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科举制钱权交易 作弊成风并非择优取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9:43:25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继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文官选拔制度,它始于隋唐,而废止于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为历代统治阶级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然而,由于“十年寒窗无人间,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巨大诱惑,“学而优则仕”仿佛让无数的士子文人看到了面前铺设了一条金灿灿的达官显贵之路,甚至也有贫寒子弟,历经十年寒窗之苦,最后一张考卷定终身,换得光宗耀祖一步登天的锦绣前程。于是,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然而,这世界又是趋利若鹜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何况一本万利的读书做官之道呢!这种官吏选拔制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着这样那样的漏洞,隋唐时期,科举最大的弊端在于贵族官僚的托请。考试几乎是有名无实,“请托大行,取士颇滥”。贵族官僚子弟基本垄断了科举,“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榜出,率皆权豪子弟”,没有后台靠山的寒门子弟,即使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都很难考取进士。

  唐玄宗时宠臣外戚杨国忠之子杨暄“学业荒陋”是朝野皆知的事实,参加明经考试理所当然在被“黜落”之列。但是“恃势倨贵”的杨国忠并不甘心,他对知贡举者达奚珣进行迫胁。慑于杨国忠的淫威,达氏不但不敢按实际水平判杨暄名落孙山,而且定其为上第。这成为唐代科场考试中的一桩丑闻。  

  在唐代科举考试中,一些达官显宦为了使自己的亲故、子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直接向主考官施加压力的事件比比皆是。达官贵族在科场上徇私舞弊的情况在唐代相当严重,正如后人所评论的:“唐世科举……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在正式考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胸有成竹。 说白了,就是唐代进士等科在考试之前早已经内定名单乃至名次。

  唐代科场的黑幕其实如多数朝代一般。也是有权的托请,有钱的行贿。竞争激烈的科场中,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举子为了取得功名便向主考官行贿。因此,在唐代科场中行贿丑闻时有发生。

  唐高宗龙朔(661-663年)年间,知贡举董思恭因接受考生贿赂而成为朝野议论的重要新闻之一。当时还出现的一种现象如同今日的大炒家一般,操纵考场。一些富有者专门向主考机构或主考官行贿,应试者如果不走其后门,则很难指望在科场上成功。如当时的王崇、窦贤二家势力很大,他们也对干预科举非常感兴趣:“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步’”。

  没钱没势的就只能干考场作弊最为“免费”的勾当了——身藏夹带。在唐代科场中有专门的称呼“书策”:“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九月,皇帝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考生中居然有人在皇帝眼皮底下“私怀文策”。有人还伪造堂印,传递标准答案。真有才!

  此外,就是“变身”了,请枪手。唐代有“伪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远人无亲而买保者”,有“试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其假滥不可悉数,冒名顶替在科场考试中相当普遍。

  对于科场上的作弊现象,统治者当然也要作出姿态,出台系列措施进行打击。诸如实行回避制、实行复试制、实行弥封制、处分科场作弊者等等,制度是制定了,不过在唐朝中后期,作弊现象倒是越演越烈,可见制度需要得到执行,如不也就是一堆空文。

  事实上,在唐朝统治阶级挑选人才还有另一套。那就是他们看重诗人,因为世人仰慕诗人,在这双重社会导向下,许多文人学子都把吟诗作赋当成自己入仕的敲门砖,并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风尚“行卷”。所谓“行卷”,即应试举子将自己平日所作诗文择其佳者,投呈给当时的名公巨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求其赏识,为之制造声誉,以增加及第希望的一种途径。

  李白刚到长安时,因没有什么名气,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荐给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扬天下。

  “行卷”的确曾使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崭露锋芒,同样,这种做法至唐后期却变了味,寒门士子,虽有诗卷却无处投呈,虽有文名却无人为之延誉,如晚唐诗人杜荀鹤,诗名虽高却屡试不第,只好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