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亞：因詩歌“掘墓”而“殉道”

　　1983年，《當代文藝思潮》公開發表了徐敬亞於兩年前在大學時期創作的學年論文——《崛起的詩群》。這篇詩論甫一發表便如一枚炸彈在詩壇炸響，隨后引發了一場針對這篇詩論乃至朦朧詩運動的大批判。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與此前發表的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及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被批判者們統稱為“三個崛起”。

　　作為第一屆青春詩會的成員，徐敬亞隨著新詩群的崛起而嶄露頭角，成為當時最為鋒芒畢露的詩人及詩歌評論家之一。1986年，隨著第二代詩人的重新崛起，徐敬亞再次以詩論《圭臬之死》炸響詩壇。《圭臬之死》招致了更為猛烈的攻擊，發表這篇詩論的《當代文藝思潮》因此停刊。

　　青春詩會的發起人之一王燕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一位負責人在作家、評論家、文學編輯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在最后談到培養接班人時說：我們培養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他說，那個寫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們的掘墓人嘛。這個掘墓人就是徐敬亞。”

　　1986年夏，徐敬亞發起並組織了聲勢浩大的中國現代詩大展，這是他在詩歌舞台上最后的身影。不久，伴隨第二次詩歌運動的衰落，徐敬亞與同時代許多詩人一樣，遠離詩歌，消失於人們的視線。

　　如今，曾被大肆批判的“三個崛起”作為朦朧詩運動的裡程碑，被寫入大學中文系的課本之中，作為《當代文學史》的重點篇章而廣為傳誦。那個曾叱?詩歌風雲的徐敬亞卻時而潛身商海，時而放縱山水，時而沉迷圍棋與乒乓球，淡出詩壇十余載。有趣的是，他的妻子，同為第一屆青春詩會成員的王小妮20多年來，始終堅持著詩歌創作。當一同出道的舒婷早已在鼓浪嶼成了半個隱士，王小妮仍舊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徐敬亞認為他與王小妮隻是分別站在詩歌的金銀盾牌的兩面而已。

　　以下為徐敬亞接受採訪口述記錄：

　　那一代：崛起的大學詩社

　　1976年，我開始發表詩歌。但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78年恢復高考，從工廠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在現代文學史課堂上，老師講到五四之后涌現的文學社團，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發。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我與王小妮、呂貴品等成立了《赤子心》詩社。同時還共同編輯另一本校園文學刊物《紅葉》。當時，很多大學都有自己的詩社和詩刊。

　　1979年6月，我的《早春之歌》以頭題發表在《詩刊》上。不久后，王小妮也在《詩刊》上發表了作品。當時，《詩刊》上既有新潮詩也有傳統詩。不久以后，我寫了大學期間的第一篇詩論《復蘇的繆斯》，這本來是一篇大二時的“當代文學史”開卷考試論文，一兩千字就可以通過，我卻寫了兩萬多字。

　　最初的指導教師是井繼成先生，先生看過以后，覺得這不是一篇普通的學生作業，而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系裡便轉請於正新先生對我進行指導，再后來交到時任副校長的公木先生手裡。公木看了很激動，1979年的整整一個寒假他都認真幫我修改，並推薦給了北京的“當代文學研究會”。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詩歌界的關注，我也被邀請參加1980年4月的南寧詩會，但因為沒有路費，未能成行。正是在那次著名的南寧詩會上，孫紹振與謝冕等人對詩歌發難，並最終導致了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的形成。

　　青春詩會：新詩大潮的前奏曲

　　1980年4月末，王小妮收到了《詩刊》邀請她參加青春詩會的信，我沒有收到。其實那時候15人的名單還沒有最后確定。后來，我給《詩刊》寫信表明自己也想參加。《詩刊》考慮到詩會也確實需要有個能寫評論的，很快給我發來了邀請，還委托我在詩會結束的時候寫一篇綜述。在公木先生的幫助下，吉林省作協同意為我和王小妮報銷路費。我們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車從長春到了北京。

　　我與梁小斌被安排在一個房間，他與顧城一樣，除了詩以外，任何寒暄話都不會說。來了人，他就僵在那裡。當時，誰都不出名。盡管大家的風格不全相同，但關系非常融洽，就像大學同學一樣。現在回想起來，對那次會《詩刊》做了充分准備。一到北京，每個人就發了一批早已打印好的外國詩，有卡爾·桑德堡等。后來，又請了艾青、臧克家、李瑛、流沙河、張志民、賀敬之、黃永玉等老詩人給我們上課。

