此外，印还出现了“花押”、“戳记”、“戳子”、“手戳”等名称，可能因为过于通俗，与文人墨客的雅事不符，最终不如“印章”一名为人喜闻乐见。
自古“鉥”之后，印章不仅在名称上尊卑有别，在印材质地、规格字数等方面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如皇帝用玉做“玺”，官绅用铜制“印”，普通人用木、牙、角、竹等刻“章”等；印的大小、字数，甚至印缓，便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不能逾越，如官印一律以“方寸”为制。而且，朝廷还设有“符节令丞”等机构和官职，专门管理宫中及群臣的官私印信。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随着纸的发明，以及印材的增多，普通人也可以不必借助工匠之手，自己学习雕刻技巧，篆刻印章，拓印在纸面上欣赏，使印章由纯粹的信物演变成与书法、绘画并列的文化艺术了。
●李然
印章史话 (2007-05-14 18:01:16)
分类：金石斋(方寸之间,品位人生)
印章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至于印章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几千年来谁都没有说清楚，它始终是一个谜，而人们又总想解开这个谜。于是，从早先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近代具有科学精神的探讨，演绎出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
印章的神话传说
关于印章的起源问题，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字记载是在汉代编写的纬书《春秋运斗枢》和《春秋合诚图》中。《春秋运斗枢》是这样说的：“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说得更有声有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上述两种说法，显然把印章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了。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谬的，但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
此外，还有把印章说成是起源于殷墟甲骨的契书和青铜铸造的铭文，这就比较现实一些。把印章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刻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印章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材料的制作、镌刻一直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没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就没有印章。但这仅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阐明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出现的印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诸说，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此一问题。
印章的产生源于制陶
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如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
陶玺应该有两种涵义。其一指玺印的质地为陶，由粘土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结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压泥陶上文字或徽记的经印。这些文字或徽记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称或标记。
印玺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
印玺的形成与货物、与属于私有财产的奴隶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以证明物归谁主的印章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就仅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工商食宫”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即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由于商品经济不发展，当时独立经营的手工业和商业极少）的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才有了凭信的作用。
中国印章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体现历代印章制度、文字演化和镌刻风格流派的衍变之外，印钮的装饰也自筑体系而构成了富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内容，而且，印钮的发展与演变也同印章章法、字法、刀法一样，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即实用性时期和工艺性时期。
当然，现今印学界对印钮的研究，也有从分类开始的，但分类的方法各人不一样，例如台湾王北岳先生将印钮分成立体钮、平钮（博古钮）、薄意钮三大类，各大类又分出一些细目；黄尝铭先生将印钮分为钮头雕、全面雕两大类，大类之下还有八小类，等等。而且，分类的对象只是雕塑钮，不包括金属钮；从年份上讲，也仅仅是工艺性时期（确切地讲是明清以后）的。印章收藏爱好者对印钮的认识，不能光停留在这横向的分门别类上，而应该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去作全面的了解。
实用性时期的印钮
印钮，古时也称“印鼻”，指的是印章的顶部。唐朝以前，印章都是随身携带用的，所以必须使印顶有个孔，藉以系穿绳绶，这就像人要让牛跟着自己走，就用绳子穿在牛鼻子上一样，于是，就有了“印鼻”之称。中国古代最早也最简单的有孔印顶——“鼻钮”之称，也由此而来。“钮”，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释义：“凡物之钩固者皆曰钮。”有孔的印顶是用来穿绶带，将印章系固于腰间的。因此，又有了“印钮”之称。这说明，印钮与印章的篆刻一样，最早都是以实用性为主，只是到明清时期，印章篆刻由实用性转向艺术性为主时，印钮才由实用性发展为工艺性，而这些变化又大都以石质印章的出现为转移。
实用性时期的印钮又可称作“古印钮”，它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即：体积小（一般都不超过2×2×2立方厘米）、穿孔、金属或玉石质地，并以铜质为主，只是到实用时期的最后阶段即隋唐宋元时代，印章体积变大而用木匣保存时，穿孔才消失，但匠人们“行活”的征状（包括铸造）——匠气仍非常明显。
古印钮不仅是一种实用的装饰艺术和造型艺术，而且当时官印印钮所表现的各种形象，也客观反映了当时的不同官职；民间私印印钮则是那个时期民俗风情的真实记录。
工艺性时期的印钮
私印印钮发展到明代中期，终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已逐渐摆脱实用装饰的巢臼，朝微型雕刻艺术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一种可以独立欣赏的工艺美术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独树一帜的传统中国工艺美术，正是以中国所特有的软石印材（其中包括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文人治印为鲜明标记的。中国印章的钮式，从古铜玺的简单铸钮发展到汉代百宫的官私印钮，是因为印材使用范围的拓宽，玉、琉璃、牙角、水晶等材质的影响，民间私印捷足先登，才使印钮的形式日趋多样，而明中叶以后，也因为印材品种的扩大与优化，民间私印艺术捷足先登，才迎来了印章艺术的百花争如和繁荣昌盛。从这一点来说，印钮的发展也和篆刻艺术一样，是私印创下的伟业。
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清代印钮由于寿山田黄石的发掘与采用，以及制钮名家辈出，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使人刮目相看。这时，印钮的本意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维妙维肖的空间雕塑艺术。
明末至清乾隆年间,田黄石身价百倍,堪与上等的自玉比肩。除了纯净温腻的特色之外，其特有的黄色亦恰为世人所重，所以不仅民间喜爱收藏，也成为当时上等的贡品。“玉不琢不成器”，田黄在人们的心理中亦“不琢不成器”，这样，一些较小的田黄石在各名家手中就往往变成了玲珑可爱的带钮印章。现史书明确记载的制钮名家，就有康熙年间的杨玉璇和乾隆年间的周尚均。福建人向为“天遗瑰宝出闽中”感到骄傲，在那里，以雕琢、篆刻寿山石章和雕制印钮为职业的工匠，也可以说比比皆是；杨、周乃其中佼佼者，后被召进皇宫，做了宫廷的“御工”。
明、清时代，中国印钮的艺术成就主要集中于石雕形象上，这一时期的印钮制作，也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石雕艺术的一个缩影。因为它不仅充分运用石雕造型艺术重的表现手法，如圆雕、浮雕、透雕、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等，而且还在这一块块“方寸之地”，集雕刻、书法、绘画于一体，千姿百态，精巧制至，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艺术世界。印钮大致可归纳为两大类，亦即黄尝铭先生提出的钮头雕和全面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