　　青春詩會的最后階段是修改自己的詩稿。每個人都有輔導老師，我的輔導老師是柯岩，我記得她一邊看我的詩，一邊用她特有的演員似的腔調朗誦，一邊說：徐敬亞，你的詩寫得多麼漂亮啊。我當時覺得很尷尬，聽了也不知道說什麼好。青春詩會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使我與當時最優秀的青年詩人有了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之后，全體去了北戴河海濱。在為期一個月的會議結束前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顧城從家裡用一個小黃書包裝了一包梨，一一送給大家，以示分離（分梨）。由於我接受了寫詩會側記的任務，在眾人離京后我與王小妮多留了幾天。由於對《詩刊》的內在意圖缺乏理解，我寫的側記修改幾次也沒能通過。最后還是由我們的“班主任”王燕生執筆完成。

　　《崛起的詩群》：命運的落差

　　從北京回來后就是暑期開學，當時我正在讀大三。寒假前教師布置一個“學年論文”。整個一夏天的北京詩歌經歷，使我當時強烈地感到心裡的大量感覺往外涌。結果一落筆便一發不可收，一口氣寫了45000多字，這就是《崛起的詩群》。

　　在中文系學生會的小屋裡，我寫到興頭上，迫不及待地拉來一個同學說，來，我給你讀一段！這一次，我的指導教師直接就是公木。公木先生讓學校將論文幫我打印出來，卻對我什麼也沒說。當初，公木在看過《復蘇的繆斯》后非常興奮，曾認真地親筆做過不少批改。這一次他沒進行任何批改隻是給我評了個優秀。我知道他對文章其實並不完全認同。

　　《崛起的詩群》完成於1981年1月。寫作中的興奮很快過去，我面對的是畢業前的一系列瑣事。文章被扔在一邊，連詩社的幾位朋友也沒怎麼看過，班裡的同學更不知道，畢業后，我到一個編輯部上班，結婚、生子、編稿、出差。完全淡忘了那篇匆忙寫就的學年論文。

　　論文在手中壓了一年半以后，設在大連的遼寧師范學院學生內部鉛印刊物《新葉》寫信向我邀稿。我才想起手裡還有一篇挺長的文章。我把《崛起的詩群》找出來，寄給大連，馬上在第8期上全文發表出來。后來，編《新葉》的幾位遼師院的同學，如劉興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分配到小縣城去了。

　　1982年，剛剛創刊的《當代文藝思潮》風頭正勁。關於我的《崛起的詩群》的發表與批判過程，相當具有彼時代的典型性，當年的嚴酷，是今天的青年無法理解的。

　　2001年，退休后的原《當代文藝思潮》主編謝昌余先生在《山西文學》撰文回憶了那段往事。文章的題目是《當代文藝思潮的創刊與停刊》，文中對此有非常詳盡的史料性介紹。從那篇文章中我才知道，我的文章發表前經過層層請示審批，甚至驚動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賀敬之。1982年11月30日晚8點，作為主編的謝昌余向蘭州拍發電報：同意發稿！

　　批判如何開展？據謝文披露，有關部門負責人當時便提出了以下疑問：“第一你們准備工作做得怎麼樣？充分不充分？第二討論展開以后，你們作為一個地方性刊物，能否駕馭得了？你們的理論力量夠不夠？”

　　1983年新年剛過，發表我文章的刊物還沒有印出來，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討論”會就在北京召開。不久，長春、蘭州、重慶等地也召開了很多會議。隨后，對“三個崛起”乃至朦朧詩的批判開始了。據《朦朧詩論爭集》的不完全統計，當年，批評《崛起的詩群》的文章達數百篇之多，總字數應該有幾百萬字吧。

　　后來，由於當時一位領導將我的文章定性為“背離了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並親筆刪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兩個字，事情變得異常可怕，在基層，吉林省的“討論”力度尤其重大。之后，已經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單位領導讓我寫一篇檢討，我以為這不過是一個單位內部的檢討書，但修改多次通過后，我奇怪地發現它突然被正式發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很快，《文藝報》、《詩刊》、《文學研究》等報刊全部進行轉載。當我拿到《人民日報》寄來的稿費時，心裡感覺非常怪誕。

　　一年多以后，一個新的詩歌浪潮席卷而至。《當代文藝思潮》再次向我約稿。我於是寫了《圭臬之死》一文。誰料這篇文章竟導致《當代文藝思潮》最終停刊。

　　對我的批判時間大約隻進行了一年左右。形勢很快逆轉，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沒有任何任務的差，在全國旅行了一個月。1985年新年剛過的1月3日，我一個人乘火車離開長春去了深圳，從此告別了吉林。

　　口述：徐敬亞

　　採寫/新京報記者張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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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敬亞：1949年生於吉林長春市。1982年畢業於吉林大學中文系。1985年，遷居深圳。著有詩歌評論《崛起的詩群》、《圭臬之死》、《隱匿者之光》及散文隨筆集《不原諒歷史》等。曾主持“中國現代詩大展”，並主編《中國現代詩大觀》。

　　來源：新京報